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新读——戈德堡教授再阐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启示

於红梅，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纪录片学院副教授

在此文中，戈德堡教授在反思时下欧洲难民、美国移民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民主社会危机的现实背景下重读经典。文中涉及了上世纪初的欧洲，尤其是波兰，以及美国的历史，描绘并比较了不同族群之间的偏见和相互碰撞，并以“重新恢复”这部经典所处的“历史基础”(historical bases)为路径，重新阐释了建设一个“民主的公众体”(a democratic public)这一命题。这篇文章对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进一步了解“芝加哥学派”会有所启迪。

这启迪可能有三点。首先，此文是一位与“芝加哥学派”并无直接关联的美国社会学家，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揭示这一学派的经典得以生成的历史情境，并以此重新评价经典。这与我国新闻和传播学界认识“芝加哥学派”的主要途径有所不同。我们对这个学派的认识，大多来自本学科领域中的学者们所展开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这些研究，或是探寻传播学的直接源头；或是探讨传播学术版图中的连续与断裂，以之反观并重新认识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再或是梳理美国媒介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W·凯瑞(James Carey)对“芝加哥学派”的建构，以探讨这一版本的“芝加哥学派”如何至今影响着国内的新闻与传播研究。

第二，虽然不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但戈德堡教授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兴趣却与“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有着独特的关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于“意志共同体”(willed communities)的兴趣，贯穿了他在位处纽约市的社会研究新学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的学习，以及2001年毕业后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系任教至今所展开的一系列学术研究。在这篇文章中，戈德堡教授讨论了“社会解体范式”(social disorganization paradigm)，以及其中如何孕育了“社会重组”(social reorganization)的不同途径。我们从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一以贯之地对 “意志共同体”的理论和历史脉络的探寻。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所体现出的思想关联。这或许可在学术思想史的问题范畴中展开系统探究。该校在1919年由包括约翰·杜威(John Dewey)在内的一批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的进步主义学者们所创建，是一所宣扬进步主义理念且以参与社会改造为追求的学术机构。之后，在1933年，当纳粹政权开始在欧洲大陆系统性地迫害犹太人时，该校安置了从欧洲流亡到美国的大量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到来也使得该校此后一直保持了相当浓厚的“欧陆哲学”色彩，且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思想的影响。时至今日，该校仍以批判理论和历史分析见长。戈德堡教授本人的学术兴趣及写作也都体现出这样的取向与风格，包括这篇解读“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经典的文章。他提出的是杜威式的问题，即分属不同族群的人们，由于社会动荡和移民而相遇，如何可能通过共同参与以形成一个“民主的公众体”？

第三，在这篇文章中，虽然作者的主旨是“恢复”(recovering)理论观念的 “历史基础”，但是他的问题意识却清晰地立足当下，并由此赋予了该文所探讨议题和所解读经典的现实相关性。他这篇观念史文章指向了对现实的批判分析。具体地来看，当移民问题再度成为欧洲和美国社会冲突的聚焦点时，“芝加哥学派”移民研究的经典之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与当下趋势不同的方案，即朝向更为广泛、民主和多元共同体的重建，而非排斥或强制。

在这个方案中，媒体(报刊)和传播(communication)扮演了核心角色。德堡教授的分析表明，移民报刊，以纽约的“意第绪语报纸”为例，不仅是社区自我规制的手段，而且也有助于社区的扩展。前者体现在报刊是社会调控(social control)的一个新型工具，但是，它发挥作用的机制是一个群体得以按其预期的原则和价值来规制自身的行动，并要求群体成员们有意识的反思和积极的参与。后者，如帕克所言，报刊不仅可以创造出广泛读者群，而且在其中培育一种“种族和民族团结的感受”。在对此的阐释中，戈德堡教授勾勒了帕克等人所展望的情景，即建构一个更具容纳性的共同体，在其中，移民和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同为它的成员，展开交流(communication)与合作以规制共同事务。如此所论述的，戈德堡教授同时也指出，正是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1927)一书中展开更全面探讨的 “民主的公众体”如何形成的问题。

在戈德堡教授对经典之作的再解读中，针对我们通常所言的“传播”，更加凸显了其中的公众主动参与、解决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一内涵。对此，在我对他的访谈中，当讨论如何看待“芝加哥学派”关于“传播”与“民主的公众体”形成的观点，尤其是所谓的“杜威-李普曼之争”时，他作了进一步阐发:

在我的文章中，报刊在社会重组中所担负的角色，以及杜威提出的“民主的公众体”的实用主义取向的概念，都间接体现了通过沟通(communication)以实现协作式地解决问题(collaborative problem-solving)。如你所知，杜威曾在1919年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受众分享了他的观念，这些观念也同样对美国“芝加哥学派”产生了重要影响。到了1920年代，杜威参与了一场与所谓的“民主现实主义者”(democratic realists)的论战。这些民主现实主义者指出，现存民主事实上并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具有可行性。尽管他们的研究有助于辨识问题，但却基于此提供了一个糟糕的解决方案，即将权力从普通民众的手中转至声称的更为理性的精英手中。这样的精英主义取向，以“指导式”(guided)或是“管控式”(managed)民主的形式，在今天仍旧盛行于许多国家。而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这一取向则显露出与民主背道而驰的形式，表现为民粹主义煽动者通过反精英的诉求以获取相应的权力。这两种状况均体现了，通过沟通以实现协作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发生了短路(short-circuited)。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在当下，如同“芝加哥学派”所处的彼时，所面临的挑战都是，判断哪些社会条件有助于形成一个有组织的、有效的民主公众体，辨识哪些因素妨碍这些社会条件的创造，提出有效措施，以消除这些因素，并维系有助民主运行的社会条件。

简言之，这篇对“芝加哥学派”社会学经典之作再阐释的文章，对于我国新闻与传播学界，可能提供了一个看待“芝加哥学派”的不同视角，展示了在当下的政治情境中重读、精读经典的论述路径，并清晰显示了经典论著如何为我们批判当下的现实提供了理论资源和问题意识。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9年第6期。

封面图片来自网络

本期执编 / 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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