夏立|文
第一部分
“菊与刀”的“功与过”
战后日本企业的内部治理制度，即所谓的三神器：“年功序列”、“终身雇佣”和“企业工会”，既有其文化根源，亦有其经济理性。在终身雇佣制下，被雇佣者忠于企业并提升劳动技能，是该制度造成的附带效应，而非成立该制度的决定因素。
关注智堡，特别是关注日本专题的读者，应该已从过往文章中了解过，在“失落的二十年”中日本曾经面临且困扰至今的一些问题：企业坐拥大量现金储备却不愿进行投资，加上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分化，导致婴儿潮回声一代（指生于1986-1995年间、日本战后婴儿潮的子孙后代）生育率极低，进而造成了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及萎缩。
企业及金融部门对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一拖再拖，致使经济陷入了更长的停滞。在过往文章中我们提到，在日本的经济中占有很大份额的经连会制度，是导致资产负债表修复上“拖延症”的症结之一。 本文便将从经联会制度、日本企业的“三神器”以及战后日本企业内部治理制度的起源等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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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富强的是谁的国？
维新中，日本的国家权力转移到了新生权贵手中，资源分配向与政府勾结的财阀倾斜，现代化与工业化得以加速的同时，财富停留在财阀和政府的手中，滋生了内部问题。
在上一篇的概述中，我们提到这一系列的起点将从作为近代日本历史发端的黑船事件开始，也提到了武士阶层的终结及财阀的兴起。当然，日本的现代化并非一蹴而就，国家的转变虽然方向上顺应着历史的潮流，但是国家并非一个“理性的个体决策者 (unitary rational actor)”, 国家转变的进程，必然受到国家中既有的权力结构及权力分配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第二第三篇将讲述在日本近代化中举足轻松的财阀家族的故事，结合当时日本的历史背景，权力分配，政治制度和经济政策，来叙述财阀从明治初期创立产业到二战时期企业被“收归国有”的故事。
在本篇中，我们将讲述： 明治维新时，国家权力从幕府转移到了维新的权贵手中，革新政策强化了权贵对国家资源的控制，政治制度则固化了权贵们分配国家资源的权利。通过剥削农业扶持工业，资源分配长期向与政府权贵勾结的财阀倾斜，日本加速了现代化与工业化的进程。 但是在私有产权制度的保护下，创造出的价值绝大多数停留在财阀和政府的手中。 但国家层面上分配的问题最终导致了内部问题的滋生，在明治宪法下权贵们有着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底层民众改善生活的唯一手段是加入军队获得国家财政的供养。 一战后世界各发达国家纷纷进行政治制度改革赋予广大人民权力，日本所谓的“大正民主”却仅仅迈出一小步，少数元老手中的政治权力开始逐渐分享给了新兴的资产阶级政党。 但只服务少数人利益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尖锐的内部矛盾，继续扩大对外战争侵略整个亚洲，成为了权贵们纾解内部矛盾的手段，却也成为了底层民众唯一的希望。 当对外扩张的“希望”就在眼前，军国主义狂飙的油门就再也不会放松，政府一切试图控制行进速度的行为都被视为叛国，在二二六和五一二的血泊中，资产阶级政党彻底失去了政治权力，取而代之的是顺应人民需求的军部的权力。 这时追求私利的同时带来经济增长的财阀，与符合经济理性的企业治理制度，则不可避免的和追求总体战，将全部资源投向军备的狂热军部发生了冲突，在“财阀偷走了国家的财富”的指责之下，被军队绑架的政府彻底放弃了财阀和其企业治理制度这一价值创造的工具，全面走向军需指导一切的统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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