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陈建华：墨子“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 文化内涵及对现代职业教育的启示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在《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中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受陈氏这一学术思想的启发，我们在这里对《墨子尚贤》篇中“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三句进行词义学上的寻根溯源和引申阐释，也可算是为墨子研究做一点“文化史”的工作。

该篇原文为：“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译成现代白话文，即是：“何况有贤良的才士，具有敦厚的德行，善辩的才能，广博的道术，他们无疑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助。”这是墨子对“兼士”的培养所提出的人才标准，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极高概括性，且其内在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值得我们认真探究。

一

“德行”是中华传统育人文化的结晶，它体现为内修与外饰的完美统一。

从文字学角度说，“德”在金文中写成“悳”。“悳”是“直”的分化字，眼睛所看的正前方是“直”，故沿正道直行的人为“有德”之人。“直”下字加“心”，就与人走路时的意识、动机、心意有关。有德的人，内外相得，故《说文》心部云：“悳，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

中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道德的建设。《尚书召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书康诰》：“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认为王者有高尚的道德，是其能保持长期统治的重要基础。

春秋以后，“德”的含义进一步丰富，《左传文公元年》：“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以“忠”、“信”、“卑让”为道德之正；《左传文公十八年》进一步指出以孝、敬、忠、信为“吉德”，以盗、贼、藏、奸为“凶德”，给“德”的内涵作了具体的分类；主张“德治”的孔子，在对“德”的内涵作进一步论述中，又区分出“大德”与“小德”，“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

“德”与“行”相组合，形成“德行”，指的是个人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中华传统文化无不以“德行”作为人之最高标准来衡量。作为“中华文化之源”的《周易》，在卦爻辞中多次出现“德行”，如“议德行”、（《易节》）“存乎德行”、（《易系辞上》）“君子以常德行”、（《易坎》）“德行常易以知险”、（《易系辞下》）“德行恒简以知阻”（《易系辞下》）等等。其中，《周易节卦》的论述最具代表性：“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该卦阐述“节制”的主题，以为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是“节”，即做到“中行有度”。顺应这个规律，人类社会就能持续、顺利发展。该卦由自然引入人事，落点于“君子修身”上面，认为君子有了“俭以养德”、“克己复礼”的节制，就能得中并通行无碍。孔颖达疏：“德行，谓人才堪任之优劣。”“德行”成为判别人才优劣的最高标准。

儒家的创始人的孔子更强调“德行”的重要价值。《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在孔子眼中，“德行”居首，“言语”、“政事”、“文学”居后。孔子认为其众多弟子中，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在德行表现方面最为突出。

作为中国“诗歌之源”的《诗经》，也多对“德行”多有赞颂。如《诗大雅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觉”念ɡ，为“梏”的假借字，训为“大”、“正直”。据考证，《抑》诗作于卫武公晚年，作者目击时弊，作诗自儆，兼刺王室，宛转表达对周王朝黑暗腐朽政治和对贵族王室的不满。在该诗里，出现“德”字的句子还有：“抑抑威仪，维德之隅”；（哲人威仪，周密严正，内有美德，外有端庄之容。）“颠覆厥德，荒湛于酒”；（道德品质被败坏干净，沉湎于酒池肉林。）“辟尔为德，俾臧俾嘉”；（发扬你的善德懿行，使之尽善尽美，品格端正。）“温温恭人，维德之基。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谦恭之人，温和宽厚，是道德的基础本原。他若是圣哲之人，告诉他古人的善言，他便会遵循实践。）诗人敏锐地看到：社会的“失德”，将会使民风败坏，政纲沦丧，社会失序，最终丢掉政权，故在诗的最后，诗人警告道德沦丧的统治者：“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你的品德邪僻不良，你使庶民大大遭殃。）

作为在先秦时期与儒家一样处于“显学”地位的墨家，在道德的理解和宣扬上与儒家不谋而合。《墨子》谈及“德行”有三处，《尚贤上》：“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尚贤下》：“使不知辩德行之厚，若禹、汤、文、武，不得加也。”《大取》：“德行、君上、长老、亲戚，此皆所厚也。”第一处的具体指向为“士”，第二处的具体指向为具有最高德行的古代禹、汤、文、武圣王。第三处认为君上、长辈和亲戚为道德之所厚。可见“士”、“圣王”、“君上”、“长辈”、“亲戚”等是《墨子》所认可的“德行”体现者。计《墨子》一书出现“德”共34次，除以“德”指道德品行之外，还有“德音”指天子诏令，“德庸”指天子功德，“德威”、“德明”状“以德为本”之人的尊严与贤明，“德义”述美好的德性和符合正义的行为等等。

