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我们各自生活在各自的衣服里

20世纪30年代末，上海沦陷以后，在伪政府的文化管控下，文化界“抗战”与“救亡”之声被迫消隐，而通俗文学却得以在这片孤岛上大放异彩。沦陷区的上海，有三名通俗文学女作家最是炙手可热，分别是潘柳黛、苏青和张爱玲。

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漫画家文亭，曾为三人画了一组画像，挟取三人最著名的特点进行描摹，因为潘柳黛有“丈夫如蛇，即使人人说他有毒，也要成为第一流的蛇舞者”的雄论，而被文亭称为“弄蛇者潘柳黛”，苏青因为热衷于参加妇女运动，而被称为“辑务繁忙的苏青”，而张爱玲则是因为对奇装异服的挚爱，被文亭称为“奇装炫人”。

青年时期的张爱玲敏于思而讷于言，然而被迫参与各种活动时，却不会因为不善交际而被忽略，正因为她惊世骇俗的衣着，能让她于无言中咄咄逼人。而在孤岛上海，最能以穿着上头版头条的，不是各路电影明星，却是作家张爱玲。

在作品《对照记》中，张爱玲称自己为“衣服狂”，从她一生的经历中，我们也能看出她对服饰有着超出寻常人的热衷，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继承者，张爱玲的作品，也像《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小说一样，恋恋于各种服饰的描摹，而弗洛伊德、象征主义等欧洲文化教育，则让她作品中的服饰描写成为种种隐喻。

一、张爱玲的一生与服饰

张爱玲一生执着于服饰，并且精于服饰描写，可能是高门巨族的出身使然，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是同治年间的进士，晚清名臣，李鸿章对其十分赏识，还将自己最心爱的幼女李菊耦许给他为妻，曾朴的《孽海花》就是以张佩纶和李菊耦的爱情故事为蓝本。

张爱玲童年之际，张家家产仍是十分可观，父亲张志沂坐拥大量房产田产，生活十分奢靡，家中仆佣成群，经常购买最新款的汽车，嫖妓、养姨太太、赌钱、抽鸦片，凡是纨绔子弟的享乐无所不沾，家中依稀保持着昔年相府的金粉繁华，后来张爱玲在《私语》中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也说自己的童年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那是一种“累累的珠红的快乐”。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则是出身显赫的美妇人，时髦西派，精于修饰，善于交际，更是热衷于购置华服装饰，导致张志沂经常咕哝：“一个人又不是衣服架子！”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说自己童年最初的回忆，就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袄裳别上翡翠胸针，我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家门出身，母亲的熏陶，让幼年的张爱玲立下宏志：“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并且急切的想要长大。

然而真正长大之后，张爱玲却没有享受到服饰带来的快乐，父亲张志沂是封建遗老遗少，母亲黄逸梵则是追求西方文化的时髦女性，两人婚姻勉强维持几年后，终于以母亲执意离婚而告终。母亲离开之后，父亲不久续娶，虽然家中经济实力尚可，继母孙用蕃却不舍得给前妻的孩子花钱，在物质上，青春期的张爱玲是贫乏的，《童言无忌》里，张爱玲不无哀怨的写道：

“有一个时期在继母的治下生活着，拣她穿剩的衣服穿，永远不能忘记一件黯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的穿着，就像浑身生了冻疮，——是那样的憎恶与羞耻，一大半是因为自惭形秽，中学生活是不愉快的，也很少交朋友。”

从父亲家里出逃，投奔母亲之后，张爱玲的物质条件并没有得到改善，黄逸梵当年与张志沂离婚，并没有分得张家的财产，只带走了自己当年的嫁妆，而这笔嫁妆也因为她多次出国、频繁交际已经去了大半，母亲黄逸梵给了张爱玲两个选择，一个是“装扮自己”，成为“女结婚员”，另一个是“继续读书”，权衡之下，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就此成为香港大学最穷的学生。

张爱玲幼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这些侉气的服饰梦，直到自己在上海成名之后才得以实现，被压抑了数十年后，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一举成为全上海文明的“衣服狂”。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张爱玲一个朋友的哥哥结婚，她穿着前清的老样子绣花袄裤去贺喜，满座宾客都为之惊奇，而后来与张爱玲交恶的潘柳黛也曾不无醋意写道：“（张爱玲）为出版《传奇》，到印刷厂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厂的工人都停了工。”

面对这些对她服饰的非议，张爱玲却从来坦然，直言道：“我既不是美女，又没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然而跟胡兰成的婚姻破裂之后，心境黯然的张爱玲，彻底失去了奇装炫人的兴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生活日渐清寒，跟常年有病的赖雅结婚之后，甚至达到了温饱尚且不暇的地步，于服饰装扮上更是捉襟见肘了，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里，就反映了张爱玲人过中年之后的窘迫。

《同学少年都不贱》是以张爱玲自己和好友炎樱为原型的一部小说，分别多年，人过中年之后，两位好友在美国见面，一人发达到穿着通体熨帖的名牌服装，虽然是艳绿色，却也不会显得过娇，而另一人却落魄江湖，兀自要强撑门面，“买了几尺碧纱，对折了一折，胡乱缝上一道直线——她补袜子都是利用指甲油——人钻进这圆筒，左肩裳打了个结，袒露右肩……买的高跟鞋虽然不太时式，颜色也不大对，好在长裙曳地，也看不清楚，下摆根本没缝过。”而张爱玲这一落魄，便到了晚年。

