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 1949：废名“上书”

钱理群，一生裁为四截。前二十一年，算是入世前的准备，1939年出生重庆，在南京读小学、中学，在北京大学亲历反右运动；中间十八年，在边远地区贵州安顺小城中等专业学校教书，在社会底层经历了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1978年重返北京，与北京大学青年学生、同代友人一起，风风雨雨二十四个春秋，并写有多部研究周氏兄弟和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著作；2002年退休后五年，又回归中学和贵州，关注语文教育、西部农村教育、地方文化研究和青年志愿者运动，同时从事现代民间思想史研究。八十载的生命，和两个空间——贵州与北大，一个群体——中国的年轻人，建立了血肉的联系，其主要连接纽带，则是鲁迅。

1949年4月1日，废名写完《一个中国人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后欢喜的话》，在文前郑重写上“献给中国共产党”几个字，托时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董必武转呈最高层，因其在武汉读中学时董在当地任教，与之相熟。是为废名“上书”。这是 1949年及其后知识分子与新政权关系之中，一个并未引起注意（无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历史叙述）的“事件”。现在因《废名集》的出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编者据其手稿收入，这才引发研究的兴趣。

我们的讨论，要从五个月前，即 1948年 11月 7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今日文学的方向”座谈会说起。与会者有废名、沈从文、朱光潜、冯至等著名教授。讨论的中心，看起来是一个老问题：文学与政治、文学家与政治家的关系。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经兵临城下，即将实现政权的更迭，问题就变得“很实际”，也很尖锐。

沈从文接连发出三问：“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如有人操纵红绿灯，又如何？”“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这就涉及如何面对新的政治权力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指导，即以后成为决定共和国知识分子命运的领导问题。沈从文承认“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他的问题是：“但是能否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他如此坦承自己的矛盾：“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这大概就是在几个月以后的 1949年 3月 28日（即废名上书的前三天）沈选择自杀的内在原因。

有意思的是废名的态度：他没有沈从文这样的矛盾，他似乎更有自信。他在座谈会上反复强调：“一个大文学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天才、豪杰、圣贤”，“三者合一乃为超人，不与世人妥协”；“文学家必有道，但未必为当时的社会承认”；文学家是不会服从“规矩”的，“你要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它”；“文学家都是指导别人而不受别人指导的。他指导自己同时指导了人家”。他还说：“中国文学史上确实有第一流的文学家是听命于政治的。如忠君的屈原、杜甫，但仍能在忠君之余发挥他们的才能”，“文学的界限甚宽，别把这些看得太严重了”。

或许正是这样这样的自信，在新政权建立以后，他依然坚持“以我为主”，用自己的立场，观念，眼光去看待与对待新政权，既主动寻找共同点，也不回避不同意见和担忧，进而产生要主动谏言，以试图影响新政权未来发展的愿望：这就是他迫不及待地“上书”的缘由。

“上书”，恐怕是中国的传统，有史以来，每朝每代，下至黎民百姓，上至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都有人上书官府朝廷，反映社会问题，表达国策见解，“策论”于是成为特殊的文体。自科举制兴，更是以策论录取人才。新中国成立以后，也不断有人（农民、干部和知识分子）“上书”。“上书”和以后我们会逐一讨论的“检讨书”、“汇报书”、“大批判文章”等，一起构成了当代前二十七年间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言说文体：这本身就是很有意思的。

一、“得之矣”的欢欣：认同与拥戴

废名的上书是从“自述开卷有得”说起的，即他并不急于谏言，而首先大谈他阅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心得；谈心得又很少涉及《新民主主义论》的文本，其实是借机谈题外话：自己的一贯追求，对新政权的观感，心情，等等。这其实是废名惯用的笔法。周作人早就总结过，说废名的文章的好处，在于“情生文，文生情。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大约总是向东去朝宗于海，他流过的地方，凡有什么杈港湾曲，总得灌注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再往前去，这都不是他行程的主脑，但除去了这些也就别无行程了”。这也是周作人的笔法，即所谓“以不切题为宗旨”，抓住一个题目，作自己的文章。

