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实施，探索变法失败的外因和内因

北宋仁守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王安石从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调为度支判官。度支是古代官署名，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故名。

宋代，度支使与户部使、盐铁使，总领全国财赋，合称三司使。度支使下设有副使、判官等。其中判官，以朝官以上曾任转运使、提点刑狱者充任，佐三司使、副使分理三司事务。三部判官，一般设员三人，从六品。

从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被委派任扬州签判起，在大宋朝基层干了16年的公务员王安石，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中间短暂入京任集贤校理、群牧判官 ）常州知州后，终于成了京官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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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入了京，到了天子脚下，虽然自己过去说过“金谷之事，平生所不习”这样的话，然而现在做了度支使下的判官，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眼下的工作性质，决心在其位谋其政。

从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赵匡胤陈桥兵变，建立宋朝开始算起，到王安石从地方官调入京城汴梁，将近百年时间。

此时的北宋王朝，百病缠身。

三冗危机

宋太祖赵匡胤的天下是从孤儿寡母那里抢来的，赵匡胤终其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怎样限制大臣的权力，尤其是武将。“杯酒释兵权”后，能征善战的将领都遣散回家，地方的精锐都调入京师，归皇帝直接控制。

为稳定社会秩序，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侵，宋初实行“养兵”之策，形成了庞大的军事体系；同时为了防止武将专权，实行“更戍法”，使得兵将不相习，兵士虽多但不精，对外作战时处于不利地位。军队、官员的激增导致财政开支的增加，使得本就拮据的政府财政更加入不敷出。

为了防止官员权力过大，官员的权力拆解开，实行一职多官，以前一个官员管的事现在由几个人担任，彼此制衡。官僚系统庞大，办事效率不高，增加政府的财政支出。同时由于大兴科举、采用恩荫制、奉行“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的笼络政策，导致官员多贪恋权位，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

除了以上冗兵、冗员外，再加上统治者大兴土木、修建寺观等，形成了“冗费”，三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积贫积弱”的局面的形成

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除了缴纳名正言顺的“两税”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加之连年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百姓苦难，各地怨声不断。农民由于没有生路，纷纷揭竿而起。从开宝六年(973年)开始，各地农民反抗就连绵不断，至庆历七年(1044年)，计达十余次。

外敌的侵扰给北宋政权带来巨大的生存压力。北宋建国以后，就与东北边境的契丹族和西北边境的党项族连年发生战争，由于北宋政治腐败和军队软弱涣散，虽然耗费了巨额的财力和人力，但每每以失败告终。

自从宋太祖和宋太宗对契丹之战失利后，朝廷再也不思积极的国防政策，而是一味当驼鸟。到了真宗、仁宗、英宗朝，面对西夏和辽的进攻和侵犯，更是一辈不如一辈，屈辱求和，每年赐给西夏银、绢、茶等大量财物，对辽也增纳岁币。这也极大增加了国家财税开支。

终宋一朝，“积贫积弱”成为人们评价最多的一个词。

宋朝的前几任皇帝也不是不思进取，为了挽救危局，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富弼为执政，开始以整顿吏治为主要内容的“庆历新政”，仅进行了一年时间即告失败，原因是整顿吏治动了权贵们的蛋糕，在他们大力反对下，改革失败。

02

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去世。宋仁宗无子，宋太宗赵光义的曾孙，商王赵元份之孙，濮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曙被宋仁宗收为养子，在仁宗死后继位，是为宋英宗。

赵曙鉴于仁宗以来的弊政，即位后向执政宰辅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提出了裁救积弊的问题，还下诏将各品级官员的转迁年限加以延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冗官”现象给朝廷财政造成的压力。

然而英宗身体一直不好，加之当皇帝时间又短，执政大臣们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开始变得不思进取，守旧保守起来。

（宋仁宗）

治平四年正月八日（1067年1月25日），赵曙因病驾崩于福宁殿，享年36岁，英宗仅仅当了4年皇帝。英宗死后，长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赵曙执政时，封桩库、左藏库等国库空虚。以治平二年（1065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银两，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银两，入不敷出。可以说，“三冗 ”情况更加严重，大宋依然危机四伏。

再说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调为度支判官后，他对自己入仕以来的所见所感，亲历的种种社会积弊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的分析，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

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

（宋神宗）

在这篇万言书中，王安石第一次将矛头对准宋朝长期奉行的“祖宗之法”，抨击重文轻武的国策，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这篇文章后来被视为王安石变法的最早的蓝本，有些主张，成了他后来变法的核心理念。