《墨子》不断强调“行”的重要价值。《经上》：“行，为也。”《经说上》：“志行，为也。”“为”即“不断做事”之意。又《经说上》：“所为不善名，行也。所为善名，巧也，若为盗。”清代著名古文字学家王引之解释为：“言所为之事不著名，是躬行也；所为之事著名，是巧于盗名者也。意即所做的事不是为了出名，只是觉得合适就做下去。至于为了出名而去做事，那就是欺世盗名了。又《尙同上》：“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兼爱下》：“今若夫兼相爱，交相利，此自先圣六王者亲行之。”认为国君是一国的仁人，要学习他的善言和善行。对于“兼相爱”和“交相利”，古代的六位圣王都是开始亲自践行的。《公孟》篇举了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四人的行事为例，说明“此四君者，其服（服饰）不同，其行一也。翟也知行之不在服（服饰）也。”可以看到，墨子强调的“行”，其实就是强调“道德的实践”。《公孟》篇里，记载了告子与墨子的对话，告子说：我能治国为政。墨子说：为政就是口言之，而身必行之。如今你口能言而身不能行，这是你不能治身。你不能治身，怎么能谈得上治国呢？

“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耕柱》）在墨子看来，凡是能说得到做得到，才是高尚的；说出来做不到，就不是崇高的。显然，出身于小生产者阶层的墨家，比起其他学术流派来，更重视以行为先，不说空话。

墨子的重“行”，尤其体现在对身教的极其重视。《墨子修身》：“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名不徒生，而誉不自长。功成名遂。名誉不可虚假，反之身者也。”墨子认为：君子只有为人垂范，率先修身，才能教育别人。一个人只有实实在在地践仁行义，做出榜样，在下者就会闻风而动，达到孟子所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的境界。

中国哲学注重“行”、“知”结合。如《左传昭公十年》：“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荀子儒效》也云：“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已矣。”明代哲学家王廷相更强调亲身“履事”和“实历”，主张“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明清之际的哲学家王夫之在《礼记章句》中批评陆王心学“以其所知为行”，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近代的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行先知后”的哲学命题。以上种种重“行”的理论，与墨子的尚“行”思想意脉相通，相互表里。

二

“言谈”具有交换信息、交融情感的重要功能。逻辑清晰、厚重有度的“言谈”，是个人内在才情与外在魅力的重要表征。

语言是灵魂的透视镜，“言谈”最能综合考量一个人的素质与能力。先秦时期，许多思想家已经看到“言谈”的魅力，尤其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一人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4】好的“言谈”，可以让一个人平步青云，也可以达到安邦定国的重要作用。

考诸文字，“言”、“谈”的意思不尽相同。《说文》：“直言曰言，从口，平声。”“言”的本义就是“说话”。同时，“言”还有“记载”、“陈述”、“学说”、“语言”等不同意义。

墨子非常重视“言”，据张仁明教授统计，全书共出现“言”字301次。【5】墨子从不同的方面阐释了“言”的意义。《经上》：“言，口之利也”；“言，出举也”；“信，言合于意也”。译成现代汉语，即言谈是口舌的功用；言语是把概念所反映的内容说出来；诚信，是指言语符合思想；《经说上》：“言，谓也。言犹名致也”；“执作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即言辞是用来称述事物的，言辞由概念联结而成；掌握所要说的话，自己的意思得以表达出来，这是心灵明辨的结果。《小取》：“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则不可偏观也。”即言语有多方面的意义，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根据和原因，不能片面地观察。

“谈”的语义相当于“语”。《说文》：“谈，语也。”段玉裁注：“谈者，淡也，平淡之语。”“谈”强调的是对话，是两人或双方的交互谈论，气氛比“讲”要平易很多。在古代，“讲”常用于交战双方的议和或实际演练的讲解，也引申为讲解某一方面的系统知识。而“谈”则是强调在和谐气氛下的谈话。即使所谈的内容是重大的，但谈论的方式还是轻松的。

