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

史安斌（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盛阳（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讲师、清华大学文学博士）

全文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摘 要：达拉斯·斯迈思被誉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他抱着寻找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另类现代性”的想法，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造访中国，就传播制度设计与大众媒体生态等重要议题开展调研，积累了大量日记、手稿、调研笔记和报刊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多部重要论著。中国之行不仅影响了其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深刻地改变了其人生轨迹。通过梳理斯迈思的中国传播研究相关档案，可以还原这一段西方传播研究和思想史中尘封已久的“中国时刻”，并为发展中国家继续探索“另类现代性”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传播新秩序提供思想上的启迪。

关键词：达拉斯·斯迈思；另类现代性；中国传播研究；传播思想史；传播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攻关项目“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策略研究”（项目批准号18JZD012）

在西方学术界，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07-1992）是最早对新中国展开实地调查和系统性研究的传播学者。[1]在1971-1972年和1979年，他不仅两度造访中国，在访问期间积累了大量日记、手稿、调研笔记和报刊资料，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包括《你们相对于谁是中立的：论中国传媒与社会价值》、《艺术与科学领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系统论》、《蒙古讲义》、《传播“技术”与第三世界》等多部相关论著[2]。此外，他也真诚地以一名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的身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驻外人员和普通群众保持着交流。

作为曾供职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经济学家和传播问题专家，[3]斯迈思对中国的关注，并非西方传播研究的例外。相反，在传播研究兴起的冷战年代，无论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与追求，或是资本主义的反共意识形态需要，亦或是政治经济取向的权力驱动，中国议题从来没有脱离西方传播学的议程清单。需要注意的是，在特定的冷战历史条件下，作为既富含地缘政治特性和文化社会特征，又接纳了国际主义和反帝反殖民主义等普遍性话语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如何在西方传播学研究及其政策规划中得到呈现？换言之，中国如何被西方传播研究定位，其中蕴含了怎样的意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并非轻而易举。熟悉西方传播思想史的学者都知道，在欧美主流研究中，“社会主义中国”基本上摆脱不了威权、专制等铁板一块的叙述范畴。即便在《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以及《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等带有左翼色彩的批判传播学著作和期刊文章中，对于中国问题的阐述也都极为有限[4]。

尽管斯迈思本人长期与中国保持互动，中国经验也深刻影响了他的传播思想发展，但其中国之行这一学术史中的重要事件和《中国笔记》（China Notes）等重要文献，并未在西方传播学界得到应有的关注。[5]例如，由其学生、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教授托马斯·古拜克（Thomas Guback）整理编纂的斯迈思传记《逆时针方向：传播研究透视》，[6]其中虽提及了其中国之行及其影响，但也只是一笔掠过，并不深入。虽然“国际媒介与传播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简称“IAMCR”）在其年会中常设了专项基金，鼓励和表彰专门从事关于斯迈思的研究，北美传播研究重镇西门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也遥相呼应，自斯迈思逝世一周年的1993年11月起，设立以他为名的年度纪念讲座，但这些研究和演讲大多着眼于斯迈思以西方为中心的传播议题，对其学术生涯中影响力巨大的“中国时刻”鲜有提及。[7]

近年来，在赵月枝、曹晋、李彬、郭镇之、刘海龙、王洪喆等学人引介下，斯迈思及其受众商品论、技术政治批判等论说已为中国学界所熟知。[8]但在国内传播研究中，尚未出现关于斯迈思与中国的专门论述。正如后文所示，中国之行不仅对斯迈思传播思想体系的成熟功不可没，对其事业走向而言更可谓重要的转折点。对这段历史的“陌生化”，只能导致对批判传播理论“去历史化”的、片面的理解；对中国学者而言，这可能更意味着在传播思想史书写中不自觉地“自我他者化”。[9]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梳理斯迈思中国传播研究档案，试图在历史语境中丰富、立体地还原斯迈思及其思想发展脉络，通过填补“斯迈思与中国”这段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的盲点，重访这一西方传播研究中的“中国时刻”。

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斯迈思对中国的研究也是出于他对传播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期望借助于中国的经验寻找不同于西方的“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鉴于斯迈思也是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简称“NWICO”）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之一，还原和解析他的“中国时刻”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继续探索“另类现代性”和建立更为公平、公正、合理的全球传播新秩序提供思想上的启迪。

一、“另类现代性”的理论脉络

“另类现代性”或称“现代性的不同选择”，是指自20世纪60年代以降，具有少数族裔背景的西方学者和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为反思和批判西方“现代性”理论而提出的全新论述。虽然“现代性”和“另类现代性”共享了现代化发展的目的论前提，但是在认识论层面，后者对以欧美中心主义建构的文明等级论和线性发展观展开了猛烈批判，认为西方现代性的制度、文化和经济优势建立在对其它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全面剥夺的基础之上，是特定历史条件和结构的产物，因而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

有别于西方现代性方案对个人主义、科学理性和世俗化进程的理论捆绑，“另类现代性”论者试图将地处外围和边缘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体系论中解放出来，并在西方以外的“他国”（the rest）寻找其独特的政经结构、文化生态、思想逻辑以及发展模式。在西方资本主义面临新一轮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危机的当下，另类现代性理论愈发具有重要意义。

“另类现代性”已在后殖民主义理论、批判政治经济学、文化理论、思想史等学科范畴内得到广泛关注，其代表学者包括：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杰奥瓦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依附理论的创立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拉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何塞·马里亚特吉（Jose Carlos Mariategui）、印度裔政治学者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日裔文化理论家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中国思想史学者李泽厚、汪晖等。[10]

