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日寇为何没有再战的原因

乘胜追击，扩大战果是大部分战争取得胜利之后的必然进程，但是1932年“一二八事件”在我方军队全线撤退之后，日寇却一反常态地喊出了停战的声音。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奋起反击的我方战士

一、日寇此次战争的目的已达到

日寇之所以挑起此次事件，引发战争，最主要的目的乃是为恐吓国民政府，吸引列强注意力，以方便进一步控制东北三省。日寇本部计划乃是最为毒辣的文化灭绝，而不仅仅是武力征服，这就需要漫长的时间去逐步蚕食。通过此次战争，欧美列强的注意力全都被吸引在上海，而无暇顾及东北，从而日寇可放手施为。同时，通过我方的全线撤退已经证明了日寇实力的强大，国民政府的高层已经看到了双方军力的差距，这就足以起到威慑作用。就如现今的原子弹威慑力一般，不需要真正投用，单单摆在那里就会让人心生绝望。此为日寇最初的目的已达到。

民间组织反日宣传

二、中国人民的全民反日浪潮让日寇需要重新布局

此时中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使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贸然扩大侵略。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进行抵抗，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浪潮。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全国各方面也纷纷发出通电，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要求采取行动抵抗日本侵略。各大中城市纷纷召开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举行游行请愿，参加阶层之广和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上海、北平等地工人不断进行反日罢工。各地大中学生则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也起来抵制日货、拒收日钞，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并要求政府对日经济绝交。

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动摇，一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员也深明民族大义，提出各项抗日主张。在全国性反日浪潮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一·二八事变爆发，激起了中国人民更加无比的愤怒，使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反日浪潮如火上浇油；迅速走向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没敢大规模增兵扩大侵略。

三、欧美列强的压制

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十分不利。上海是当时东方最大的经济、金融中心和贸易港口，不但是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是帝国主义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日军对上海的进攻，直接危害了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欧美列强采取了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态度，纷纷对日本施加压力。

1932年2月2日，英、法、美、意四国联合提议中日双方停火，并谴责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非战公约等国际公法；英美还共同抗议日本使用公共租界作为作战基地；英国增兵上海，军舰达10艘，兵员6000余人；美国几乎将其在亚洲的全部军舰集中上海，达17艘之多；法国在上海的兵力也增至3000余人。国联还决定在3月3日召开日内瓦缩军会议时召开特别大会讨论上海问题。

而这时日本不但进攻上海受阻，而且对东北的占领也尚未巩固，因此日本十分担心因列强于涉而导致鸡飞蛋打，两头落空。此时的日本相对于中国而言可以算是强大，但是对于真正的欧美老牌列强来说无论从军事，经济，工业方面都还是受制于人的。彼时的日本还没有与欧美列强撕破脸皮的资本，若是得罪了他们，不说在经济，贸易，工业方面处处收到制裁，最直接的军力方面，联手的欧美列强可以让日本感受到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屈辱。

日本内大臣牧野伸显说：“如果中国在上海失败了，则满蒙问题也将统统化为乌有。”藏相高桥也说：“如果在各国中孤立了，是否连迄今苦心经营的满蒙结果也会丢得一干二净？”

国军抗日战争动员

四、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有了应对之策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不同于九·一八事变时的抗战措施。日军进攻上海，不仅直接打击了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也严重威胁了中国首都及主要的经济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安全。此时国民政府虽没有真正下决心坚决抵抗，但对日本侵略也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战争爆发的第二天，蒋介石被任命为军事委员，统管“对日作战”，并发表“自卫宣言”“告全军将士书”等文告鼓舞士气。1月30日，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迁移洛阳办公。蒋介石在2月1日又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划分全国为四个防卫区和一个预备区，共有兵力240万人。并于2月5日增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在这种情况下，日军已不可能像九·一八事变那样轻易取胜，只好将战争限定在一定限度内，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