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周时期的几种赋税制度

笔者在曾经发表的《先秦的时期的赋税与徭役》一文中，谈及过西周时期的土地赋税制度。但这篇文章之所载，并未完全深入到西周社会的各个角落。也就是说，西周时期，不同的地区施行着不同的税法。故而笔者写下这篇文章，来具体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土地本是大自然的产物，但因人类之生活与其息息相关，故而土地就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一个良好的土地制度实为社会稳定的必要因素。西周的土地赋税制度，至今仍是有所争议的。因为大部分相关的记载，是来源于战国时期的文献与后世学者注释，可这些记载都去西周之时间段已远，故而总是众所纷纭，不见其实。

西周及以前的四种土地赋税西周时期，已经诞生了四种土地赋税制度。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此处所载之土地赋税制度，有三类：贡、助、彻。除了孟子所言的三种外，还有一种在都城内实施的税法，这种税法各家的说法不同，我们放在后面来谈，先说孟子所言的三种。

Δ孟子画像

什么是贡法呢？龙子云：「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简而言之，就是比较往年之收入，取其平均而纳。此法是饱受诟病的，因为每年的收成并非一定是以往的平均水平。当收成好时，粮食丰裕，即便是多取一点也不足为过，可政府只收取少量的粮食，这样一来市场上粮食过多则必造成粮价下跌；当收成差时，取平均水平就显得有点征敛无度了，为了缴纳应缴的赋税，百姓们不得不典妻鬻子。

制度的诞生总是依附于时代的，贡法之诞生自然有其道理，单一个“贡”字就能让人浮想联翩了。彼时的情况，应该是原始部落社会刚结束，故而此时的赋税更像是纳贡一样。设身处地的想想，若是我征服了别族，则我要求被征服之族定期对我缴纳财物，至于该族人的生死，又与我何干？而且虽然我是征服者，但对于被征服之族的情况我也未必能全部掌控。正是因为这种情况，统治者才想出了这一一个一劳永逸的方法。

再来看助法与彻法，这两种赋税制度是脱胎于井田制的。井田制我们都知道，九份田地，中间一份是公田，周围八份是私田，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彻法与助法虽说是同一种制度的赋税，但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孟子云：“彻者，彻也；助者，藉也。”何谓彻？现在的解释是抽取之意，“请野九一而助”，九一就是抽取九分之一的意思。由此我们可以推个大概：彻法其实就是将公田的收成当做赋税，其余的私田的收成归农民所有，不再对其进行剥削。

助法是什么样呢？《孟子集注》说：“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按这种说法，助法所取之赋税，则并非公田之所产了，而是从所有的田里抽取一定的份额（十分之一）。这也就是“惟助为有公田”的道理了。因为彻法已经不止是抽取公田为赋税了，凡农民之所产，皆为赋税抽取之范围，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公田”只存在于助法之中。我们再总结一下：

贡法：类似于纳贡的形式，比较某地往年之收入，取其平均数额以收取赋税。助法：井田之中，公田的收成为赋税，私田之收成全为农民所有。彻法：无论公田私田，全部一视同仁的抽取一定的份额。

都城之内的税法西周时期，各诸侯国都城的税法是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彼时的都城范围被称为“国”，其他地区被称为“野”，因此生活在都城内的被称为国人，生活在其他地区的则被称为野人。按吕思勉先生所言，国人最初当系征服之族，所以他们择山险而居，行畦田；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因此他们分布在其他的平原地区，行井田。故而我们可以说：井田制是征服之族创造出的一种用来剥削被征服之族的土地制度。

（注：国人有当兵、从政等权力，而野人则只能世代为农）

使农之子恒为农。

——管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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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之内是什么税法呢？孟子的想法是：国中什一使自赋。孟子是战国时期的人，其所言虽托古制，但不免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创造。后世将孟子的这句话注释为“在都城内实施贡法”，笔者认为是错误的。贡法，是被征服之族所纳的赋税，虽然也是十中抽一，但其最大的特点是“比较往年的收入来确定平均值”，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施及“国人”的。

《周礼注疏》云：「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莇法，制公田，不税夫」。此说将贡法、助法说成了王畿与邦国之税，在笔者看来还是有点牵强。须知地广物博，难道西周时期就只有贡、助、彻三法吗？管仲治国时，将都城划分为三份，其内除“农”外，还有士、商等阶级，对于这些人来说，助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助法是脱胎于井田的，而井田是不可能被施行于这些阶级的。（详见《管子·匡君小匡》）

综合上述，笔者认为，西周时期在都城实施的，是一种比井田制更加宽松的制度，这种制度里的人们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因为他们是征服之族，所以拥有的权力更大。在这些人里，不乏有公卿贵胄，他们自有其地，随心所欲；即便是那无贵族头衔的普通人，也只是有田的进行“什一之税”，无田则另当别论了。

西周几种税法的施行范围西周时期，并非全部地区都是施行彻法。孟子云：“虽周亦助也”。为何孟子会这么说，这是因为此时西周有首诗记载：“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这种公私田分明的制度，当是助法实施后的结果。

为什么此时会出现助法与彻法并行的局面？在笔者看来这是“采邑”的问题。西周时期的土地，是一层分给一层的。土地的最高所有者，便是周天子了。所以《诗经》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周天子将土地分封给了诸侯，诸侯在其受封的土地上再进行细分。卿大夫受国君之封，会获得“采邑”。在采邑的土地上，由受分封的卿大夫自行管理。《孟子注疏》云：“盖世禄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实与助法相为表？”所以采邑施行的就应该是助法。如此一来，助法与彻法共存的局面便出现了。

除了助法与彻法，贡法也流传了下来，只不过此时的贡法已经大为变样了。上文所说都城内施行的“什一之税”，便极有可能与贡法有关系（两者有关系并不代表相等）。只不过随着时代与社会性质的改变，贡法改头换面，变成了一种松散的制度。

为何贡法会发生变化？笔者认为有两点原因：

诞生了新的赋税制度。助法与彻法出现后，取代了贡法的地位，成为了农民的主要税法。因此贡法最初的模样，已经无法适应后世了。当贡法受命运号召再次出现时，必定是经过了统治者一系列的加工与改造的。部落之间的差异在慢慢减小。上文说过，贡法是起源于征服之族对被征服之族的剥削的。西周是个特别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国人与野人，即征服之族与被征服之族的差距正在慢慢的减小。直至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国人与野人的界限也由此消失了。正是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贡法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也就是不再取以往收成之平均数了。（图片来源于网络，侵删）

参考文献：

【1】《周礼注疏》郑玄；

【2】《孟子》；

【3】《孟子集注》朱熹；

【4】《诗经》；

【5】《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