然而，当时的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因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在位时期，屡次征召王安石赴京任职，他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王安石在上仁宗疏未被采纳不久后，写了诗歌《明妃曲二首》，其中之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诗歌其一中的诗句“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和其二中的“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让人总联想到，这位“明妃”，明写王昭君，其实写的是他自己。

这首诗成了王安石的诗谶。

03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第二年改元熙宁。这位时年仅20岁的皇帝，做太子时就对法家的“富国强兵”有极大兴趣，一当上皇帝，有了展示的机会，开始“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续资治通鉴长编》）准备大干一番。《宋史·神宗纪赞》说：“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大有为。“

宋神宗久慕王安石之名，继位不久，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跻身执政之列。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极表赞同。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从熙宁三年（1070年）变法正式实行，中经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王安石罢相，最后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为止，王安石变法一共前后经历15年时间。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经过王安石变法，以上两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富国”的效果是十分显著，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宋史》云：“熙宁、元丰之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岁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

《文献通考》记载：改革前的国家税收，景德时为6829700石，皇佑中降到338457石，治平中回升到12298700石，而改革后的熙宁十年(1077年)剧增到52101029石，即使与治平时相比也增长了4倍。中央积蓄的钱粟，“数十百巨万”，作为户部的经费，“可以支二十年之用”，这个变化实在是巨大的。

“强兵”诸法的实行，初步改变了宋朝“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现状，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变法进行中，王安石支持王韶心复熙河地区，形成了对西夏的包围，抑制了西夏的发生壮大。

然而，殚精竭虑，以身许国的王安石却以变法失败而告终。变法引发了北宋剧烈的党争现象，从南宋开始，甚至大多人认为北宋亡于王安石，从而落下千古骂名。直到梁启超写作《王荆公》，才为王安石及其变法翻案，正面评价了王安石的贡献。

而变法具体过程和实施时的流弊不断、争议不息、强推变法扰民、聚敛害民、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也是被时人和后来人垢病的主要原因。

但在我看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还有最根本的内因和外因。

王安石并不是一个空想家，也不是一个空谈家。他有理想，有追求，以身作则，能够实干。“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五十九·神宗皇帝·王安石事迹上》：三月己未，上谕王安石曰：“闻有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曰：“不闻。”上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谓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专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尝有此?已别作策问矣。”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

王安石正是以这“三不足”的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以下为王安石变法时主要新法的实施时间：

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颁农田水利条约。

熙宁三年（1070年），颁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改革科举制度；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

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行免行法。

现在以青苗法为例来说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外因。

青苗法内容：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给农民贷款、贷粮，每半年取利息二分或三分，分别随夏秋两税归还。

作用：大大增加了政府收入；限制了高利贷对农民的剥削，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

局限：强制农民借贷；利息偏高，农民负担依然沉重。

王安石在鄞县做知县官试验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效果不错，既解决了贫困农民的青黄不接时的燃眉之急，又打击了豪强地主的高利贷盘剥，官仓中的陈粮也得以解决。

然而当他将此法推向全国，同比例放大，却实行不通了。因为一县之情和一国之情没有可比性。

乡农们去申请青苗法的贷款，为了填写申请书，就要花钱请书吏；再拿到衙门去申请，碰到贪官污吏，中间不知要花多少打点费，而且贷款多少完全由官吏写。据史书记载，虽然变法规定的利息是二分，但经过中间贪官污吏的层层盘剥，最后贷款农民要返还的实际利息，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比高利贷还要高许多。于是逼得农民宁肯“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去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利民之政”变成了“扰民之举”。

其二，在鄞县这样做，王安石一切可以自主，亲自推行。放到全国这样做，王安石没有分身之术，还得指望下面的执行官吏们，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这些人有的是办法对付上面的人。所以各地实行起来五花八门，为所欲为。

其三，王安石在鄞县实行青苗钱主要是为了助贫扶困，而变法后的青苗法则是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实际上是国家行为的高利贷制度，得不到全民拥护则是肯定的。

同推行青苗法一样，其他新法推行过程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弊。

现在说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内因。

综观王安石变法的全过程，可以看出，王安石变法从开始到结束，成功失败全系于宋神宗一个人身上。皇帝会死会换，而造福于大众的改革大业却不能半途而废。中国历史上，“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例子不胜枚举。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曹太皇太后（仁宗慈圣皇后）、高太后（英宗宣仁皇后高滔滔）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王安石极度悲痛。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等到自己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全面废除。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享年66岁。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以下两点：一、脱离实际、不顾国情的变法，最终会成为“空想”；二、任何剧烈社会改革，不能寄托于一人之身，必须成为全民共识并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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