废名的这篇上书，就是如此：尽管他的“题意”或行程的“主脑”是要谏言，但他先要痛快淋漓地表达他的“生文”之“情”。什么“情”呢？文章一开头就急不可耐地说了：“我读完了毛主席《新民主主义论》之后，情不自禁，同时也义不容辞，要来贡献出我的刍荛之见”，“我读了《新民主主义论》，识见上得了好大的进宜，心情上得了好大的欢欣”。“欢欣”什么呢？他在下文有交代，就是在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后，他懂得了中国共产党，而“在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我则欢喜若狂，（在另一处废名则描述为‘不觉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要如希腊的学者一样要喊：‘得之矣！得之矣！’”。

那么，他“懂得”并认为终于“得之矣”的是怎样一个中国共产党呢？也就是说，废名究竟在哪里找到了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共同点，从而达到了心的认同呢？——其实，表达对新政权的认同与拥护，也是“上书”的题中应有之意：废名并没有走题。

废名从自己的“亡国之痛”说起。他谈到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立之前，他都心怀疑惧，即所谓“杞天之虑”：他发现“抗日战争最后胜利是假的”，因为中国“胜利了日本，（又）奴隶于美国”，“中国政府已经屈从于美国”，而“美国又在扶植日本”，“日本这个强敌”的威胁实际上并没有解除。而对抗日战争的失望，又导致了对作为“青年学生反抗卖国的外交”开端的五四运动的失望。对成长于五四的废名这一代人来说，这样的失望是最触动情感，刻骨铭心的，那是真正的“亡国之痛”：“中国要给国民党亡了”。

这恐怕是抗战胜利后，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忧虑，他们也是从这一角度来看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的：“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同时也快要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了，同时依靠美帝国主义而祸国殃民的国民党奴隶政权也快打倒了，真是一块石头打死了好几个鸟，令我不得不佩服共产党战略的巧妙。”

废名说他看到这一点，“很有一个小学生的喜悦：我现在知道五四运动有意义！抗日战争有意义！便是民族复兴的意义！都是中国共产党给的！”结论是：“中国五四、抗日运动要由共产党才有意义”，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眼里，因其将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与复兴，而成为五四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当然继承人，从而获得了执政的合法性。

他们这样的判断也是得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的支持的。毛泽东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展，是以鲁迅的方向为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应该说，这样的号召与承诺，是最能打动废名这样的爱国者、民族主义者的；废名读了以后的强烈反应是自然的。

这就是说，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立场上认同中国共产党与新政权的。一直到 1958年，废名还满怀深情地回忆道：“我多年不写诗了。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我忍不住要写一首伟大的新诗，题目是‘天安门’。那天我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听见毛主席的声音，中国劳动人民的领袖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要写一首《天安门》！”废名以后始终相信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可以说，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基石，既是出发点，也是归宿，是一个起长期作用的支配性、决定性因素。

废名同时认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是“像禹稷一般的政治家，即是农民的素朴而能把帝国主义打倒”；他还说，“手足胼胝”、“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的大禹是“农人当中的圣人”，他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同志”。废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农民之间的深刻的精神联系的体认，事实上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视为“农民当中的圣人”，是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另一个关节点。

废名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与农民关系的认识，自然是来自《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在那里讲得很清楚：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现在的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实质上就是授权给农民。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实质就是农民革命主义。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

这些明晰的判断和承诺，都使废名怦然心动。他在上书里也有明确的说明：“抗战期间我在农村间与一般农民相处有十年之久，深深知道中国的抗敌工作都是大多数农民做的，当兵的是农民，纳粮的是农民”，这和毛泽东关于抗日“实质上是农民的抗日”的说法是一致的。废名由此又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农民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与希望：“中国是有希望的，因为中国的农民有最大的力量，他们向来是做民族复兴的工作的。历史上中国屡次亡于夷狄，而中国民族没有亡，便因为中国农民的力量”。其二，废名进一步提出，“中华民族复兴了，正是农民复兴”，以农民复兴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这就把“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问题与“农民问题”这两个命题统一起来了。