二、中西合璧，张爱玲服饰描写中的隐喻

张爱玲不仅在生活中对服饰装扮念兹在兹的喜爱，她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服饰描写，而她之所以能够成为《红楼梦》之后，闺阁衣饰描写的第一人，不仅是她本人的热爱所在，更是因为她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经验的继承者。不管是《红楼梦》《金瓶梅》，还是《孽海花》、《杨家将演义》，凡是重要人物出场，都会专门有一段描写他的服饰和风姿，作者和读者都会恋恋其中，认为这是好的作品的应有之义。

五四之后，西化文人如陈独秀、钱玄同等，都曾疾言厉色的贬斥中国古代文学，胡适和俞平伯是当时最著名的两大红学家，却都认为《红楼梦》不过是一部“尚可”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位置是不很高的”，而鲁迅甚至公开喊话中国青年，“不要读中国书，一本也不要读”。在这种时风之下，赞美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据胡兰成《今生今世》中回忆，自己不喜欢西洋文学，却从来不敢在公开场合指摘一句，有次大着胆子在张爱玲面前讲了一句，觉得《战争与和平》、《浮士德》不及《红楼梦》和《西游记》，张爱玲却淡淡的说了一句，当然不及。可以说不管是从家学渊源还是阅读经验上看，张爱玲在根底上是一个古典文人。

古典文学的根底让张爱玲热衷于服饰描写，完整的西式教育却让张爱玲对服饰的描写没有局限在古典小说的经验之中，在弗洛伊德、象征主义等欧洲文化教育的影响下，张爱玲作品中的服饰描写甚至成为了一种戏剧化的隐喻，就像她在《童言无忌》里说的那样：“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语言，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衣服狂张爱玲显然精于此道。

张爱玲的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表面上讲得是一个女性“堕落”的故事，实际上却是一场以服饰为武器的战争，交战的双方便是葛薇龙和她的姑妈梁太太。和20世纪初的很多女学生一样，葛薇龙想要凭借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小说开始，她来到姑妈家就是想向身为富豪遗孀的姑妈，讨些生活费，完成自己的学业，然而不到三个月，梁太太便用一件件华美的服饰，将葛薇龙彻底俘获，让她成为跟自己一样，成为用身体和美色换取金钱的人。

薇龙自以为清醒精明，但姑妈却比她老练得多，不动声色的让这涉世未深的女孩子中了自己设下圈套。进门的第一回合，葛薇龙便已败北，姑妈笑她学校的网球服“老长的灯笼裤子，怪模怪样”，让她穿了自己的鹅黄丝质衬衫，鸽灰色短裤，就这短暂的一试，高档服饰柔滑的质感和娇嫩的颜色便在葛薇龙心中扎根，再见到自家穿着蓝竹布罩衫的佣人陈妈，薇龙便觉得“杀气腾腾”、“上不得台盘”。

在梁家住的第一个晚上，葛薇龙更是一头扎进梁太太精心设计的圈套——一个金翠辉煌的衣橱之中，只见这衣橱中纱的、绸的、软缎的、披风、浴衣、夜礼服、晚餐服，色色俱全，衣服下还都挂着白缎子小荷包，装着丁香花末子，满橱喷香。薇龙理智尚在抵抗，潜意识却彻底败了，心中想着“这跟堂子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梦境里却控制不住把那些华美的衣服试了一夜，终于决定安心的住下来，“看看也好”。

就这样一发不可收拾，葛薇龙成了帮姑妈吸引年轻人的幌子，三个月的功夫便对这里的生活上了瘾，她得到了更多的衣服，晚宴、茶会、音乐会、牌局，普通女孩憧憬的一切她都尝试到了，她的意志也被完全腐蚀，“好好读书”的打算被“活到哪里算哪里”所替代。她和姑妈梁太太，和送她衣服首饰的男人，成为同伙，跟他们一起践踏自己的身体、青春和尊严，直到一无所有。

在张爱玲笔下，普通人眼中洁白美丽的婚纱，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寓意，小说《鸿鸾禧》全篇都是围绕婚礼、婚服而写，然而我们却感受不到丝毫喜庆之气，帮忙办事的香伙像黑白无常，半闭着眼睛的新娘像还没醒来的尸首，婚纱平扁僵硬，倒像是裹尸布，新娘单独拍的婚纱照，仿佛是“无意中拍进去了一个冤鬼的影子。”而这种描写正是暗合了张爱玲的婚姻观，女性由“女”变为“妇”是自身的丧失，豪华的婚礼不过是一场华丽的殉葬。

生活里是“衣服狂”，作品里更是“衣服狂”，在专门论述“服饰”的作品《更衣记》里，张爱玲不无哲理的写道：“各自生活在各自的衣服里”，服饰是张爱玲用来表达自我的方式，更是张爱玲用来讲故事的方式，葛薇龙、梁太太、白流苏、王娇蕊、曹七巧、郑川娥，包括张爱玲自己，都在借着衣饰，讲述着自己一生的繁华与苍凉。

参考书目

张均：《月光下的悲凉：张爱玲传》，花城出版社

余斌：《张爱玲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于青：《张爱玲传：从李鸿章曾外孙到现代曹雪芹》，台北世界书局

司马新：《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上海文艺出版社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

王德威：《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