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世巨作《永乐大典》沉浮记

以前束之高阁的国图镇馆之宝《永乐大典》原件揭开神秘面纱，此次“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共展示各类展品120余件，包含古籍善本、手稿档案、拓本、舆图等，犹以数册嘉靖本《永乐大典》弥足珍贵。作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令人痛心的是，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零。2018年12月14日，《永乐大典》迎来了它面世的第610年。

《永乐大典》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之一，也是镇馆之宝。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300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令人痛心的是，经历了五六百年的岁月风雨，这部成书于明永乐之初，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大典正本至今仍下落不明，副本更是星散飘零，百存一二。“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这样一部旷世巨作几百年历经岁月沧海，漂泊沉浮，令世人唏嘘不已。

大典犹看永乐传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虽说文化水平低，但觉悟却是有，早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时，就启动了一个伟大的计划：编纂一套包罗古今的图书，收录历代文化典籍。纵然雄心勃勃，可国力却难支持，直到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意图以文治笼络人心，下诏解缙等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集合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编成一书。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次年进呈。成祖览后赐名《文献集成》，但认为“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2169人编写。永乐五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并亲自撰序，正式命名为《永乐大典》。永乐六年冬天全书告成，计22877卷，目录与凡例60卷，分装11095册，约3.7亿字。

在明朝皇帝中，嘉靖皇帝最喜爱《永乐大典》，平时在案头上常备几册大典以供随时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中发生大火，奉天门和三大殿都被烧毁，嘉靖帝担心殃及文楼贮藏的大典，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搬迁，使其免于火海。为防不测，他萌生了重录大典的想法，嘉靖四十一年秋，任命高拱、瞿景淳、张居正等人负责校理缮写《永乐大典》副本。吏部和礼部主持了“糊名考试”，选拨出109位善书人。内府调拨了画匠、砑光匠、纸匠等。惜薪司、光禄寺和翰林院分别负责木炭、酒饭和月米的供应。

重录《永乐大典》的缮写者被规定每人每日抄写三页，如有差错，必须重写，这样重录工作整整花了6年时间，到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四月才最后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合古今而集大成

《大英百科全书》的辞条是用英文26个字母的顺序来编排的，那么在中国古代，如何把规模宏大的《永乐大典》组织成一个整体，让人很快能检索到要找的内容呢？《永乐大典》的编纂者们采用“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方法，在检索字的下面注明该字在《洪武正韵》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训释，还标明篆、隶、行、草、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内容十分丰富。

《永乐大典》开本宏大，单册高50.3厘米，宽30厘米。每册约有50页，大都二卷一册，也有一卷一册或三卷一册的。大典边栏四周绘双边，“朱丝栏”把每半页隔成八行，版心间上、下各有一条粗粗的“象鼻”，中间还有一个“鱼尾”，“鱼尾”上方记载书名和卷数，下方记载页数。每一页的朱色边栏界行均为手绘。

大典采用“包背装”，书衣用多层宣纸硬裱，外面用一层黄绢连脑包过。装裱后在书皮左上方贴长条黄绢镶蓝边书签，题“永乐大典XXX卷”，右上方贴一小方块黄绢边签，题书目及本册次第。可以想象，一万多册开本宏阔的《永乐大典》摆在架上，如同一个小型图书馆，可谓煌煌巨制。

《永乐大典》使用的是以桑书皮和楮树皮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纸张厚度为0.12毫米，俗称为白棉纸，纸质莹白柔韧，是书写的极佳用纸。值得一提的是，《永乐大典》誊写均用徽墨，以黄山松烟加多种配料制成，朱墨则以朱砂矿物质制成。

久阅沧桑惜弗全

大典在永乐年间纂修完成后只抄录了一部，叫做“永乐正本”，一直深藏禁中秘府，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大典的记录。“嘉靖副本”录毕之后，文献中再难寻得有关正本的记述，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副本一直被存放在皇史宬。

隆庆元年（1567）副本数量为11095册，清雍正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副本屡遭厄运。乾隆三十八年（1772）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缺2422卷约千余册，至乾隆五十九年时只有9881册。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这些被盗走的大典多被售予各国使节、书肆和文人。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翁同龢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

光绪二十六年（1900）6月23日，清军和义和团攻打英国使馆，为使其腹背受敌，焚毁了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翰林院，导致部分《永乐大典》化为灰烬；8月13日，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幸存的大典被当作砖石，用来支垫军用物资以及构筑战壕，填平沟渠，甚至被用来遮蔽弹雨。同时，部分大典被英使馆人员趁机私自盗走，据统计，翰林院在“庚子之变”中共遗失了至少605册《永乐大典》。在英国作家翟兰思著《北京使馆被围日记》中记录道，他至少劫走了5册，其中卷19789-19790一册入藏大英图书馆，卷16343-16344一册入藏剑桥大学图书馆，卷13344-13345、19742-19743、19792三册后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光绪二十七年（1901）6月11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至宣统元年（1909），翰林院仅存64册。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国务院批准将翰林院所存《大典》残本送归教育部，60册置于京师图书馆，4册置于教育部图书室展览。