墨家是很善于言谈的。他的言谈首先有着鲜明的主题，每一个主题由墨子的若干段语录连缀而成，如“子墨子云”在《兼爱》中篇出现7次，在《非攻》中篇出现7次，在《非乐》上篇出现10次等；其次是每篇的内部有着相互的联系，所有的话语成为有机的整体，其中既有自设自答，也有不经意的诘难；第三是有意识地在论说中运用形式逻辑。其《墨经》里用“类”（种类）、“故”（原因）、“誖”（矛盾）等重要的逻辑学概念，并使用了“辟”、“侔”、“援”、“推”等的论证方法，还确定了“本”、“原”、“用”等衡量言谈的是非标准。可以说，墨子丰富丰富而系统的逻辑思想，在中国逻辑是上甚至在世界逻辑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墨子认为，社会的分工应该多种多样，应尽量展现最能代表自身能力和水平的东西，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他认为，好的“言谈”，是顺乎天意的“言谈”：“观其言谈，顺天之意，谓之善言谈。反天之意，谓之不善言谈。”（《天志中》）他还认为，社会上有这么多人有好的言谈，能够帮助天子进行思考，增长其见闻，“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尚同中》）即天子德政所安抚的范围就广阔多了。墨子对“言谈”的认识，是从功利主义出发的，在他看来，“言谈”并非故意摇唇鼓舌和故作虚玄，而是要想着为国家、邑里万民的刑政治理服务：“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非命下》）《公孟》篇中言墨子的几个弟子转述告子诋毁墨子的言论，认为墨家一方面坚守仁义之道，另方面在行为上却有许多缺憾。墨子认为，尽管告子的言谈有些强词夺理，但说总比不说好。可见墨子对于言谈是持宽容和客观中立的态度，并不故意对他人进行抵制和扼杀。

三

“道术”指思想与方法的结合，学养与能力的高度统一，是人才培养的成功之路。

从字义上说，“道”的意义是比较宽泛的。“道”与“路”、“途”等均表示“畅通无阻的道路”的意思，然而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差别。据《周礼地官遂人》：“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句郑玄所注：“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路容三轨。”见出在古代，可单行一辆车的叫“途”，并行两辆车的叫“道”，并行三辆车的叫“路”。因“道”表示由此地通往彼地的大路，故与引导的“导”同源。《论语子张》中“立之斯立，道之斯行”句，就是指“老百姓需要引导，引导就能前进”的意思。又《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就是“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管理百姓”的意思。

由于“路”具有“导”的意义，故“道”被引申为社会的根本道德信条、人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事物发展的规律、宇宙万物的本体等等不同的含义。

正如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所指出：“‘道’的本义是‘路’，人行之路为‘道’。……引申为人或物所必须遵循的轨道，通称为‘道’。日月星辰所遵循的轨道称为‘天道’，人类生活所是遵循的轨道称为‘人道’。”与“道”搭配的谓语，一般是“遵”、“循”、“守”、“体”等动词。

“术”的内涵显然与“道”有别。“术”有两读音，读“zhú”音时，指的是植物。《尔雅释草》：“术，山蓟。”“山蓟”即苍术，李时珍《本草纲目草一》：“苍术，山蓟也，处处山中有之。”

“术”读“shù”音，现已成为繁体字“術”的简体，实则古代“术”、“術”二字意义不相通。“術”指居住区内部的道路。《说文》：“術，邑中道也。”《墨子旗帜》：“巷術周道者，必为之门，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墨子备城门》：“使老少不事者守于城上，不当術者。”以上《墨子》两用例，均把“術”当“邑中之街道、道路”解释。可见，“術”的含义有一部分相当于“道”。

道路是通向目的地的途径，“术”则更多侧重于可操作的层面，常用来比喻产生结果的手段。而各种技艺也是达到目的的各种不同手段，故在这一意义上，“术”又等同于“艺”和“技”（伎）。《墨子》一书中也有用“方技”的，如《迎敌祠》：“收贤大夫及有方技者”；用“技机”的，如《备蛾傅》：“守为行临射之，技机藉之”；用“树艺”的，如《非命下》：“今夜农夫之所以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此处，“技”和“艺”的词义等同于“术”。

《墨子》对“道”、“术”二字多有分用的例子，如《修身》：“守道（道德、道义）不笃，遍物不博，辩是非不察者，不足与游。”《尚同下》：“国既已治矣，天下之道（治理天下的方法）尽此已邪？则未也。”《尚贤上》：“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一种方法）也。”《非儒下》：“孔丘所行，心术（指心术不正）所至也。”