在传播学领域，“另类现代性”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首先是对另类现代性的传播形式进行研究，即“另类媒体研究”。例如罗伯特·哈克特（Robert Hackett）和赵月枝认为，作为北美主流商业传播实践之外的“剩余”范畴，“另类媒体”在所有权、新闻实践哲学、文化生态方面都与主流媒体存在显著区别。另类媒体研究主要关注：“另类”是否意味着被永久限定于边缘状态；这一定义是否包括所有主流媒体之外自发的公共媒体，以及迎合特殊市场的专业化商业媒体，等等。[11]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传播的另类现代性研究也关注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极化的全球传播秩序下，发展中国家在传播政策、机制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中的“解放性”，以及在世界传播格局中对平等权力的争取。[12]在中国对外传播研究方面，笔者近年来也在尝试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脉络中，挖掘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国际传播的实践范式。[13]

二、斯迈思知识谱系中的中国

在追寻传播的“另类现代性”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斯迈思都堪称先驱者和开创者，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无疑为众多像斯迈思这样的“追寻者”提供了田野调查的对象和资源。在重访斯迈思的《中国笔记》之前，有必要对其所代表的西方左翼精英知识谱系中的“中国”进行整理和耙梳。

法国批判传播学者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曾如此评价中国的传播实践：

尽管是最粗浅的，或许只有偶然的灵光一现，但这也是打破党/群二元对立，挑战社会支配规则——包括基于社会和技术性的劳动分工——以及建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重要实践。这些原则挑战了西方工业化发展道路，从1970年代开始，它们带来的进步和发展鼓舞了无数外围国家寻找他们自主的社会主义转型道路。自力更生是这些发展策略中的关键词。[14]

这段话是马特拉在向西方学界引介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人学哲学运动时写下的。当时，上海工人和技术员组织了一场讨论电子计算机与技术民主的座谈会，会议纪要1974年在《自然辩证法杂志》发表后，1975年被西方学者翻译成法语发表，其中“技术群众路线”的思想引起了马特拉的强烈兴趣，英文版收录于其编著的《传播与阶级斗争》。[15]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全球六十年代”（the Global Sixties），西方左翼话语中不乏对中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浪漫想象和溢美之词。[16]但斯迈思有意与这类话语保持距离。1971年12月，他在访华行前中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报纸、电影、电视、广播、电话和电报......这些技术大多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也作为资本主义现实的一部分——并被按照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设计。没有技术是政治中立的。（我想知道）中国做出过哪些努力，以及中国还能够做些什么，以便恰当利用这些技术——用毛主义的话说——为人民服务？”[17]

这充分表明，斯迈思眼中的中国非但不是与西方政经体系切断的、纸上谈兵式的“异域想象”，而是需要从内部、从整体、结构和联系层面认识的典型案例，同时还是需要时刻做好准备，以应对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技术政治上加以胁迫和钳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全球知识界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探索去西方中心的“另类现代性”提供思想和实践上的宝贵启迪。

作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传播、劳工传播等领域颇有建树的批判学者，斯迈思将反帝反殖民、社会主义和民族独立等主题“内化”于他的传播阶级分析中。例如，在奠定其学术声望的著作《依附之路：传播、资本主义、意识与加拿大》一书中，他就专门论述了“电子信息纸老虎”、“无线电频谱政治经济学”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8]在此，“纸老虎”的说法显然是借用了毛主席的著名譬喻。

斯迈思对中国问题也有专门研究，并在方法论层面提出过重要见解。1973年，他在《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来自中国的经验》一文中写道，如果将“拉斯韦尔式的西方传播学理论”套用到中国研究，得出的结论无非就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其“传者”身份，在密合的传播网络中控制大部分中国“受众”，并使其臣服。“这套传播模型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进行文化管理和规训国民心智时的确十分有效。但是，正如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早就批判过的一样，‘行政范式’的传播理论本身并不充分……而如事实佐证，传统的‘行政范式’也并不适用于中国情况”。[19]

在学界对西方中心论、媒介中心论及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等不断展开理论检讨的今天，《大众传播》一文所采纳的分析框架及其所体现的理论自觉意识并不新鲜。[20]但如果将其与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大众传播的过程与效果》、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等同时代西方传播研究经典相比，[21]我们便会发现，斯迈思的研究与这些以西方启蒙现代性和文化等级论为内核的发展传播学和“行政范式”截然不同，他不仅在学术主体意识、历史感和理论敏感度方面别具一格，在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行动力及其知识反思方面也极为深刻。

一方面，斯迈思在方法论层面的“觉醒”使其敏锐地意识到知识与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根据笔者掌握的史料，斯迈思对施拉姆等人编写的《传播学手册》对国际共产主义传播运动的判断就极不赞同，在中国之行的笔记中将这一问题“画了重点”。[22]《传播学手册》的作者在比对中苏意识形态的章节中这样写道：“苏联和中国均声称其效忠于和平共处理念，但在苏共二十三大之后，苏联人直接将和平共处确立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基本路线’”。[23]这种对社会主义国际传播史过于灰暗单调的分析，在斯迈思看来不过是西方学者的“隔靴搔痒”。[24]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对“和平共处”原则问题有着极为深入的讨论，这甚至构成了1960年代中苏论战的基本命题，斯迈思也在《大众传播》一文中对其展开过详细分析。[25]