据目前所知，原11095册、22937卷的《永乐大典》副本，截至2017年底仅发现有418册、800余卷及部分零页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散落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

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共收藏有《永乐大典》226册，占存世的一半以上（62册现暂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静培堂文库等存有60册，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康奈尔大学等存有52册，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等存有5册，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存有4册，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比特图书馆存有3册。还有3册不详，其中1册原藏于英国伦敦图书馆，但该馆1971年将该册拍卖给一纽约商人Martin breslauer，后不知所踪；1册卷号1191，今收藏者未知；1册原藏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现下落不明。正所谓，零圭碎璧，犹可珍惜；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搜罗颇见费心坚

卷5251-5252“辽”字册

卷6523“妆”字册

卷7543“刚”字册，1954年苏联中央列宁图书馆送还

卷8091-8093“城”字册。1931年美国英格利夫妇捐赠

1920年，叶恭绰赴欧洲考察实业，在伦敦一间小古董铺里意外发现并购回《大典》卷13991残本。袁同礼1929-1948年间先后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馆长，是世界范围内调查大典存世卷目“第一人”。他历时十五年，足迹遍及美英德奥等国，对流散国外的大典进行调查、收集、复制，至1933年，证实中外公司所藏349册，出版《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一书，将卷数、页数、韵目、内容和藏地等都做了详细表格，并在任内实现了大多数现存大典的影像回归。1931年，为祝贺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开馆，美国英格利夫妇捐赠卷8091-8093“城”字册。1937年，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达93册。

郑振铎则对推动建国之初各界献书热潮起到了重要作用。1948年，傅忠谟转让其父傅增湘旧藏大典1册；1950年，顾子刚捐赠3册。1951年，张元济以商务董事会的名义，通过郑振铎将涵芬楼旧藏，捐赠《永乐大典》残本21册；藏书家周叔弢、赵元方、徐伯郊、张季芗等先后各捐1册。同年6月，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图书馆归还了被帝俄掠夺去的《永乐大典》11册。1954年，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有4本大典；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原藏满铁图书馆的大典52册。195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格罗提渥访华，将德国莱比锡大学图书馆所藏3册赠还。1956年，北京琉璃厂藻玉堂书店出售给北京图书馆1册。1958年，苏联科学院通过中国科学院访苏代表团移赠原藏海参崴远东大学的1册；北京大学图书馆移交北京图书馆4册。至1959年，收集《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共七百三十卷，约占全书总卷数的3%。1962年，收藏家钟毅弘通过广东省博物馆移赠3册，1965年，赵万里捐出所藏2册《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北京图书馆收到了山东掖县孙洪基的来信，称其在堂弟孙洪林家见到一书，与自己在县文化馆学习时，墙壁上所挂日历中看到的《永乐大典》书影相似。北京图书馆派专家赶往山东鉴定，确认这册书为《永乐大典》的“门”字类，含3518和3519两卷。此册曾被孙家用来夹鞋样，天头地脚已被剪掉，但文字主体尚完好无损，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2007年11月，全国古籍普查督导组赴华东核查古籍善本时，意外发现加拿大华裔袁葰文女士处有1册，为卷2272-2274。此册为“模”字韵“湖”字册，与国家图书馆原藏两“湖”字单册恰好前后相连，于2013年10月入藏国图，是目前入藏国图最晚的一册。至此，国家图书馆藏“湖”字册增至6册，其中有5册前后相连。

虽国家图书馆藏大典224册，但是其中有62册却远在台湾。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挑选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实录》等古籍精品南迁。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北平图书馆存放于上海的典籍安全遭到威胁，代理馆长袁同礼和上海办事处钱存训通过驻美国使馆联系，挑选部分善本运往美国寄存，选取的三千种书中有62册《永乐大典》。1942年这些书分装102箱运抵美国，由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管。1965年，这批善本转运台湾，先存中央图书馆，现暂存台北故宫博物院，产权归北平图书馆所有。

遂使已湮得再显

1960年，中华书局在北京图书馆支持下，将当时所能访求到的730卷《永乐大典》影印出版，这是大典编纂完成后第一次大规模全面系统的影印出版。2002年，时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呼吁将散藏在世界各地的《永乐大典》汇集一遍，仿真再版。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所藏164册已全部影印出版，海外藏大典已出版57册。

“大典犹看永乐传，搜罗颇见费心坚。兼及释道欠精覆，久阅沧桑惜弗全。”这首七言绝句出自乾隆皇帝之手，诗中不仅赞赏永乐皇帝编纂《永乐大典》的良苦用心，也感叹历尽沧桑的大典流传下来已不完整。而它的珍贵，不仅是因承载着明初所能见到的宋元以前中华精神家园的全貌，更是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核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自信、勇气和魄力。可以说，《永乐大典》每一册的发现，都被列入国家重要文物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