“道术”二字合用，在先秦中不乏用例。《庄子大宗师》：“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庄子天下》：“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吕氏春秋任数》：“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得乎道术乎！”《庄子》的两个用例，前指“道路”、后指“学术”、“学说”。《吕氏春秋》的用例，主要指“治国之术”。

《墨子》以“道术”二字合用共有3例，如《非命下》：“今贤良之人，尊贤而好道术，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赏，下得其万民之学。”言现在贤良的人喜好治理国家的道理和方法，上得到王公大臣的赏赐，下得到百姓万民的称誉。《非儒下》：“夫一道术学业，仁义也。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言把道理与方法、各种的学问之事都统一于仁义，从大的方面可以治理百姓，从小的方面可以任用官员。《尚贤上》：“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言善于言谈巧辩，具有广博的学说和很好的方略。

归纳墨子的以上三个用例，足见“道术”的含义，即今之“道理”与“方法”、“学说”与“方略”，它与墨子所要求的人才培养目标是完全一致合的，即要培养广博知识视野、过人行为能力、德行兼备的能为他们所用的“兼士”。

汉代之后，道教盛行，“道术”一词的意义随之发生重大变化，以之指代占卜、符箓、祈禳、禁咒、炼丹等各种“方术”。于是“道术”遂演化为一种求仙成道的神秘文化，有关“方术”的这些内涵，因不产生于先秦，故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

四

“德行”“言谈”“道术”是人才培养的三个重要方面，相互联系，环环相扣，体现为高度、美度与广度的有机统一。

“德行”、“言谈”、“道术”——作为一个士人应该具备的三种素质，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并列的关系，这种关系又显示其非常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德行”为立人之基，“言谈”为沟通之媒，“道术”为养身之技。

墨子以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表达方式，用“厚”修饰“德行”、用“辩”修饰“言谈”、用“博”修饰“道术”，让人读来，朗朗上口，印象深刻，且深感文理绵密。“厚乎德行”的“厚”，本义指山陵的土石既深且厚，此处与“德行”相配，即具有“敦厚”、“崇高”的意涵；“立德树人”，“德行为首”。人的培养中，道德品质始终放在首位。古人有所谓“人生三不朽”之说，放在第一位的是“立德”，其次才是“立功”，再次才是“立言”。

“辩乎言谈”的“辩”，就是要善用言辞，更好发挥口辩的能力。“辩”为形声字，“辩”从“言”，“辡”为声。《说文》：“辡，罪人相与讼也。”即“辡”有罪人相互争论和罪责的意思，“辡”中间加上“言”之后，则去除“罪人相责”之义，保留了各执一词相互论争之意。能“相互论争”，即是“善于言辞”。《墨子公孟》篇有“今告子言谈甚辩”一句，用意同此。故陈焕镳先生《墨子集诂》引尹桐阳《墨子新释》云：“‘辩’，同‘諞’（piǎn）、‘便’，巧言也。”“諞”的本义，即很会说话，善于言谈。这一训释是得当的。

关于“博乎道术”的“博”，《玉篇》云：“博，广也。”虽然“博”和“广”意思相近，但“广”侧重于长度，往往用来形容建筑物的宽大。而“博”则表示数量多、方面广、范围大，如博学、博览、博闻等等。至于“道术”之义，已有解释，此不赘言。

时间过了二千多年，今天读墨子“厚乎德行”十二个字，仍觉胜义迭出，回味无尽，足见其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作为高等职业院校，对学生的培养，“明德”仍然居于首位。《大学》篇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的遗训，永远不会过时。其次，高职院校的学生，不能只是培养其成为一种“工具的理性”，因为那仅仅是“半个人”；而是要培养他们成为既有理性素质，还要有感性素质、情感素质、身心素质的一个“全人”。因此，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及对事物和现象的审美判断力，就成为我们在推进人文素质教育中无法绕开的重要话题。更为重要的是，高等职业院校培养的学生，还要落在“特色”上，这个特色，就是其“职业性”和迥异于其他类型学生的很强的动手能力。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墨子以上十二个字确实给我们很好的启示，即：人的培养既要有“道德”的高度，还要有“言谈”的美度、“道术”的广度。这里既有道德的，也有才识和能力等等方面的。可以说，墨子对于中国的职业人才培育，在理论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