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 刘慎谔

编者按

中国植物学会自1933年成立到2019年已走过了八十六年的历程，在历任理事长的领导下，它从最初几十位会员已发展成为拥有1万六千多名会员的学术团体，在组织我国植物学界学术交流、普及植物学知识、主办学术期刊，培养植物学人才以及加强我国同国际上的联系和学术交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栏目将陆续刊登相关纪念文章，介绍曾任中国植物学会理事长的老一辈植物学家的生平事迹，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他们对植物学以及植物学会发展的贡献，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敬意。

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刘慎谔

刘慎谔（1897-1975），字士林，1897年8月26日生于山东省牟平县。著名植物分类学家、地植物学家和林学家，中国植物学科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林业生产发展和治沙建设等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取得重要成果。

1920年刘慎谔赴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郎西大学农学院、孟伯里埃农业专科学校、克来孟大学理学院、里昂大学理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于1929年获得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随后，他怀着研究和发展中国植物学科的雄心壮志回到了祖国，被聘为北平研究院新成立的植物学研究所所长兼专任研究员，并相继在北平中法大学、北平大学农学院、中国大学、辅仁大学和东北大学农学院兼课。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哈尔滨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中科院林业调查研究所筹备处副主任、林业土壤研究所副所长兼植物研究室主任、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50年，刘慎谔等几位老专家以确凿的科学论据指出美国在侵朝战争中对中国东北地区投掷细菌弹，为揭露美国发动细菌战提出了有力的罪证。他因反击美国的细菌战做出了贡献，被授予有毛泽东主席题字的奖状和奖章。60年代，曾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二、三届代表，辽宁省政协常委及沈阳市副市长等职。1975年逝世于沈阳。

刘慎谔早年建立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一面从国内外收集有关研究资料和图书，一面组织孔宪武、夏纬英、王云章等同事分头到各地去采集植物标本。他还亲自培养人才，教所内工作人员学习法文，讲授有关植物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同时还选派人员出国学习。这一切努力使科研工作逐步走上轨道，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为中国植物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

刘先生曾组织赴西北进行植物、森林考察，并只身由新疆赴西藏、印度进行植物地理考察，为中国新疆、青海和西藏地区的植物种类、植物地理分布、植物区系、植被类型和植被区划等方面收集了最早的一批珍贵科学资料。在当时中国那种交通不便和动乱的社会环境里，为了探索科学真理，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36年底，北平形势愈加紧张，为避免损失和能够继续进行科研工作，刘慎谔把植物学研究所迁到武功，接下里又辗转随北平研究院南迁至昆明，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50年秋，刘慎谔来到了哈尔滨，任东北农学院植物调查所所长。他满怀发展植物科学和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激情，在这片美好的白山黑水之间扎下了根。他组织人分别到长白山、大兴安岭、小兴安岭和内蒙古大草原等地采集植物标本和调查研究，在东北地区开创了植物学科学研究的新基地。同时为东北林区的采伐更新问题和东北西部的治沙、造林以及西北包兰铁路的治理沙漠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卓越的工作。

刘慎谔十分关心林业生产。50年代，东北不少林区推广“大面积皆伐”采伐方式。他怀疑这种采伐方式对于红松针阔叶混交林是否合适，因此在小兴安岭林区连续做了几年关于红松林特性、群落结构和更新关系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并根据他在欧洲考察森林的资料，认为有异龄复层结构的红松针阔叶混交林不适于皆伐。为此，他写文章、做报告、带领一个小组和当地林业管理局、林业科学所共同进行采育兼顾伐样板采伐试验，坚决反对大面积皆伐，呼吁采伐森林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要保护森林资源，不能杀鸡取卵，采伐必须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东北西部风沙地区是科尔沁沙漠的东部边缘，随着农、牧业生产的发展，对于沙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破坏，使滚滚的流沙向东蔓延。它侵占了草场、吞没了农田、阻塞了交通，对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威胁和损害。早在50年代，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就在辽宁省章古台开展固沙试验研究。当时，刘慎谔就把治沙做为重点，经常到东北西部风沙地区对沙生植物的生态特性、分布规律和演替规律进行调查研究。1956年，土壤研究所接受了铁道部在西北腾格里大沙漠修建包兰铁路的固沙任务，刘慎谔担任了中科院治沙队副队长。他强调应用植物固沙要有“发生学”的观点，认为植被的形成有起点、发展和相对稳定的顶极，用植物固沙必须研究植被的演替和沙丘的固定过程。通过多年观察和研究天然植被和各种固沙试验的基础上，刘慎谔总结出在植物固沙中建立人工植被类型要强调符合自然规律、要考虑地上层和地下层的结构以及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根据刘慎谔这些植物固沙指导思想进行了一系列试验研究，终于在1958年按期在包兰铁路沿线，在机械固沙的基础上应用植物固沙取得了成功，为保证在腾格里沙漠修建包兰铁路做出了贡献，为中国治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地植物学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开展较晚，所以受外国各学派的影响很大。加以中国幅员辽阔，南北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也很大，所以各地的地植物学工作者对外国各学派都有所选择和倾向，因而有时在讨论问题时各有不同看法，甚至发生误解而不能统一。刘慎谔也感到没有中国自己的学派而深以为憾。他除了鼓励青年人努力学习要有所建树之外，自己也经常注意收集有关资料，广泛学习国外有关理论。他的《动态地植物学》是在国外主要各学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他多年来在国内、外考察的总结，并根据中国植被的实际情况和在地植物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所编著的，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地植物学理论。他所编著的《历史植物地理学》也是他几十年来在国内、外考察的总结。他在论述世界植物区系形成的历史原因、植物区系起源、植物区系成分分析及其分布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植物分布的特点，阐明了影响中国历史植物变迁和现代植物分布的包括冰期与间冰期、西伯利亚气团、干旱等对植物分布的影响的10大关系。