另一方面，斯迈思卓尔不群的思想倾向及其对中国问题的独特理解，却加剧了他在西方学界被边缘化，并直接导致其学术生涯发生重大转向。基于维护第三世界国家自主权及反冷战的无党派立场，斯迈思曾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及其附属组织IAMCR的活动中。在1968年IAMCR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年会上，斯迈思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卡拉·诺顿斯登（Kaarle Nordenstreng）、哈罗兰（James Halloran）组建了传播政策研讨小组，计划在UNESCO组织一场跨意识形态阵营的联席代表会议，邀请包括欧美、苏东阵营以及第三世界国家参加。[26]

196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建立基于现实主义理念的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方案。[27]提案随后以UNESCO第59号官方文件《社会中的大众媒介：研究的需求》的形式成文出版，并于1970年11月在UNESCO第十六届全体大会上正式通过。[28]与后工业化理论家们在同一时间段展开的对“信息例外论”的鼓吹相反，[29]UNESCO第59号文件指出，在西方以“信息自由流动”为名，施行文化宰制之时，UNESCO应当在国际合作层面加大对卫星技术、媒介教育等跨国传播与社会议题的学术调研，并在维护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主权等方面采取积极行动。[30]

与之配套，1971年4月，在UNESCO的资助下，斯迈思、哈罗兰、诺顿斯登在巴黎顾问委员会上提出了更为详细的传播政策方案。[31]1972年IAMCR布宜诺斯艾利斯年会上，刚从中国调研返回的斯迈思提议再次修订提案。这一动议随即得到了部分与会者的支持，但也为他后来学术生涯的重大转向埋下了伏笔。

在两次会议间隙，斯迈思本人刚刚完成了对中国的造访，获得了大量研究资料。他写道：“这之后，我渐渐生出一种愈发强烈的，与第三世界共同崛起的使命感，这是我在中国强烈感受到的”。[32]他决定根据观察所得，重新起草和修订之前的报告，并写下两篇内参。其中一篇是国内学界较为熟知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33]该文于2010年由王洪喆翻译成中文，王洪喆、邱林川、赵月枝作序，在国内辗转发表。与这篇彼时尚未成稿的学术札记相比，另一份题为《反思跨国传播研究计划》的报告在当时就引发巨大争议。[34]他不仅提出了技术政治、第三世界自主发展权等“敏感”议题，更是直言不讳地对UNESCO报告“不够务实、流于形式”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他明确指出，关于国际传播政策的制定，需要群策群力，广泛吸纳来自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智慧，需要他们参与讨论，而不是闭门造车，“在中国，‘传播研究’这一概念意味着精英主义和异化，但是当地群众却灵活运用毛泽东思想，批判性地将知识付诸‘公社传播’的实践”。[35]

据斯迈思本人的回忆，会议报告一经发表就“触动了某些人的关键神经”。[36]尽管中国于1971年10月25日在亚非拉兄弟国家的支持下重返联合国，在意识形态严重对峙的冷战语境下，这份深受社会主义中国影响的研究报告在何种程度上触怒了西方，特别是欧美主流传播学者的敏感神经也可想而知。他甚至因此被UNESCO逐出了后续所有的相关活动。[37]

尽管斯迈思的学术生涯因这份报告而遭遇重大挫折，但文中提出的“商品意识形态属性”、“技术非中立性”、“文化检视”（cultural screening）等在当时看来颇为大胆的概念，现在已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借用阿瑞基的判断，在全球传播秩序变革和权力重组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文化、艺术和大众传媒产品被当做“贮存”剩余资本的扩张手段时，斯迈思当年提出的这些传播政治经济学问题，恰恰成了今天学术界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38]

三、回溯斯迈思的中国之旅

今天，学界对传播研究中的左翼知识史的追溯，大多置于欧美新左派、进步运动等思想史和社会史背景之下。[39]但是，这种归纳方式无法完整地解释，为什么来自中国的经验不能够得到西方左翼的普遍认同。[40]本文将根据相关档案回溯斯迈思的两次中国之旅程，以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应。

从1971年4月开始，经过与中国驻加使馆的多次沟通后，[41]时任萨斯喀彻温大学经济学教授、社会研究系主任的斯迈思于当年12月5日—1972年1月5日第一次造访中国。这段为期一个月的行程，也是他同年7月起持续十个月的海外调研的一部分。他一共走访了中国、智利、匈牙利、日本、英国和南斯拉夫等六个国家，主要目的为调研“各国的传播政策与结构”，考察其“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这项调研计划得到了加拿大艺术理事会（Canada Council）的资助。[42]

在家人的陪同下，他以游客的身份访问中国。在从香港登陆后的五周内，依次走访了广州、上海、南京、北京、武汉等城市及周边地区，完成了39次采访，包括在广播电视（例如北京电视台、武汉电视台）、电影（例如上影和珠影）、无线电技术以及新闻出版（例如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湖北日报》《南方日报》）等领域工作的管理者和从业者，宣传、电信、邮政以及电子工业系统的高级干部等。此外，他还观看了一些文艺演出和影视作品。[43]并走访了各地的工厂、公社、学校，还拜访了清华大学钱伟长、北京大学周培源等知名学者。[44]

斯迈思为此次调研制定了详细的采访提纲。根据档案，他此行主要关注的是社会主义中国政策转型的性质、传播制度及其结构特征。具体而言包括：（1）如何理解传播制度；（2）传播政策如何得到调控；（3）传媒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机制及其过程；（4）传播资源的跨区域调配和定价政策；（5）传播制度、政策和结构的重组对打破旧的社会格局、建立新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等。[45]