废名因此说：“在我懂得中国农民之后，我更爱中国了，我知道中国前途光明了，我真像小孩过新年喜得什么似的。”前文曾经提到，废名在 1948年的座谈会上，强调“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它”。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心中的“光明”就具体为“中国前途光明”的民族国家问题；而此时在他心目中，民族、国家问题不仅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与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民族国家——农民——中国共产党”三者密切关联构成了 1949年以后废名及类似他的知识分子的一个内在的思想逻辑，这对他们以后的选择，是起了决定性、支配性作用的。

二、谏言：认同下的不同与担忧

深入考察，就会发现，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新政权的关系中，认同和拥护之下，依然有不同与担忧。

前面提到，废名是基于民族复兴的立场而认同新社会的。其实，废名对什么是“民族复兴”，是有着自己的理解与期待的。对此，废名在“上书”里，有明确的表述：中华民族复兴，“正是民族精神复兴”；废名并且说：“世界必须从中国得救”，“中国是最伟大的民族”，“人类有无限希望，中国人民要负这个责任”。这正是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抱负：要通过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复兴，负起影响与拯救世界文明的责任。

问题是：谁是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代表？废名在“上书”里，也有明确的回答：“代表中国文化的是儒家”，“中华民族精神都在《四书》里头”，“孔子是中华民族之师”，“中国圣人是尧舜禹汤”。这里就发生根本分歧了。

四书

废名在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复兴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民族文化，并非偶然，而是酝酿已久的。早在抗战胜利以后的 1946年，在当时的北平文化界就开始有关于“文化建国”的讨论。时为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振声发表了《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一文，提出要从建设“新文化”入手，由此发育成一种“新人生观”，造就“新国民”，进而建设“新国家”，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这表明，敏感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中国的历史到了一个由“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折关头，围绕着如何建设“新国家”，而展开了种种想象与讨论。废名即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了《响应“打开一条生路”》的文章，明确提出了他的想象与主张：“我们要自信”，“我们要发扬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表现于孔子，再说简单些，我们现在要讲孔子”。这样，废名就明确提出了以孔子思想立国的一条思路。在他看来，建立对以孔子为代表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自觉与自信，是建设新国家的根本。

孔子像

也许更可注意的，是废名对他认为的孔子代表的中国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新阐释。如前文所引述，废名认定“孔子是中华民族之师”，他还说“禹真应该是儒家的代表，是中国民族的代表”，这就表明，废名所认定的是周作人所说的“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儒家”，在周作人看来，这是一种“儒家人文主义”，是真正的“中国固有的思想”。废名的以孔子、大禹为代表的新儒家观，显然承接了周作人的阐释，但也有自己的理解与发挥。主要有两个重点和特点。

首先是凸显“圣人与民族精神、农民精神的统一”。一方面强调：“圣人是真理的代表，故孟子说‘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人而不信圣人，天下便将大乱”；另一方面又一再申说：“凡属圣人，都是民族的代表”，“是民族精神产生圣人，并不是圣人产生民族精神”；“中国的圣人，他们是中国农民的代表”，“……禹治水以四海为壑。这便是农民中的圣人”，“禹稷精神”就是“中国农民”的精神，“中国农民个个是禹稷”。这样的民族化与农民化的儒学，显然寄托了废名的立国理想。

而最能显示废名的新儒家观所打上的时代烙印的，是废名反复宣扬的另一个重点：代表“中国文化的真理”的儒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宗教”。他认为，“儒家的‘天’字比‘国家’的意义还要切实”，追求的是“天理”；而“中国文化本是现世主义的宗教。宋儒实践‘天理’便从‘人伦’起，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家国天下是中国人真理的对象，正同基督教的天国，佛教的涅槃一样是对象”。他指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之深当然是从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宗教来的”，因此，与“出家的印度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是“在家”的。

以这样的“家国天下”的立场与视角考察孔子代表的中国文化，废名又突出了孔孟思想中的三个要点，强调“孔子的道理大纲只是一个‘仁’字”；“孝悌为仁之本”；“孟子的价值，便在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这一个‘善’字”，“我们大家的生活都达到‘中’，无过与不及，便是善的实现了”。这些有意的凸显，也同样彰显了废名的建国之道。