刘老的两部著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原有理论和学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独创见解和观点；二是理论结合实际。他一直强调科学研究要为生产建设服务，应当努力把这些理论应用到解决森林采伐更新和治沙等实际问题中去，用这些理论来指导生产，并通过生产来验证这些理论，为中国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而这些成就为今后创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学说和学派创造了重要条件。

植物分类学科在20世纪初，都是外国人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来研究中国植物，所以有很多植物种都是由外国人来定名的。刘慎谔为了发展中国自己的植物分类学事业，在法国近十年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刘慎谔在植物分类学方面的研究范围较广，造诣较深，威望也较高，所以当时在植物学界被誉为“南胡北刘”（胡指胡先驌）。他在法国曾发表过锈菌和苔藓的论文，以后又发表过法国地衣的论文，还组织、研究了东北地区的食用菌和毒菌。在高等植物方面除组织编写地方植物志之外，在许多科、属，如蔷薇科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发表了一些论文，并和曹新孙合译了１９５６年法文版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另外，他非常重视地方植物志和图志的出版工作，编写了《黄山地区植物志要》、《昆明习见植物名录》等，并主编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东北木本植物图志》、《东北植物检索表》、《东北资源植物手册》《东北药用植物志》和正在陆续出版的《东北草本植物志》等。这些著作为有关学科研究工作的开展和农、林、牧、副业的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

对于植物分类学中新种及种下分类单位的定名问题，刘慎谔认为不能单纯从部分形态变化来定名，而要以发生学的观点来探讨其本种的由来和变化的关系。在研究植物分类学方面有创见，也有其中国特点的风格。如对于中文植物命名等方面问题他就提出很多独到的见解，并在《说菊》、《几种禾本科植物的考证》和《芸香考一改芸香科为柑桔科的商榷》等论文中引经据典，从《本草纲目》、《植物名实图考》、《群芒谱》、《授时通考》、《救荒本草》等中国的传统名著中有关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历史资料来考证植物种名和种间关系，可见刘先生知识之渊博、基础功夫之深厚。

刘慎谔出身农村，一生非常简朴，平易近人。他耿直的性格和献身科学的事业心，使他毫无保留地、热情地培养青年人。他一生在科研和教学方面奋斗几十年，培养了不少人才，真是桃李满天下，其中大部分已成为中国在科研、教学方面有名的专家。刘老还热心传播科学知识，除了专题讲座之外，还多次应邀到长春、哈尔滨、北京、武功、呼和浩特和兰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作“国际植物命名法规”和有关林业、地植物学和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学术报告。

他一生论著很多，涉及面很广，由于建国前研究所几次搬迁和文革等种种原因未能出版。刘慎谔去世后，为了整理和出版他的遗著，1977年由朱济凡、王战、曹新孙、刘媖心和赵大昌等5人组成了《刘慎谔文集》编辑组，收集、整理出24篇论著收入该文集，于198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为了表彰和纪念刘慎谔在科学技术方面做出的贡献和学习他的优良作风，中科院林业土壤研究所于1985年在研究所内为他塑造了半身塑像。他的治学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和诲人不倦的优良作风将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该文全文转自中国植物学会，转载请联系中国植物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