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期间，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了一道《十可虑》奏折，捅破了清廷外强中干的虚弱。而在当时的清廷，报喜不报忧却是主流的政治风气。
而道光也沉迷于这种虚幻的满足，并对痛陈时弊者抱有敌意。
报喜不报忧是清廷政治生态的常态
其实在康乾盛世余晖消退后，清廷的官僚体制已经走向衰朽和没落。至道光时，统治阶级的进取精神已消逝，而“欺瞒哄骗”则成了官场公开的潜规则。
皇帝满足于臣子“报喜不报忧”逢迎拍马带来的虚幻满足感。而各路臣子也懂得，只有通过此径，让远在京师的皇帝满意，自己的仕途才能一帆风顺。
他们还清晰地记得，不久前的嘉庆时代，大臣洪亮吉曾上疏皇帝，痛陈朝廷纲纪松弛、小人溜须拍马，“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希望皇帝能效法历代贤君，严惩营私舞弊、锐意进取改革。
洪亮吉曾上书言事，却被定罪
但洪亮吉的下场，却是先定了死罪，后流放伊犁。此后朝臣噤若寒蝉，只是唯君命行事、遇事糊弄欺瞒，以求平安无事而已。
鸦片战争期间，大臣也在故意制造假情报
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清英贸易冲突的局面下，这一痼疾也愈发凸显。鸦片战争前，广东官员就曾向道光上疏，谎报战果。
穿鼻小规模交战后，清廷官员奏称水师将英舰“头鼻打断，船头之人，纷纷跌入海”。收军之后，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其中两顶“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泊者，尚不可以数计”。而清军损失则微乎其微，“虽有受伤，并无阵亡”。
似乎英国舰队不堪一击。但实际情况，却是英军仗着船坚炮利，轻易击败清军。但这些情况，道光并不知晓。
1840年6月末，广州官员又奏称，经过巩固城防和训练士卒，英军不敢正视此地，“逆夷前此所以不敢轻犯者，原因防守严密”。
其实放弃攻击广州，更多出自英军自身的战略考量。其决定，战争的步骤，在于打击接近京师的战略要地，对偏远的广东“不必进行任何陆上的军事行动”，英国内阁命令远征军司令，在“珠江建立封锁”即可，集中力量占领舟山群岛，封锁该岛对面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可见英军并非畏惧广东防守。但经过地方官员渲染哄骗后，道光却觉得，只要坚守陆战，避免海战，就能赢得战争胜利，“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道光帝陶醉在大捷的迷雾里
除了地方官员作假外，朝廷委派的中央官员也深谙此道。
两江总督伊里布，曾上奏吹嘘自己“密为部署”，并准备水陆并进收复定海，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招抚”，最后以战俘换失地收复。
后方坐镇指挥者如此行事，前线将领也概莫如是。前线将领杨芳，曾有过遍寻妇女便器来抗敌的怪举。他在1841年3月，曾向道光上奏，说海岸边的英军不过是“哨探船”游弋，不必过于担心。道光批阅道:“览奏，稍稍缓解朕的忧虑。”
杨芳的奏折，其实都是谎报战果，为的是讨好皇帝，避免担责。早在3月初，杨芳没有通过朝廷，就同意和英人恢复贸易。之前的乌涌之战，杨芳上奏的所谓英军伤亡数据，其实是清军损失的李代桃僵。而在3月中旬，清英之间根本没有发生战斗，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胜利战果。
其实清廷“欺瞒”的弊端，连洋人也早早看得明白。1832年，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来华商贸探索，因为没有携带鸦片作贿赂品，沿途不断遭到刁难。商船对清廷打击走私的虚张声势，有过生动详细的记载。走私者从船上卸下货物准备离开时，会有几十艘中国兵船慢慢划来。但兵船决不会进入走私船射程范围之内，而是始终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直到走私船离开控制范围。接着兵船会向上级汇报，声称经过拼力死战，走私船负伤遁走，谅其不敢再来。
鸦片战争后，哄骗的积弊并未肃清，反而日益强化。到了1900年，当朝廷在与列强的“剿抚”间摇摆不定时，曾派出两位大臣进行考察，了解洋人军队部署的真实情况、清廷军队的战力情况，以更好地进行决策。两位大臣因畏惧战火，并未到达前线，回来后只是添油加醋地汇报了一番。他们认为清军士气高昂、众志成城，可以一战，而洋人则矛盾重重、毫无战心。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慈禧贸然地向世界列强宣战，也就引发了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慈禧光绪仓惶西狩，以及《辛丑条约》签订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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