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辅图书的“五大梦魇”，赚了中国家长多少钱？

属于中国父母的“双11”，是每年的9月1日。
孩子开学，家长花钱。开学第一天，崭新的书包文具盒是必备，各类电子学习设备也是。教辅图书作为每年开学季的“畅销品类”，每一年都是开学季购物车的“C位”。有家长光是给孩子购买各类教辅资料，就已经花了近千元。 走进任意一家新华书店的教辅区，时间仿佛停止，10年前，10年后，印在封面上的依然是那几个振聋发聩的名字：
——薛金星、王后雄、曲一线、任志鸿、荣德基。
地表最强IP的修炼：中国学生“五大梦魇”的崛起
虽然中国教辅读物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民国，但教辅图书市场的真正繁荣也不过持续了十几年。1978年恢复高考以来，教育政策虽然几番更迭，但高考经济持续升温，教辅图书行业逐渐成为了学子们的周期性刚需。
“五大梦魇”中最先崛起的是王后雄。1992年，王后雄苦心编辑的教辅《化学重难点手册》一经问世便一炮而红。这本书以竞赛标准编写，却面向普通考生，集结了大量他本人的珍贵笔记。这本书最后销量突破百万，那个时候的高考总人数也不过286万。甚至有新疆的石油工人不远万里来到黄冈，只为购买几本“王后雄”。

【黄冈密卷】与黄冈中学并无干系，它背后的男人其实是王后雄

任志鸿的“to B”路线也走得十分成功，《优秀教案》系列在教师群体中大受欢迎

21世纪才出道的卫鑫，本身只是个养鸡户，将一本装帧恶劣的英语语法书重新修订出版，赚到了第一桶金。在面对被任志鸿和王后雄把持的教辅市场，卫鑫将眼光对准了高考：不再随着教材而更迭，而是每年跟随高考题推出新版本。令无数学子头秃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从此诞生。
这套以“曲一线”为名义正式出道的教辅有着极为鲜明的紫金封面，会在每年高考后，将全国考卷更新进教辅，然后重新修订印刷——仿佛及时雨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受欢迎程度可想而知。在巅峰期，《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能占据20%的教辅图书市场份额。
这本传奇教辅背后的曲一线图书策划有限公司，80%的股权由两个“卫姓人”卫光磊、卫光耀持有，另一大股东为慧远投资有限公司，由卫保权控制。真正的教父卫鑫则担任曲一线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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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炫民族风的设计，薛金星的《教材全解系列》是教辅行业的椰树椰汁

荣德基1986年大学毕业，1993年获得了硕士学位。 1995年就创立了荣德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产品上，“潜心研究中外教辅20余载（官网语）”的荣老师将重点放到了初中市场 ：《点拨》、《典中点》、《剖析》、《点拨训练》等系列图书都出自他之手。此外，荣德基还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荣德基CETC差距学习法”，据百度词条介绍，荣德基CETC差距学习法 通过“建构个体化的知识秩序目录”，对知识结构进行整合和完善，能够“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差距可循，也都有自信去消灭差距，从而达到“控制学习的整个过程，提升学习能力的作用”。
网友解释或许更容易理解。

来源：百度知道

（*码洋：出版业术语，指图书定价总额）

如此巨大的市场，究竟谁才是赢家？
百度指数显示，2011年至今，王后雄的搜索热度优势明显，仅在2015年5月份被薛金星短暂超过。曲一线、荣德基和薛金星三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志鸿优化网的搜索热度垫底。

百度指数走势图

网络上的王后雄，分辨率还停留在2G时代

2018年参加某会议的任志鸿，已经有了企业家的肚量

2017年9月，世纪天鸿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创业板挂牌上市，成为“教辅第一股”。开盘即由发行价7.71元大涨到11.1元。 按当时任志鸿共持有世纪天鸿30.45%股份计算，任志鸿身价当时就已经超过6亿元。
1995年就成立了自己的教育公司的荣德基，理应是这几位当中最早敲钟的人士。然而现实是，小编不仅在网络上找不到几条关于“荣德集团”的可信报道，公司官网留下的地址却赫然立着某酒家。查询得知，这间名为“金勺子”的酒家原来是荣德基集团旗下众多的分支机构之一。
除了投资餐饮之外，荣德基团还在天津、湖南、廊坊、潍坊等地投资了物流公司、印刷公司、文化传播公司、图文设计公司…在距离教辅行业越来越远的同时，荣德基本人则挂在官网页面的“集团领导”一栏里，职位写着“技术总监”。
5人中起步最晚的卫鑫深谙营销的重要性。 正如当年为了防止重金求来的书名被提前泄露，用问号代替书名，一番造势之后最后签下16家代理商为其宣传铺路的操作一样，率领团队登上综艺节目，大方与撒贝宁同台宣传，顺水推舟地来一波回忆杀，这样的营销是任志鸿、王后雄一辈的人想也不敢想的。

卫鑫登上芒果TV《放学别走》

作为图书出版界的茅台，教辅市场还能繁荣多久？
作为纸质出版物的一员，教辅图书市场同样面临着来自互联网的冲击。 虽然“五大梦魇”都或多或少地在信息化方面做出了转型和努力，但在线教育机构的迅速成长还是令他们措手不及。
世纪天鸿辛苦运营了十几年的教育信息化业务，到2013年，据公开资料称，那些在线的课堂和题库覆盖了3000所学校、35万教师、170万学生。但这些数据与各类在线辅导平台动辄以“亿”计数的“学生答题行为数据”相比，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虽然自从2000年就开始涉足在线教育，并在2010年左右发力数字化，但世纪天鸿2018年归类到教育信息化的收入只占总营收的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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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嫁接教育尚处于磨合期，但如今教辅已经不是“题多、题全、题好”就行了，能否精准定位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让他做最少的题，以最扎实的方式掌握课程内容，才是新一代互联网教育公司的目标。传统教育主张“传道授业解惑”，基础设施不过一寸讲台，一张薄唇足矣。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更大的作用在于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与分析繁杂的学习数据上。这里面又涉及到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等知识，这些对纸质时代的名师老板们而言，太难了。
第二个挑战来自于人口红利的可能减退。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新生儿人口数量在2010年达到低点之后触底反弹，2016-2018年间我们普通中小学的在校人数依然可观，分别达到了1.6609亿、1.6910.3亿和1.73673亿。但初中和高中每年的招生人数基本是稳中有降的趋势。 二胎政策之下，中国经历了一次短暂的“补票上车”潮，但新生儿数量在2017和2018年都出现了下滑，2018年的1523万更是20年来的最低值。 这意味着，学龄人群在维持了多年的基本稳定后，可能将迎来一定幅度的下滑。而这对于已经面临着些许互联网冲击的教辅图书行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不过好消息是，只要有考试，就一定有教辅。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不可扼杀的供给。在教学和课堂上愈要求创新，应试教育的诉求反而会显得更为突出。当年叶圣陶的《中学生》和《阅读与写作》，自然属于素质教育的范畴，选材高雅。但当时能读到这本杂志的孩子，初审非富即贵。在高考成为人们实现阶级跃升最合理途径的今天，一本看似不起眼的教辅，或许也承担着维持社会公平、促进阶层流动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