在一份未刊的自述中，他总结了此行的局限之处：首先是语言问题，“语言障碍确实存在，但是出色的译者极大减轻了沟通困难”。第二，访谈可靠性问题，“就我感觉（或许不仅是感觉），访谈样本具有区域代表性，就一致性和差异性而言，我采访了全部五座城市的广电和出版单位”。第三，由于当时电子媒体、宣传和电影管理系统正进行“斗批改”的收尾工作，因此只能够对报刊出版、新华社以及邮政系统深入访谈。第四，由于与西方经济管理方式存在差异，以及正在展开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当时缺乏完整的国家统计数据，这增加了材料收集的难度。最后，由于时代的变迁，对1949年以前的传播政策和制度未能进行充分的研究。[46]

即便存在着上述这些缺憾，斯迈思还是对这片“未来世界”的“寻宝”之旅兴奋不已。1972年7月21日，在致中国驻加使馆文化专员的信中，他写道：“真希望我们能够在中国再多待一段时间。我们这次调研太过紧凑——整整一个月，一天都没有休息。当我们离开大陆，回到香港后，我们生出一种巨大无比的震撼感：就像从未来穿越回了过去。我在香港宾馆待了足足三天，才缓过来”。[47]

1976年初，他向中国大使馆提出，希望于1977年澳大利亚讲学期间再次访问中国，但可惜未能成行。[48]改革开放之初，斯迈思终于再次来到中国，踏上了这片正在进行“第二次革命”的广袤土地。1979年5月8日—26日，他参加了“中加友谊协会”组织的“草原之旅”访问团，[49]依次走访了广州、北京、锡林浩特、呼和浩特和上海等五座城市，调研了民族传播政策、区域发展政策、农牧业、无线电射频分配、图文传真技术和精神文化状况等议题，[50]随后撰写了包括《蒙古讲义》、《国际传播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等政策分析和理论文稿。[51]

与七年前一样，他制订了详实的访问行程。在北京，他走访了四季青人民公社、北京大学、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单位，了解农业、教育、对外政策的新进展。在内蒙古，他考察了国营农场、牛奶加工厂和人民公社等单位。在上海，他故地重游，参观了城隍庙、铅笔厂、上海工人文化宫等地。[52]

值得注意的是，他此次特别关注了中国传播政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变化。5月23日，他专程到新成立的上海市广告公司进行采访。在中方详细介绍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广告政策和业务之后，他站在第三世界国家和不结盟运动的角度，出于善意，反复强调了技术自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撰写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比尔·列文（Bill Livant）的评论文章《受众商品论：关于“盲点”辩论》供中方参考，希望能为中国传播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53]

在查阅相关档案时，笔者还发现，上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部门对斯迈思等西方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给予了大力支持，并且在如何改进对外传播等工作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1973年7月3日，中国广播事业局就致信芬兰传播学者诺顿斯登和塔皮尤·瓦里斯（Tapio Varis），感谢两位学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他们撰写的“电视媒体结构与跨国电视节目流动”的研究报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性的承认，并附上一份“中国电视发展备忘”材料，协助他们开展深入研究。这份记录成为新中国电视业发展史的宝贵资料，随后也抄送给了斯迈思，并被他一直珍藏。[54]

1979年2月，有关方面征集外国读者对《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外宣期刊的意见。斯迈思做了以下回应：

形式问题离不开实质问题，我需要在全面了解出版政策的条件下才能给出意见……我看过《中国建设》最新版本。它似乎想要模仿《新闻周刊》（Newsweek）和其他一些美国主流杂志。如果采取美国模式已经成为所有内容出版的普遍前提，那么这意味着重走美国的老路。我觉得文本中提出的“中国性”（Chineseness）已经丧失其意义。如果有机会讨论这些在出版形式中的基本矛盾，我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55]

斯迈思的两次中国之行，不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上都为他带来了“文化震荡”，在行动层面也为他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动力。1984年，他与中国国际交流协会联系，申请加入中国社科院任教，但最终未能成行。[56]1985-1989年，他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的相关研讨活动，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电信政策制定方面争取自己的权益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建议。[57]

四、重读斯迈思的《中国笔记》

1971年8月6日，美国著名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编辑哈里·麦格道夫（Harry Magdoff）回信给斯迈思，对其制定的中国调研提纲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他将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整理成书出版。[58]在第一次造访中国后不久，斯迈思撰写了《大众传播与文化革命》的长篇论文，并于1972年3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行的以“技术·影响·政策”为主题的国际传播研讨会上宣读。[59]此后，斯迈思不仅考虑进一步整理和研究中国材料，并将其作为主体，纳入到后期的研究计划。他不仅为中国发展献计献策，[60]为西方资本主义寻找出路，[61]而且主动担当中国社会主义的辩护者。在1977年10月致《温哥华太阳报》（The Vancouver Sun）编辑部的读者来信中，斯迈思就摆出实际调研证据，批驳了该报刊登的报道中“中国禁止群众购买短波收音机”等不实之辞。[62]

不仅如此，对于斯迈思后期的学术论著而言，《中国笔记》成了最重要的思想和文献来源，因此，对这些笔记的整理，对系统性理解斯迈思的学术思想而言格外重要。在初次调研中，斯迈思就对中国社会主义蓝图规划着迷不已，在七年后的调研中，他目睹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发展变化。尽管对其可能出现的消费主义、商品化和技术依附带有担忧和疑虑，他依旧在研究笔记中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表达了充分的信心。

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国经验已在斯迈思的学术思想中发展成为清晰的、连续的、开放的理论脉络。尽管这些笔记比较散乱，有些因保存不善而遗失，但笔者在仔细比对和考证的基础上，将《中国笔记》的主要观点归纳整理如下，从中亦可管窥他的理论意识和现实关切：[63]

