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科举史上的文探花陈伯陶

　　导读：陈伯陶是东莞科举史上的文探花，因陈伯陶声名显赫，陈氏家族名声大振。为勉励陈氏后人昌盛大业，广东陈氏族人合资兴建了合族大宗祠——陈氏家祠。陈氏家祠建成后一直作为子弟读书办学的地方，故又称"陈氏书院"。又因其具有南方建筑的鲜明特色，被誉为"岭南建筑艺术的一颗明珠""百粤冠祠"。

东莞科举史上的文探花陈伯陶

陈伯陶书父母墓志铭（王晓强供图）

　　陈伯陶（1854—1930），号象华，凤涌人，光绪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殿试获一甲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文渊阁校理、武英殿纂修、国史馆总纂。光绪二十一年（1895），出任云南、贵州、山东乡试副考官。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携眷南归。翌年二月，闻慈禧太后挟光绪帝逃奔西安，他从东莞起程赴西安"从驾"。庚子和议之后，伯陶随帝后还京。此后，曾任南书房行走、江宁提学使等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派往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在南京创办学习外国语的方言学堂并创办，招华侨学生至南京攻读。光绪三十四年（1908），任江宁布政使。宣统二年（1910）五月，见朝局日非，告养母归。次年，出任广东省教育总会长。 1911年九月，革命军攻破广州，伯陶逃往香港九龙。民国二年（1913）2月，移居九龙官富场，署所居曰"瓜庐"，在港与赖际熙等人创立"学海书楼"，开坛讲经，振兴国学，潜心著述。陈伯陶好学深思，多才多艺，精通词翰书画，旁及医术、地理、经济，终成《儒林》、《文苑》两传。其著述甚丰，有《孝经说》、《胜朝粤东遗民录》4卷、《宋东莞遗民录》2卷、《明季东莞五忠传》2卷、《袁督师遗稿》3卷、《增补罗浮山志》5卷、《东莞县志》98卷附《沙田志》4卷等，尤以《胜朝粤东遗民录》和《东莞县志》最有价值。

陈伯陶创办的暨南学堂

　　杨宝霖在《张其淦和他的诗》一文中说："清末民初，东莞学者，同时齐名者有二，两人都是晚清进士，辛亥革命后都不仕民国，以遗民自处，一个遁迹九龙，一个隐居上海；二人友情笃深，都以诗文名于当代；在整理、保存、流布乡邦文献方面，都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张其淦和陈伯陶。"在社会的转型时刻，往往也是人们思想意识发生重大转型的关键时刻。清末民初剧烈的社会动荡其实远不亚于殷周革命，作为遗民的陈伯陶或多或少沐浴了旧王朝的恩宠，对旧朝廷存有的眷念之情，一方面体现了长期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的文化精神的延续性；另一方面，从品行、操守层面而言，其中又何尝不是传统文化因素在人的人格上的守望与坚持。与那些见风使舵的无所节操的人物相比，遗民心目中的那个旧王朝更像是旧文化所依托的载体，其内心深处浸透着的那种文化情感的积蓄可以理解为一种文化怀念的悲悯的表达，也能感受到他们在文化震荡、文化转型中的精神守望。在陈伯陶的著作中，《宋东莞遗民录》和《胜朝粤东遗民录》是情感寄托最深的了。陈伯陶表彰明代遗民，以激励清朝遗老，借古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

陈伯陶所纂的《宋东莞遗民录 胜朝粤东遗民录》

　　陈伯陶的家庭对其思想影响是巨大的。其父陈铭珪（1824一1881），家世务农，曾就读于粤秀书院。早年师从梁廷楠，并与谭莹、陈遭、李文田等过从甚密。然科场不顺，仅考中咸丰壬子（1852）副贡，居莞城榜眼坊十九巷，以家居授徒为生。《东莞县志》称其"性廉静寡欲，好山栖"。中年之后隐居罗浮山并修筑酥醪观和梅花仙院，日与门人弟子读书其中，著述外兼以诗自娱。酥醪观属道教邱长春的全真龙门派，陈铭珪参考诸史和道教资料，著有《长春道教源流》八卷，深入探讨道教对社会和个人的巨大作用：其一，道学有助于道德的自我完善，"长春之学深有得于道德要言，而无炼养服食符篆攘禧末流之弊。"对普通人，它可以"定其神而养其生"。其二，道学"非尽无为也，特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史迁以为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也。""上之人苟尊礼之而受其至言，又未尝不可推演常善救人之心措之于天下，盖有儒术所不能逮而道教足挽之者。"（《长春道教源流·自序》）科场的不得意，陈铭珪转求道学，向山林，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在他的诗歌中常常流露："洗尽尘机意豁然，厌从人境问桑田。无为足证逍遥道，知命长完自在天。瑶草琪花云外洞，芒鞋竹杖地中仙。罗浮此去无多祝，一个峰头住一年。"（《送李园园归罗浮》）

