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萱，输给岁月的容颜，不曾败给命运的笑脸

1、

她是民国时期著名华侨资本家黄奕住的掌上明珠，又是“300年才出一个”，“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先生晚年最重要的助教。

她是黄萱。

诗人舒婷在《真水无香》中写过黄萱的故事，她的人生经历让人嘘唏，更打动我的是她两张少女和老年时代的生活照，除了输给岁月的容颜，照片上最美的是她不曾败给命运的笑脸。

从少女到晚年之间的几十年，命运之于黄萱可不是富贵安逸，而是坎坷波折。

黄萱命运的第一次波折是在婚礼上，该有的礼俗仪范一样也没违背传统伦常，一切都安排得妥妥的，没想到结婚当日，新郎官周寿恺缺席了，他不想要这门婚事。

旧时的中国，这对一个女子名节的伤害和被休无异，还没过门就失了名节，往后黄萱还怎么见人？就在全家上下为黄萱担忧叹惜时，她做了一个可谓惊世骇俗的举动，她给周寿恺去了一封信，就说一件事，言明此生不会再嫁的心志。

话说回来，以黄萱的家世，哪会有什么失名节之虞？言明不会再嫁的心志大可不必，你不来娶我，我再找人嫁就是，想高攀黄家的人排几公里长街并不是夸张。黄萱偏不，既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周寿恺不认我是天下有情人，可我黄萱不敢负这一桩苍天注定事。

一个柔弱温婉的传统世家女子，没想到有如此果决孤行的一面。

周寿恺并非一般人，他出身高贵，其父周殿薰是清末科举殿试一等之人，当过吏部主事，后来辞官回厦门创办了厦门图书馆，是厦门众望所归的人文领袖。周寿恺亦学业精进，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年纪轻轻就已是一方名医。

照理，黄家和周家门当户对，一个是大家闺秀，一个是名门贵子，周寿恺为什么不要这门婚事呢？外界多有揣测，有人猜想大概周寿恺认为自己是新潮青年，黄萱是老派小姐；也有人认为周寿恺自卑于家世没有黄萱显赫富贵；还有人猜测也许周寿恺有另外的心仪之人……总之议论纷纷，闲暇的人们多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今天再看，这件事情周寿恺有失风度，你想反抗双方的家长可以，你想挣脱包办的婚姻也没问题，早说嘛，结婚当日闹这么一出，让一个弱女子的名节毫无回旋余地，狠了点。

大概周寿恺也意识到自己的鲁莽，又收到黄萱那样一封等同发誓守活寡的信笺，他开始检讨自己的决定，终于在犹豫了两年之后，于1935年在上海和黄萱完婚。

那两年时间，黄萱就是守着活寡在过日子。

但不管怎么说，面对命运的戏弄，黄萱选择了应战，最后她赢了，这一赢，彻底收了周寿恺的心，在一个女人的世界里，这事比天大。

2、

完婚之后，老丈人黄奕住的意思是周寿恺留下来，直接任他当董事长的中南银行（当时全国最大的民营银行，黄奕住占股75%，是三家有资格发行钞票的银行之一）副总经理，一家人过好日子。周寿恺婉拒了，一心想以平生所学报国的他选择继续北上当医生，不久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抗日救国辗转奔波于全国各地。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段，黄奕住一家暂居香港避难，彼时带着两个孩子回娘家小住的黄萱也一起前往，当时周寿恺在贵州山区的战地医院工作，为了一家人不分离，黄萱让他去香港接他们，黄奕住力劝女儿：“你们大人受得了，小孩子哪受得了？还是留在香港为好。”黄萱就是不听，硬是带着两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跟周寿恺去了条件十分恶劣的贵州。

这夫唱妇随的传统女性节操，黄萱简直就是典范，连父亲都奈何不了她，大概周寿恺让她跳河，她一定也是拿竹竿先试试水深水浅，然后挑水深的跳。

当然，这是玩话，事实上多年以后，有一次和黄萱说夫妻之间的情话，周寿恺特别深情地告白：“如果在众多的教授夫人中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选择你。”

周寿恺是医学男，说起情话也跟做手术一样精准到位，就这么一句，既表白了对黄萱的深爱，也是对当年自己鲁莽的懊悔。此时的黄萱，大概会在和陈寅恪先生讨论古典文学的间隙，偶尔轻吟几声“愿得一人心”的诗句，而“白首不相离”，显然也只手可摘。