一，传播政策：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其传播政策带来了重要改变，从先前不够完善、缺乏系统性的宣传制度，到后期具体执行方案的出台，中国发展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对内和对外传播政策，体现了西方所不具备的制度优势。

改革开放没有中断对这一议程的深入和细化。在更为开放性的物质条件下，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传媒市场化和商品化的模式，而是展开了独特的自我探索。在国际环境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下，中国传播政策的复杂性和灵活性都对西方传播学者形成了系统性的知识挑战。例如，UNESCO为推动建立国际信息传播新秩序而成立了麦克布莱德委员会（McBride Committee）。对于活跃于其中的席勒、诺顿斯登等学者而言，中国的实践与当时力图抵销跨国资本主义活动的不结盟国家运动不尽相同。他们原本所设想的、并且已经逐步理论化的“第三世界独立运动”与在实践中获得成功的“中国道路”并不相同。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冲突，这是西方传播学界需要回应的问题。

二，意识形态：在中国传播实践中，对“意识形态”边界的理论界定，经历了复杂的调适过程。“宣传工作”从原本特指媒体宣传和思想教育，后期逐渐囊括了艺术、文学、文化和群众政治意识工作等各个方面。改革开放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维护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会发生任何质的变化。在技术吸纳、人才交往、贸易往来和媒体互动日益增加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传媒管理者和从业者需要面对和解决来自于西方的传播技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所带来的挑战。

三，文化生态：西方资本主义经过五百年的发展，不仅剔除或重塑了中世纪和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元素，而且对政治组织、经济结构和思想氛围也进行了深入的改造。对新中国而言，不仅面临外部的资本主义文化攻势，也需要对内部的传统文化进行扬弃，清理封建等级制等糟粕，同时还要借鉴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因此，需要走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发展道路，并通过采用“走群众路线”等新的方法来定义、传播和发展中国自身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应当继续发挥自力更生和平等化等历史经验，并将其纳入到进一步营造普遍幸福感的文化实践理念中去。

四，传播资源：与经典马克思学说对物质资料分配问题的认识类似，中国共产党人也敏锐地意识到了信息和文化资源极易在城乡间和区域间进行不平等的分配，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逻辑无法适用于文化传播工作，需要充分的组织协调和政策安排。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在传播资源分配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例如在广东，农村电影放映队数量从1966年到1971年翻了一番，电影票价降低了四成；在江苏，1971年县级广播站的数量较1965年增加到10倍，扩音器数量较1958年增加到20倍。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在技术转让和广告业等领域制定了新的政策，开展了新的实践，这似乎是一些外国左翼知识分子最不乐意看到的，但这些恰恰是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例如，与彼时被当作经济发展范本的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大陆在管理境外跨国资本集团进入内部生产贸易环节上实施哪些不同的政策？在对跨国传媒集团进入中国方面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五，传媒运营：这是最令斯迈思感到震惊的中国传播经验。[64]中国传媒运营和组织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不同于西方媒体严苛的雇佣等级制和人力资源流动率，中国媒体内部的人事结构——包括新闻记者、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等——更趋向扁平化和平等化。在改革开放“再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传媒业奉行了灵活的人员流动以及调配机制，改革的走向仍有待观察。另外，中国纷繁广袤的地缘政治条件、社会文化、以及人才培养等因素也会为改革的进程增添更大的不确定性。

“为什么要思考中国？”这是斯迈思晚年在西门菲莎大学教授《传播学》课时的一次演讲。在结尾部分，斯迈思给出了他的回答，“到中国去？为什么？因为中国方案已经解决了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医疗服务水平至少与加拿大和美国持平；因为世界有近四分之一人口在中国；与印度形成了强烈反差；与其1949年解放初期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65]

2011年，美国学者伊登·麦地那（Eden Medina）根据史料，重新挖掘出阿连德在智利建立“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 Cybersyn）社会主义信息管理系统的历史。[66]经过北京大学传播学者王洪喆的译介，这段历史终于在2017年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67]与这段转瞬即逝的，更属于“政治乌托邦”的历史相比，斯迈思的中国之行，他的中国传播研究笔记等历史见证，却一直没能得到系统化地考察和检讨。

这段真实存在的而又震撼人心的社会主义传播建设史，一方面是斯迈思及其开创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梦寐以求的未来参照，另一方面，他们苦苦追寻的传播的“另类现代性”，在中国早已成了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事业。

从斯迈思的《中国笔记》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社会化生产及传播体系建设，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传播发展道路探索打下了扎实的物质保障和思想基础，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传播实践也在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反思自身历史的条件下，走上了有别于以往任何经典论述的自我探索和发展道路——即追寻“另类现代性”的道路。

五、结语

作为冷战时代社会科学的产物，传播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围绕特定政治诉求而展开的学术化建构。例如，在1968年于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传播”作为一种影响社会交往和国际关系的新社会现象，首次被介绍和纳入这一组织的全球治理议程。[68]但我们很少追问，这一议题为什么在冷战时期格外受到国际学者的关注？按照斯迈思的回答，这是由于在西方技术发展史书写中，社会主义道路几乎并不存在。因此，用西方传播技术标准来衡量甚至掌舵全球传播秩序，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传播发展道路，本身就是偏颇的。[69]