陈伯陶行书

　　对传统的中国文人而言，面对空前的文化震荡、文化转型，精神上的痛苦几乎成了他们精神状态的主流，遗民之为遗民，当"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在历代遗民中，"有所不为"大概都体现在与当道者的不合作。因此，自我放逐于"当世"之外，近乎是以生为死，并具有原型意义而为一代又一代的遗民所世袭。

　　晚清遗老也不例外，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他们虽不满于新而龟缩到传统，但大多进行了独到的文化坚持，他们在悲悯声中孕育出空前的学术生机。也许正是这份守望，使得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却并没有造成文化的荒芜。被郭沫若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在诸多学术领域都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传统的重要莫基人，即便是保皇派的前清遗老如沈曾植、陈三立、罗振玉等，其学术上亦颇具创新意识，决非是所谓"清学殿军"所能简单概括的。

　　整体上讲，晚清遗民的文化成就主要集中在文学、史学、方志学、目录学、文献学、文化出版等方面，他们集道统担当、学统承续与文化整理等职责于一体，凭借自身雄厚的学术功底，开启了新的学术风气，不自觉的实现了传统文化、学术文化的承启。陈伯陶对乡邦文献的发掘与整理尤其值得关注。

陈伯陶等纂修的《东莞县志》

　　首先，对岭南尤其是东莞历史文献发掘、整理、保存、流布等方面作出了贡献。清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化高压政策，文字狱之风盛行，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余年的查禁销毁，明末史料及明代遗民的著作荡然无存。被人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几本书，由于年代久远，如凤毛麟角。陈伯陶通籍后，曾师从顺德藏书家李文田，"亦好收明清间野史，及万历后诸家奏议别集。"（伦明）他广为搜罗，多方钩致，从方志、史乘、族谱、专集中剔抉爬梳，辑成明代遗民三百一十二人传记。凡前人记载有误的，详细考证，以按语示之。保存了不少明末清初史料，为今天研究明末清初广东的历史、文化提供重要参考。（杨宝霖）陈伯陶辑刊《聚德堂丛书》（陈伯陶室名"聚德堂"），收入其父子及族人著作共十二种，《宋东莞遗民录》和《胜朝粤东遗民录》即录入其中。族人著作中，有陈琏《琴轩集》，原作三十卷，遗稿散佚，后由作者玄孙蒐集付梓，此本从中钞编为十卷，其己见《图书集成》诸书者不再录补。还有世称"东莞学"的陈建著作三种：《学蔀通辩》详述"明朱陆早同晚异之实，明象山阳儒阴释之实，明佛学近似惑人之实"。"于朱陆二家同异之考尤极精详。"（陈伯陶跋）陈伯陶以所得稿本与东莞旧刻本互补而成；《治安要义》和《拟古乐府通考》均据作者玄孙重刻本付梓，其中《治安要义》"任官议"后有缺文，但无从校补，《拟古乐府通考》诗中有讹脱，陈则从所得何燕泉音注本加以校正补充。丛书中《陈献孟遗诗》和《悬榻斋集》原本均失，是采集各书汇钞而成。《陈献孟遗诗》作者陈阿平，有《钵山堂集》收入《四库提要》，《悬榻斋集》作者陈履，是浮邱诗社同人，同为当时所推重。各书后多附有辑者陈伯陶所写跋语，说明版本由来、校补情况等，对后来研究者大有裨益（谭赤子）。

陈伯陶晚年与友人合照于香港

　　其次，《东莞县志》集众家之大成，居功至伟。东莞志自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陈庚创《宝安志》以后，经明代庄恭、陈琏、卢祥、刘存业、谢邦信、张二果，清代李作楫、周天成、彭人杰等人修纂，日趋完备。但或因陋就简，或语有避忌，都瑕瑜互见，珉玉杂陈，不当人意。1915年春，陈伯陶应邑人叶湘南之邀，在九龙设修志局，用东莞明伦堂经费，组织乡贤黄芗池、钟碧峰、徐铁俦、陈少莱、苏选楼、陈莲伯、黄耆封等数十人，修成《东莞县志》，"阅六载方成，凡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并附《沙田志》四卷。对东莞明伦堂的地产—万顷沙六、七百顷沙田的缘起、历史、管理、用途等作了详细的叙述，给后人留下珍贵的资料。东莞志书，以此为最，体例仿阮元《广东通志》及近代南番诸志，但远出邻县志书之上，成为东莞人民珍贵的文化遗产。

孙中山为陈伯陶题词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境遇里，文化遗民人生孤独的情景伴随的是生动的文化创造，他们在学术文化的天地里找到了一个相对广阔的生存空间，从这个层面上讲，晚清遗民决非是完全意义上的寂寞与孤独，他们与"故国"、"新朝"和历史之间都有着生动、丰富、多种多样的联系。在社会文化转型之际，自觉地承担着"承启"的历史使命。今天，我们回顾东莞的文化传统，陈伯陶所塑造文化影响力与穿透力是无法回避和抹杀的。虽然他们永远也跳不出"旧朝"的自我界定和"旧文化"的传统情结，但他们的生存意义却恰恰在"新时代"和"新文化"里获得了明证。

　　（文：田根胜 图：来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