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流放宁古塔”有着不同待遇

清代初期，江南诗人吴兆骞，受到了顺治十四年科场案的牵连，被流放到宁古塔。因他在边塞服刑多年，他的诗作慷慨悲凉，因此有“边塞诗人”之誉。

1659年农历三月，作为同案的难友，吴兆骞与方拱乾等人一起从北京出发。方拱乾拖儿带女一大家子，吴兆骞的家人原本也当一同受罚，幸好由于友人极力周旋，吴兆骞才得以独自服刑。他们行走了长达128天之后，终于在当年七月十七抵达宁古塔。

到达目的地之后，方拱乾吃惊地发现，这座省级行政中心城市竟然还不如南方的一座小镇。一望无垠的荒原上，出现了一座没有边界的“省城”，一些短木头插在土里当作城墙，周长约3里，开了4道城门，城门用碎石砌成，高丈余。城里修筑了几间茅草屋，那就是政府机关了。这样的城门和房屋，遇上大雨就会倒塌，倒塌了就不得不重修。

吴兆骞的儿子吴桭臣在宁古塔出生并且长大，多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宁古塔的极端天气记忆犹新：

“其地寒苦。自春初至三月终，日夜大风，如雷鸣电激，尘埃蔽天，咫尺皆迷。七月中，有白鹅飞下，便不能复飞起。不数日即有浓霜。八月中，即下大雪。九月中，河尽冻。十月地裂盈尺，雪才到地，即成坚冰，虽白日照灼不消。初至者必三袭裘，久居即重裘御寒也。至三月终，冻始解，草木尚未萌芽。”

现在的海林和宁安一带，虽然冬天依然漫长，但并不像吴桭臣所说的那样极寒多风，这并不是说吴桭臣是夸大其辞，而是300多年前的地球，正处于远比今天寒冷的小冰河时期。

流放到宁古塔的犯人，去向有两个。一个是为奴，就是现在影视剧里常见的所谓“与披甲人为奴”，披甲人，就是守边的将士，第二个去向是当差。

为奴的命运最为悲惨，一旦为奴，终生不许赎身，子子孙孙都要为奴。如果主人愿意，他们可以将奴隶处死而不须负任何法律责任。

与为奴相比，当差相对好得多。当差又分两种，一种是常犯，也就是普通犯人，他们的去处是到官庄劳动。

另一种当差的叫官犯，也就是曾经做过官或是获得过功名的读书人，他们被安排到驿站、矿山或衙门服各种杂役，这已经是绝大多数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规格待遇了。

不过，他们还是犯人，仍然是戴罪之身，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必须到衙门例行报告，以表示他们一直在朝廷指定的流放地认真改造。

吴兆骞与方拱乾都是文化人，方拱乾还曾经是朝廷的中高级官员，他们自然非普通流放者可比，因而在宁古塔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

4年多之后，吴兆骞的妻子葛采真从苏州老家千里迢迢赶到宁古塔，并带来3个婢女，还有一笔钱，吴兆骞的流放生活才算是安顿下来，在第二年生下了儿子吴桭臣。吴兆骞为儿子取个小名叫苏还，希望自己像北海风雪中牧羊的苏武那样，最终叶落归根，回到故里苏州。

在宁古塔里文盲占绝大多数，才华和名气为他赢得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宁古塔将军巴海，虽然是一个武夫，却对包括吴兆骞在内的流放文人照顾有加，他聘请吴兆骞作私塾教师，教授他的两个儿子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