我们可以将斯迈思笔下的中国传播研究归纳为一种传播研究的“另类现代性”方案：在他的叙述中，基于特定的文化政治条件，以及结构性的国际环境，中国拥有不同于北美现代性的现代传播诉求，以及自身明确的传播组织形式。因此中国传播议题无法被经典西方传播研究“收编”或“降解”。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传播学研究独有的现象。在更广阔的知识范畴内，阿明对中国改革与社会主义延续性的论证，[70]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对中国共产主义理念的思想史考察，[71]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对“延安道路”、“改革道路”与“苏维埃道路”的体认，[72]都是在挑战西方经典理论的“另类现代性”论述范畴中展开的。正是敏锐地认识到中国的“另类”经验无法任由西方范式裁断，斯迈思才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切入中国宣传政策和制度研究：对于西方而言，斯迈思的中国研究与其说是从“外部”对传播研究的理论反思和修正，毋宁说是基于突破西方传播制度瓶颈的“内部”要求，而寻求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尽管有着浓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但由于其本身是基于北美特定的技术资本主义和传播商品化现实，以及对这些现实的理论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对传播政策、制度和秩序的基本问题设定在中国研究中不可避免会遭遇“再历史化”的理论困境，并不能密切贴合中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和文化工作的现实情境。例如斯迈思对文革时期宣传制度的扁平化观察，就极易忽视制度在制定、执行和修订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化因素、结构性条件以及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以致于对特定历史语境的误读形成难以逾越的浪漫主义想象。更不用说斯迈思的中国研究设计本身就是基于他个人对西方传播体系的特定关怀。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批判性地借鉴、吸纳和反思，在突破“中国/西方”“传统/现代”“落后/先进”等二元论思维定势以及线性叙事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传播研究的理论和历史坐标。

首先，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媒介研究学者和政治活动家，斯迈思正是在目睹北美资本主义传播制度的弊端之后，才寄希望于来到中国为资本主义国家寻找出路的。“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大众传播生产（电视、广播、报刊、电影）是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设置议程而服务的；它替群众决定需要关注哪些事情。除议程设置外，它也是北美资本主义制度最为重要的教育机构”。[73]

正是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真实存在，斯迈思采取了与政治乌托邦论或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视角，敏锐地识别出传播与政治之间的互构性，即“媒体传播制度是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它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在任何社会体系中，大众传播生产都承担了议程设置和教育职能，都在决定什么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情”。[74]因此，斯迈思不会像西方主流传播学者那样，拒绝了解另一种制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相反，他最为关注中国大众传播机构如何设置议程，及其政策决定过程，以便于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生产生活实践。

第二，正是基于“现实政治”与“观念政治”协同联动的理论视野和现实关照，[75]以及以中国为中心展开传播研究的实践尝试，斯迈思恰当地看到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到启动改革开放方案之后，中国传播制度、政策及其生态的变化和延续性，预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即将释放的思想和政治经济动能，这些动能在突破和改造中国历史进程时的重要意义，以及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即将面临的更为严峻的现实挑战以及发展可能性。

第三，诚如邱林川、赵月枝等人所言，尽管“斯迈思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其技术创新与发展模式的认知有被‘文革’意识形态修辞所误导的成份”，[76]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语境也无法承载过于集中的单一学科或单一视角的论断，这些历史局限并不能遮蔽《中国笔记》的思想锋芒。它的意义，在于反对纯粹的思辨冥想和学术乌托邦式的文本推导过程，在于突破“共产主义设想”的认识论框限，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理论的根基。

第四，如果说学科的正当性来源于其问题意识的不可替代性，那么在“技术中心”导向的数字化时代，批评传播学研究的意义凸显。对于站在新时代理论哨口和实践契机的中国传播学者而言，斯迈思当年的调研实践，他鲜明而独特的问题意识、发问方式、历史感，以及敏锐的观察力均显得弥足珍贵，且极具反思性。我们可以回到开篇斯迈思关于中国传播研究的奠基之作中，重新审视他所提出的，或许已在学术史中尘封已久的传播学基本问题：

在包括大众传媒等传播制度的转型过程中，对大众媒介产品性质的界定标准，以及物质生产的政策是什么？传播制度是怎样设计的（例如，制度如何被建构、运营以及管理）？媒介产品和服务如何得到创新？那些保障产品和服务能够恰当生产以及合理分配的政策如何形成？在国家得以存续的基本社会体系中，传播政策与制度怎样影响新社会秩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创造，或旧社会秩序（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维系/重组？[77]

在其生前最后的遗作《高科技：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中，斯迈思讨论了第三世界国家主权与电信技术发展的问题。在文章最后一稿的结尾，斯迈思写道：“自力更生与高科技如何相关？”对于第三世界来说，“这取决于同高科技电子工业的斗争结果，要么国际资本的压迫性力量获得空前胜利，要么自力更生的各族人民取得巨大进步，真正掌握能够服务于他们自己生活需要的新技术”。[78]

在这篇自其1975年开始构思写作，直到1992年逝世前夕还在修订的未刊稿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斯迈思对第三世界国家传播主权，以及独立发展道路的声援和捍卫，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发展纲领、“群众路线”的传播民主政策，以及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活动给他带来莫大的思想激荡和心灵震撼。[79]

《中国笔记》及其所代表的斯迈思对中国传播问题的思考尚未完成，这不免遗憾，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不失为一种幸运，因为它意味着文本和思想的永久开放性。对于抱着替西方寻找出路的想法而来到中国的斯迈思而言，全球传播秩序的民主，必须建立在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的前提之上，这既是他的理论愿景，也是他当年在中国苦苦追寻的关于传播的“另类现代性”方案。