废名在表明自己“喜欢儒家的宗教”的基本立场以后，又说了一句：“我们不要太看不起古人了，随便的抹杀他，说他讲什么鬼话”。这自然自有针对性，而且透露了他的某种隐忧。所谓“随意的抹杀”古人，首先指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文曾引述了废名关于“人而不信圣人，天下便将大乱”的判断；其实他接着还有一个判断：“中国的乱从五四运动起”。尽管废名也承认五四所批判的“三纲五常”，是一种“封建思想”，是有“流弊”的；但他强调，这是“后来儒者”的思想，未必符合孔子原意。他不满意的，并竭力要批判的是五四对孔子思想一笔“抹杀”的态度。而他更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的态度。

早在《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里，他就特意谈到在 1927年大革命期间，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梅开华以“打倒偶像，破除迷信”的名义，一把火烧掉了家乡的佛教圣地五祖寺；他不无遗憾地写道，现在“要打倒孝悌，他们认为这是封建思想，他们不知道自己缺乏理智。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多事，同梅开华打倒迷信一样”。而现在，废名又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看到他们是以五四传统继承人自居的，他在肯定其意义的同时，又心怀疑惧：毛泽东在文章里，把“尊孔读经”的主张，视为“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半封建文化”的“反动”思想；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将以更为激烈的手段来扫荡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呢？

这自然是视孔子代表的中国文化为生命的废名，所万难想象，也绝不能接受的，于是，就要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大政未定（这其实是废名的一个误判）之时，向新政权谏言，提出预警与建议。废名的“上书”，几经“潆洄”，流到这里，终于进入主航道了——

“

“区区之心是赞美共产党，简直不知道拿什么好话来说，我想最好的话莫过于劝共产党不要排斥中国的圣人。是的，我满怀心事，一句话说出来了。请共产党不要因为后代的读书人而轻视孔子，请共产党不要因为科学方法的切实（按，废名多次说明，他也肯定的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方法’，即是阶级斗争的方法）而忘记民族精神的切实。我们还要好好地讲孔子。”

“中国共产党如果向人民表示，共产党信孔子，尊重佛教，老百姓一定大大地安心了，知道人民政府一定是他们的了，他们不怕共产党了。现在他们总有点怕共产党”，“我的话都是真爱中国的话，爱中国共产党的话。共产党在这一方面要懂得人心，万不要随便说破除迷信。”

“我只想提出两点供人民政府参考，一是师严然后道尊，学校里的师，是绝对道义的，先生与学生，同一般政府里官吏与人民的性质不同；二是兼容并包，即宗教是学问，不可本着常识以迷信斥之。”

”

废名谏言背后的立场与态度，有两点颇可注意。一是他对新政治的一腔热情、一厢情愿。因而他的谏言是主动，发自内心，不计利害的，而有别于后来的知识分子迫于压力的迎合。从他对儒学的新阐释看，他是真诚地希望共产党能够拜孔子为师，以孔子思想立国，实施仁政，奉行孝悌之道与中庸之道，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并以此引领人类文明。他同样真诚地期待新的领导人能够真正成为体现民族精神和代表农民的新时代的新圣人。

如果能够这样，在他看来，那就是孔子之幸，中国文化之幸，中华民族之幸。而且对此他是信心满满的，他在“上书”里，一再说中国共产党是“像禹稷一般的政治家”，他的领袖毛泽东更是“世界的大禹”；在他看来，依靠农民打天下的领袖，接受他所倾心的民族化、农民化的儒学，充当新时代的“圣人”，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

废名在前述谏言里，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置于最懂得“人心”，最了解民意，要代表“老百姓”说话的地位。于是，就有了第二个方面的谏言——

“ “我以多年的接触与观察，深深懂得中国的圣人为什么都主张‘无为’政治，原来中国的农民都在那里自己治，只要政府不乱就好了。”

“……叫政府反过来，做人民的政府，不要做不肖的子弟，国事如家事，政府帮助主人即农民好了。”

“要使得人民同人民政府同共产党没有隔离，使得人民心安，知道一切的事是自己的事，是共幸福的。” ”

