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北大老校长，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蔡元培。
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困境中执掌北大17年，但却被长期遗忘，甚至很多名牌大学的学生都没听过他的名字——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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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熊是生男孩的吉兆也是当时的迷信，家人便给他起名梦熊。
虽然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小村庄，但祖父在上海当过钱庄经理，“父亲很有点发明的头脑”，曾试过不用蒸汽的轮船失败，从此一心一意让儿子受现代教育。
6岁入私塾，从读《三字经》开始了学业生涯。自少年起，开始以西式教育为主导。
后来又在蔡元培“督学”（相当于校长）的绍兴中心学堂学习。
在少年蒋梦麟的眼中，蔡元培不仅是一位科举道路上的成功者，还是一位有理想的知识分子，令他景仰和崇拜。
两人亦师亦友，总是相谈甚欢。
1902年，在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同年因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不得已而改名梦麟。
18岁，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意义非凡的。但对于蒋梦麟来说，却是很荒谬的，因为参加科举，考中秀才。
为何说是荒谬呢？因为之前蒋梦麟就对革命的书籍很有兴趣，时常抄阅，还经常缩食节衣的省钱，捐给孙中山，当作革命运动的经费。然而考取秀才后的蒋梦麟，没有成功的喜悦，反而有点儿迷惘。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两个矛盾的势力正在拉着。一个把我往旧世界拖，一个把我往新世界拖。我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又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并于1908年，蒋梦麟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落榜后，在父亲的资助下，蒋梦麟才得以自费留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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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美留学上船前，他找到一家理发店剪去了辫子，船刚开动，便把辫子扔进了大海。
在去美国之前，蒋先生的想法是以农立国，故而选择了农学。
但是到达美国后，他发现，农业科技虽然实用性很强，但难以解决举国救民的问题。
蒋梦麟毅然决定弃农从教。
十年中，先入加州大学专攻教育，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和教育学，师从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他还有两个中国得意门生胡适和陶行知）。1917年，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在美国期间，蒋梦麟结识孙中山，并在革命党创办的《大同日报》担任主笔，反对清朝政府。
1917年回国，蒋梦麟先在商务印书馆当《教育杂志》编辑，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的理事主编《新教育》月刊。期间，曾帮助校阅孙中山用英文所著《实业计划》原稿。
主张教育应“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精神”。
他当主编期间，《新教育》销量节节高，每期都破6000册。
仅仅六个月，该月刊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
成为全国倡导教育革新的重要理论阵地，并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南北呼应，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主要刊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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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初，即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资格，被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5月4号下午，北大和北京的九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在齐聚天安门，提出“废除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还我山东”等口号，并火烧赵家楼，将和平爱国运动转化为刑事案件。
面对汹涌的学生运动，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当北大学生遭到抓捕，时任校长蔡元培动用一切关系，营救学生，也深知自身难保。
三天后，被捕学生被释放了，蔡元培与北大师生在红楼外列队欢迎，很多人都哭泣不已。
5月7日，北京政府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校长蔡元培的动议。
蔡元培随后发表他在北大的最后一番讲话：
“诸君稍为原谅，坚持上课，自己略微受些委屈，并且希望诸君以后遇事能够坚持冷静的态度。”
5月8日，为了保全北大，也为了不让无辜学生受难， 蔡元培决定自行辞职，并连夜离京。
北京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们的焦点已经巴黎和会，转为挽留蔡元培风潮。
受蔡元培委托，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
1919年7月20日，蒋梦麟赴京任职，北大全体学生齐集理科楼欢迎。
初来乍到的蒋梦麟很低调，也很谦虚。在一次出席教职员会议时，他主动开腔：“我只是蔡先生派来盖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这么低姿态的校长，使得众人的抵触情绪消了大半。
不久，蔡元培恢复校长职务，蒋梦麟担任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
1920年10月（34岁），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年，蔡元培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
（1920年，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合影(从左至右)）
这个“盖印子”的人，事实上，为北大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那时候的北大的确是一桩烂摊子，政府欠经费、学生搞游行、教授出难题，什么事都得找他。
（1）、把他们从示威运动中拉回课堂，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
（2）在学校管理方面，他秉持民主治校的原则，在蔡元培评议会的基础上，增设了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在北大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使北大走上了教授治校之路。
（3）为了发展学术事业，他四处奔走筹集款项，用于办学条件的改善。保证了教学设施的持续更新。
蔡元培在北大当了十年校长，自称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
这剩下的五年时间，是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处理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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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三一八惨案”事发，北大三名学生落难。
在学生葬礼上，蒋梦麟愤怒之至，公开谴责段祺瑞，“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如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
祸从口出，由此被列入军阀暗杀黑名单，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堂堂校长连家都不敢回。
他和李大钊躲入东交民巷三个月，后趁机逃往上海，转赴杭州。
1926年，蒋梦麟和蔡元培、马叙伦等教育界经营，共同筹办了国立第三中山大学，蒋梦麟出任校长，后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1928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因不善于政治，被迫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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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2月，受蒋介石之聘，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调整北大原有体制，明确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
取消评议会，改设校务会议为学校最高权力机关。
实行教授专任制度，“你们选聘新人，我去辞退旧人。”打破终身教授，遭到非议，却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
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他的“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的教育主张，以及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的办学目标，为北大的发展奠定了强实的基础。
傅斯年对蒋校长的评价就非常中肯：
“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
此后，直到抗战胜利的十五年间，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
在蒋梦麟正式执政的这些年，正是民族危机存亡之时。他即要稳定北大内部，还要忙于应付日、伪等方面的袭扰。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伪“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
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
一天下午，日军要他去“谈谈”，虽深知其中的危险，但他毅然独自前往日本兵营。
《西潮》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下了这样的对话：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你不要怕呀！”“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
（《西潮新潮》P203）
夜色四合，他终于离开日本兵营，平安地回到了北大。只身赴约，在日寇的军营里，在威吓面前，他显得如此从容，如此坦然。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一介书生付诸实践，“临难毋苟免”，那只是一句古老的空话而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三校决定联合南下，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随后再迁往昆明，于云南昆明组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务委员会，主持校务。
（蒋梦麟（左三）与西南联大同仁合影）
三校联合治理，关系错综复杂，各集团利益微妙，遇到意见相左，很难向前发展。
对于北大校长蒋梦麟来说“我不管，就是管了。”
他对清华校长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请月涵先生多负责。”
没有过多干涉，梅贻琦处理事务也更顺畅些。
蒋梦麟曾回忆：
“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西南联大从1938年5月4日正式上课，到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共计8年，再加上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共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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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北大即将搬回北平。因在联大的时候，只要有争执，蒋总是顾全大局选择退让，从而引发许多教授的不满。
导火线是：想着为教育多做点事，接受了宋子文邀请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
昔日的挚友傅斯年、周炳琳、朱家骅等人还发起了一场“倒蒋举胡”的风潮，还要求请尚在美国的胡适回来担任校长。
教授们公开指责他：“蒋校长的兴趣不在大学教育，战时他对北大的事不问，但他每日忙着招待无关紧要的外国人和云南的显要，可见他官迷心窍。”
1945年8月，蒋梦麟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昆明北大教师茶会上完成了权力交接，由胡适接替。
59岁的蒋梦麟，担任北大校长17年，就这么被赶出北大，从此他也告别了教育事业。
他曾这样谈论北大：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谈中国新文艺运动》，《西潮新潮》P344）
他是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
也是北大在任时间最长的校长；
在民国教育史上，他曾做出过杰出的贡献，其地位仅次于蔡元培；
他就是一代教育巨匠的蒋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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