注释：

[1]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

[2] 在其1972年首次访华回国后，斯迈思根据调研材料，于1973年写作论文《你们相对于谁是中立的：论中国传媒与社会价值》（Whom are you neutral against?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social values in China），1976年发表论文《艺术与科学领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系统论》（Socialist and capitalist realism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a systemic view），在其1979年第二次访华结束后，斯迈思于同年整理完成报告《蒙古讲义》（Lecture on Mongolia），随后又撰写了大量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论文，例如1982年写成的《传播“技术”与第三世界》（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nd the Third World）。这些论文被收录于其任教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Simon Fraser University Archives）斯迈思1936-1992年“发表与演说”（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档案，参见“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1936-1992年，档案号：F-16-6-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3] 斯迈思在一篇自述手稿中说，“当时我还在美国联邦政府工作（1937-1948年），研究领域为农业、劳工以及传播通讯。其中最后六年担任联邦通讯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有证据表明，直到1948年，我无法再在美国政府工作了。冷战已经开始，政治左倾的雇员都遭到了清洗，我也遭到麦卡锡主义（HUAC）的攻击，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梢”。参见“Counterclockwise”，1936-1965年，档案号：F-16-1-6-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China- notes 1/2”，1969-1976年，档案号：F-16-8-3-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 值得一提的是，《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分别为传播史研究和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权威著作。《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简称“TripleC”）为批判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期刊，由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传播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担任主编。需要注意，在该期刊2018年马克思纪念专刊的三十篇文章中，没有一篇严肃讨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参见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editor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Malden: Wiley-Blackwell, 2011；Christian Fuchs and Lara Monticelli (eds.), Karl Marx @ 200: Debating Capitalism & Perspectives for the Future of Radical Theory,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6(2), 2018, pp. 406-741.

[5] 参见“Smythe Memorial Lecture- Counterclockwise: Dallas Smythe’s Contribution to Communication Policy and Research”，1995年，档案号：F-41-1-0-0-6，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 美国亚洲基金会后来将该书捐赠给中国，并经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分发，在包括清华大学等国内高校中馆藏。参见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227-244。

[7] 参见“Smythe Memorial Lecture- manuscript with introduction by Clifford Christians”，1994年，档案号：F-41-1-0-0-5，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8] 参见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1页；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麦兹》，《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5期；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王洪喆译，《开放时代》2014年第4期；姚琳：《再论批判学者的社会实践——以传播政治经济学先驱达拉斯·斯迈兹为例》，《新闻大学》2010年第2期；Colin Sparks、盛阳、曹书乐：《马克思主义与媒体研究在西方》，《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9] 关于中国传播研究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参见赵月枝、曾兴：《批判视角下中国传播学研究主体性建构的思考》，《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3期。

[10] 对这一领域的探讨，参见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读书》1995年第7期；Zhang Yongle, The Future of the Past: On Wang Hui’s Rise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New Left Review, no. 62 (March-April 2010), pp. 47-83。

[11] 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70-185页。

[12] Andrew Feenberg, Alternative Modernity: The Technical Turn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Theor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p.1-15.

[13] 参见史安斌、盛阳：《开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局面、新理念、新形式》，《电视研究》2018年第11期。

[14] Armand Mattelart, “Introduction: For a class and group analysis of popular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in 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2. Liberation, Socialism, New York; Bagnolet: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83, p. 38.

[15] 在该书英文版的注释中，介绍“此文最初发表于1975年”，但文章实际上最初发表于1974年。中文版参见编辑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大力发展电子计算机——关于电子计算机座谈会纪要》，《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第4期。法语版发表于法国杂志《干扰》（Interferences）1975年秋季号，英文版由大卫·布克斯顿（David Buxton）翻译，收录于马特拉与赛格拉伯（Seth Seigelaub）编辑的《传播与阶级斗争》（第2卷）。参见Armand Mattelart and Seth Siegelaub (eds.), 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 An Anthology in 2 Volumes. 2. Liberation, Socialism, pp. 17-70。对该书的评述，参见赵月枝：《<马克思归来>：网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16] 参见Armand Mattelart, Mapping World Communication: War, Progress, Culture,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p. 100-103; Alessandro Russo, “the Sixties and Us”, in Alex Teak-Gwang Lee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3, London: Verso, 2016, pp. 137-178; Vijay Prashad, The 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Verso, 2012, p. 198。

[17] 这篇声明题为《访问中国之目的声明》（Statement of Interests for Visit to China），签署日期为1971年12月，参见“China- lectures”，1972-1977年，档案号：F-16-8-3-13，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18] 参见Dallas Smythe, Dependency Road: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 1981；“The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iger: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adio spectrum and the Third World interest”，1980年，档案号：F-16-6-1-206，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19] Dallas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n L. Gross and W.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Wiley, 1973, pp. 441-465.

[20] Janet Wasko, 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eds.),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p. 485.

[21] 参见Fred Siebert, Theodore Peterson and Wilbur Schramm,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the Authoritarian, Libertarian,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oviet Communist Concepts of What the Press Should Be and Do,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3；Wilbur Schramm, The Process and Effects of Mass Communica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 Free Press, 1958。

[22] 参见“China-notes 2/2”，1969-1976年，档案号：F-16-8-3-12，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23] William Griffith, “Communist Esoteric Communications: Explication de Texte,” in Ithiel Pool, Frederick Frey, Wilbur Schramm, Nathan Maccoby and Edwin Parker (eds.),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Rand McNally College Publishing Company, 1973, p. 518.

[24] 类似分析参见Simpson, Christopher,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14。

[25] Dallas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n L. Gross and W.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Wiley, 1973, pp. 441-465.

[26]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1994, pp. 213-214.