这又是一个重要建议：要实行“无为”政治，让老百姓、中国的农民“自己治”。

这些话废名在心中大概孕育已久。他早在发表于 1946—1947年的《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说人欲与天理并说儒家道家治国之道》等文里就一再指出：“中国圣人都是以百姓为主的”，因此奉行“无为之治”，“诸事顺着农民的意思好了，顺着农民发展好了”。“他们能做自己的事”，“他们个个是大禹，即是说他们个个勤俭，他们都在那里养猪，都在那里种树，——你如果是好政府，能告诉他们一个好方法使他们养猪而不遭瘟疫，那他们便感激不尽了”，“另外再无须给他们以你自己的法宝，你给他们，他们会受宠若惊的呀！他们反而不自安的呀！”“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只有黄老之术是成功的，急性者则失败，秦始皇王安石都是。这不足以借鉴吗？黄老一派或者比儒家来得更有效，亦未可知，因为他们比儒家更简单，任其自然”。

他因此告诫执政者：要做“素朴政治家”，不要做“主义家，多事者”，不要给老百姓、农民“外加许多主义”，“西洋的‘为’或者有他的历史；中国的民族精神则本是‘无为’，‘为’反而没有根据，为就是乱”。

可以看出，废名崇尚的中国老百姓，是小农经济下原始的、自然状态下的农民；废名说“他们的（生活）态度是非常从容的，他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已经习惯了，他们已经习惯于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他们不需要、也拒绝外来的束缚与干预，一切“任其自然”。在废名看来，普通老百姓这样自然、自由、和谐、从容地活着，这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及全部魅力所在。一切主义的强加，人为的努力，都是自造其乱。于是，我们也就明白，废名及其同类知识分子，看起来和新政治都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但他们的农民观，是大不相同的。

这就涉及一个更为根本的方面：废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向新政权提出的两大谏言，无论是“以孔子思想治国”，还是“无为而治”，都表明了他对新政治的隔膜和误读。

其一，废名一直强调：“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这恐怕是他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他所阐释的代表了民族精神的孔子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最基本的理由；但他恰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的明确论断：“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而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奉行国际主义的政党，由此决定了它必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又以马克思主义为国家意识形态。尽管毛泽东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命题，但它的基本内核还是《新民主主义论》里所强调的“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取，是为了获得“民族的形式”。毛泽东又始终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学说，又恰恰都是与废名所推崇的孔子的中庸之道、孝悌之道有很大不同的。

其二，废名的“无为而治”的主张，如前所述，是建立在对农民自然生存状态的肯定和高度评价基础上的；但他恰恰忽略了新政治强调的是列宁的论断：“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产生着资本主义……”正是在废名上书的前一个月， 1949年 3月 5日，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里，即明确提出，对“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要“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还特地指出：“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而在废名“上书”的三个月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又再次提醒：“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这就是说，在农民问题上，新政治的重心，始终放在对农民的引导上。

废名的“上书”的结局，是如石沉大海无人回应。事实上人们至今也没有弄清楚，这份废名指明“献给中国共产党”的文章是否送到了最高层。如果废名没有留下手稿，这件事就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里了。或许这还是最好的结局。他遭到的只是冷遇：在 1957年的鸣放期间，废名曾说到“解放后我有了进步要求，反而把我扔了”，“五二年把我从北京（大学）调到这里（按，指东北人民大学）来，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

其实，在那样的历史转折点上，因为玄黄未定，知识分子至少还保留着独立性的感觉与要求，于是，出现废名这样的提出全面的治国方略，试图影响新政权的治国方向的知识分子，就是很自然的。据我们看到的有限资料，时为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常委的陈铭枢，就在 1950年三次“上书”毛泽东，提出“佛教救国论”，据说以后还与毛泽东就佛学问题进行了当面讨论。但或许这是极为少见的，此后，特别是 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直到“文革”，这样的知识分子参与全面治国方略的讨论，也就不复存在。或许正因为如此，偶然保留下来的废名的这份“上书”，就弥足珍贵。而且经过以后历史发展的检验，废名“上书”所发表的某些合理因素，今天也就看得更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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