说这句情话的时间节点是上世纪50年代，周寿恺是广州中山大学医学院院长，黄萱则成了也在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先生的助教。

历史可以往前回拨，1949年，已经是上海国防医学院少将教务长的周寿恺跟随国民党军队撤到了台湾，没过多久，他就以还得处理医学院搬迁事务为由回到大陆。事后台湾方面发现周寿恺处理搬迁事务是假，不愿再来台湾是真。

这还得了！周寿恺这一回大陆，等于国民党卸下一条胳膊，而解放军如虎添翼，所以国民党不惜动用一切力量，派专机接，派专人游说，就是要把周寿恺全家接去台湾，周寿恺和黄萱不为所动，他们打定了主意，要在故国为新国家出力。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寿恺来到中山大学医学院出任院长，黄萱以家属的身份随行，她成为陈寅恪先生的助教缘于医学院陈国桢教授夫人关颂栅的举荐，只试任一天，陈寅恪就被黄萱征服。

区区一位家庭妇女，居然能被“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相中，黄萱的国学功底可见不一般，这一点，她的父亲黄奕住功不可没。

当年黄萱在鼓浪屿毓德女中完成中等教育之后，黄奕住没再让这个唯一的女儿继续往大学深造，而是重金聘请有声望的名儒大家在家里对她进行经史子集、诗词格律的训练，并辅以音乐、外语的修习，整整5年时间，黄萱打下非常扎实的国学基础。

黄奕住大概不会想到，他对女儿不下血本的培养，往大了说，是为中国传统国学（这个国学是真国学，不是今天泛滥得离谱的伪国学）多积攒了100多万字的学术成果，往小了说，是为一个老人修筑了十几年与时代冲突的护城河。

为什么这么说？只要去了解一下那段历史，就知此言不差，所以学者陆健东才会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写下这样的话：如果陈寅恪晚年的助手不是黄萱而是其他人，则陈氏晚年著述便无法预料了。黄萱的身份，缓冲了陈寅恪与时代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故黄萱的出现，实在是历史对这位更感孤独的文化老人的顾怜。

从1953年到1966年的13年间，黄萱以助教的身份协助陈寅恪工作，帮助他完成了《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100多万字的学术专稿。

这13年，也是黄萱和周寿恺夫妻最好的岁月，他们有时间和空间过执子之手的日子，说一说与子偕老的情话。他们把中年夫妻的柴米油盐，过成少年情侣的海誓山盟，“只羡鸳鸯不羡仙”的诗句，是给这时候的他们做注脚的。

3、

可惜的是，也就十几年的时光，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到来之后，江山瞬间风云变色，命运再一次露出狰狞的獠牙，黄萱的助教工作停了，周寿恺被隔离审查了，年迈的陈寅恪也没逃过去，几乎天天要写材料做检查。

1969年，陈寅恪先生被迫害折磨致死，第二年，周寿恺也含冤而逝，他是被活活打死的，事后只编了个“阑尾炎致死”的荒唐理由搪塞家属。

得知丈夫的死讯之后，黄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六月十五日是离别足两个月的日子，他一定是忍死以待我，而绝望地走向死亡。”平静得让人不敢想像她的心走过怎样的路。

他们见最后一面的机会，是黄萱向组织苦苦哀求才获得允许的，见面之时，旁边有人监视，他们连说几句生离死别的话的权利都没有。两个月之后，周寿恺含冤而死。

说那个时代欠黄萱和周寿恺还有陈寅恪等成千上万的受害者一个公道或道歉，太轻。

他们本可以有更好的结局，当年只要一登上飞机，就是后半生的荣华富贵，可惜，他们把到海峡对岸一边喝着美酒咖啡一边高谈故国情怀的机会放弃了。他们太天真，以为新国家新气象，人心必定趋向至善而不是至恶，他们错了，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原来是他们至恶，污染了新国家的至善。

世间的事，没有如果。

2001年5月8日，黄萱在儿女们的陪伴下安详离世，享年91岁。在黄萱的追悼会上，她的女儿周菡这样评述自己的母亲：“她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助手，怀着做一个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强烈愿望，她在中山大学历史系经历了一生最有价值的时期。当陈寅恪先生的伟大成就为世人关注时，她由衷的高兴，却丝毫不想以此图名，‘助教黄萱’，是她对自己准确的定位。”

这段话，和黄萱的笑脸很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