[27] 斯迈思就这一问题曾经回应：“我们完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自主权，都对冷战不持有任何的派性立场，也不打算成为任何一方的辩护士。但我们都希望能成为现实主义者（realists）”。参见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13。

[28] 参见UNESCO, Mass media in society: the need of research, Paris: UNESCO Press, 1970。

[29] 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冯建三、罗世宏译，王维佳校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6-206页。

[30] UNESCO, Mass media in society: the need of research, pp.15-24.

[31]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14.

[32]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15.

[33] 参见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34] 该报告英文名为“Reflections on Proposals for an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f Communications Research”。参见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216-226。

[35]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p. 216-217.

[36]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15.

[37] 斯迈思在与古拜克谈话时说，就是这篇报告使他“被断绝”了在UNESCO的活动机会。参见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p. 215。

[38] 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20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29页。

[39] 参见盛阳：《渐进的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学术思想评述》，《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托德·吉特林：《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张锐译，胡正荣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2-11页；Goran Therborn, From Marxism to Post-Marxism? London: Verso, 2018, pp.1-65。

[40] 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出色的中国研究著作，例如韩丁（William Hintin）关于中国农民翻身问题的研究，以及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中国妇女解放问题的研究等。参见William Hintin, Fanshen: 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Julia Kristeva, About Chinese Women, London: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2000。

[41] 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2]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3]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4]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5]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6]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7] 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8] 根据时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二秘王佩禄1977年1月给斯迈思的回信，“由于中国部门事务极为繁忙，很难答应你的请求”。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49] 参见“China- second trip”，1979年，档案号：F-16-8-3-15，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0] 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1] 《国际传播中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英文原文为“Idealism vs.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 review essay”，由斯迈思于1981年写作完成。参见“Publications and presentations”，1936-1992年，档案号：F-16-6-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2] 参见“China- Dallas Smythe”，1979年，档案号：F-16-1-5-7，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3] 关于《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参见Dallas Smythe,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1, no. 3, (Fall/Autumn 1977), pp. 1-27；关于列文的评论，参见Bill Livant, The Audience Commodity: On the “Blindspot” Debate,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 vol. 3, no. 1 (Winter 1979), pp. 91-106；关于斯迈思在上海广告公司调研的具体过程，参见“Interview at Shanghai Advertising Corporation”，1979年，档案号：F-16-6-1-198，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4] 参见“China- notes 1/2”，1969-1976年，档案号：F-16-8-3-0-12，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5] 参见“China- second trip”，1979年，档案号：F-16-8-3-15，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6] 斯迈思于1974-1980年担任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系教授，1980-1982年担任美国天普大学广播电视电影系教授，同时自1980年起，担任西门菲莎大学荣休教授。参见“Training program for senior and middle level officers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 fo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conferences”，1985-1989年，档案号：F-16-8-3-3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7] 参见“Training program for senior and middle level officers of Third World countries fo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conferences”，1985-1989年，档案号：F-16-8-3-3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8] 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59] 根据李彬和刘海龙的研究，在其北京之行时，斯迈思还应邀于北京大学做了一场传播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与该论文同题。斯迈思后来将报告手稿赠予校方负责人周培源，后转于北大图书馆收藏。与笔者在温哥华查阅的档案相对比，可以推测，斯迈思关于中国大众传播问题的研究，至少在其访问途中就已经展开并初步成型了。参见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60] 在1972年11月16日致赫伯特·席勒的信中，斯迈思请求他寄两份先前两人合作的中国研究论文给自己，以及一本席勒的书，因为他要把这些文章交给中国。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1]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2] 参见“China- correspondence”，1970-1979年，档案号：F-16-8-3-14，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3]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China- Dallas Smythe”，1979年，档案号：F-16-1-5-7，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4] 斯迈思如此评价，“对于从西方到中国的人来说，这或许是最令人惊诧的”。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5] 参见“Brief note on a visit to 800 million people”，1972年7月，档案号：F-16-8-3-0-11，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66] Eden Medina, 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11, pp. 3-14.

[67] 王洪喆：《阿连德的大数据乌托邦——智利互联网考古》，《读书》2017年第3期。

[68] Saso Brlek, Jernej Prodnik and Bogdan Osolnik, “The intention was to democratize the sphere of communication” An interview with Bogdan Osolnik,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5 (1), 2017, pp. 231-250.

[69] Dallas Smythe,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1994, p. 238.

[70] 汪晖：《秩序还是失序？阿明与他对全球化的看法》，《读书》1995年第7期。

[71] Alain Badiou, “The Idea of Communism,” in Costas Douzinas and Slavoj Zizek (eds.), The Idea of Communism, London: Verso, 2010, pp. 1-14.

[72] Vijay Prashad, The 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 London: Verso, 2012, p. 198.

[73] 参见“China- lectures”，1972-1977年，档案号：F-16-8-3-13，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74] 参见“China- lectures”，1972-1977年，档案号：F-16-8-3-13，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75] 史安斌、王曦：《从“现实政治”到“观念政治”——论国家战略传播的道义感召力》，《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4年第12期。

[76] 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

[77] Dallas Smy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perience of China,” in L. Gross and W. Melody (eds.), Mas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 Policy, New York: Wiley, 1973, p. 442.

[78] 该论文在斯迈思逝世后被收录于其自传，为全书的压轴文章。该书于1994年出版。参见Dallas Smythe, “High Tech: Who Wins, Who Loses,” in Counterclockwise: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p. 321-330。另，论文原稿参见“Smythe’s last unpublished work- revisions 2/2”，1987-1991年，档案号：F-16-8-3-0-37，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

[79] 参见“Smythe’s last unpublished work- articles”，1975-1987年，档案号：F-16-8-3-0-32，西门菲莎大学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