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从府院之争到走向复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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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辟的合法性问题

丁巳复辟之前，复辟党人在理论上做了充分的阐释，以解决复辟的合法性问题。

在丁巳复辟中，最重要的三个文本《张勋奏请清帝复辟之原折》《清帝复辟诏》《张勋通告复辟电》，出自刘廷琛与阮忠枢之手，经张勋审定同意后发表，并且发表日期都在1917年7月1日复辟当天。这三份文件，既是复辟的理论基础，也是复辟的宣言书。从发表日期来看，这三份代表张勋复辟集团意见的文件，当是为复辟而精心准备的。

张勋的辫子军

与洪宪帝制不关注继承人问题不同，丁巳复辟先以对现实的批评来确立复辟的合法性：

乃共和实行以后，上下皆以党贿为争端，各便私图，以贪济暴，道德沦丧，民怨沸腾，内外纷呶，迄无宁岁，苍黎凋瘵，逃死无门。（《张勋奏请清帝复辟之原折》）

国体自改革共和以来，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劫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出十余万万，有加无已，海内嚣然，丧其乐生之气，使我孝定景皇后不得已逊政恤民之举，转以重困吾民。（《清帝复辟诏》）

溯自辛亥武昌兵变，创改共和，纲纪隳颓，老成绝迹，暴民横恣，宵小把持，奖盗魁为伟人，祀死囚为烈士，议会倚乱民为后盾，阁员恃私党为护符，以剥削民脂为裕课，以压抑善良为自治，以摧折耆宿为开通；或广布谣言，而号为舆论，或密行输款，而托为外交，无非恃卖国为谋国之工，借立法为舞法之具。驯至昌言废孔，立召神恫，悖礼害群，率由兽行，以故道德沦丧，法度凌夷，匪党纵横，饿莩载道。一农之产，既厄于讹诈，复厄于诛求，一商之资，非耗于官捐，即耗于盗劫。凡在位者，略吞贿赂，交济其奸，名为民国，而不知有民，称为国民，而不知有国。至今日民穷财尽，而国本亦不免动摇，莫非国体不良，遂至此极。即此次政争伊始，不过中央略失其平，若在纪纲稍振之时，焉有纠葛不解之虑？乃竟兵连方镇，险象环生，一二日间，弥漫大地。乃公亦局中人，何徒责人而不自责。迄今外蒙独立，尚未取消，西南乱机，时虞窃发，国会虽经解散，政府久听虚悬，总理既为内外所不承认，仍即然通告就职，政令所及，不出都门，于是退职议员，公诋总统之言为伪令，推原祸始，实以共和为之厉阶。（《张勋通告复辟电》）

三份文件，对共和体制的批判，都强调了共和制“导致”政治秩序紊乱、政党纷争、内战频仍、赋税加重、外债增加、民穷国困等。

如果不带偏见地看，这三份文件对民国初年政局的批评，是言之成理的。民国初年政局，确实存在“纲纪隳颓”现象，但这不能推导出共和制必然造成“纲纪隳颓”，更不能由此推导出必须推倒共和制而换以帝制。复辟的历史与法理依据历史上有没有帝王失位而复辟成功的案例可以征引？这在中国历史中并不鲜见，唐代之“神龙政变” 、明代之“夺门之变”，皆属此类。不可同日而语之处在于，溥仪之复辟，不是前朝君主推翻后代君主，而是前朝君主“收回大权”。三份文件，都提到了“收回大权”一说。

（民国初年乱政有违）孝定景皇后逊政之初心，我皇上所当收回政权，实行安民，以仰承先志者也。（《张勋奏请清帝复辟之原折》）

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允如所奏，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是从阴历。临朝听政，收回大权，与民更始。（《清帝复辟诏》）

即至辛亥用兵，孝定景皇后宁舍一姓之尊荣，不忍万民之涂炭，仁慈至意，沦浃人心，海内喁喁，讴思不已。前者朝廷逊政，另置临时政府，原谓试行共和之后，足以弭乱绥民，今共和已阅六年，而变乱相寻未已，仍以谕旨收回成柄，实与初旨相符。（《张勋通告复辟电》）

复辟的法理依据，植根于辛亥革命之妥协性。1912 年清帝下诏逊位，内称“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如果将清帝逊位诏理解为一个契约，那么契约双方为“清王朝”与“共和立宪国”，而处置的是“主权”。主权是否能被转让并收回？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指出，主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绝对和永久的权力，具有至高性。如果主权受到某个实证法的约束，这就证明这一主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主权，而是处于一个更高的权力之下。因此，从国内法上来说，行使人民主权的民国政府并没有实证法上的义务遵守这个与清帝的契约，而是有权进行单方面的修改。反过来说，清室也没有义务遵守《清帝逊位诏书》，“因此，从实践操作的角度来说，《清帝逊位诏书》和《清室优待条件》所组成的政治协议具有很大缺陷。它规定了一些实体内容，却没有规定解决争议和解释实体内容的程序条款，难以遏制协议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清帝逊位诏书》的模糊性，给双方留出了机会主义空间，复辟派于此也找到了法理上的依据。

丁巳复辟，较之于洪宪帝制，在称帝的人选上无须讨论。溥仪是继位之君，清室复辟，由溥仪重新出任“大清帝国”的皇帝理所当然。非但人选无争议，复辟派并以君主制之优越性批判选举制之骚乱：且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权利所在，人怀幸心，而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选举无已时，乱亦无已时。（《张勋通告复辟电》）

至此，在张勋等人看来，君主复辟所需的四个要件皆已经满足。复辟进入实施阶段。

1917 年6 月1 日，黎元洪电令张勋赴京调解，机会送上门来了，张勋整装待发。6 月7 日，张勋带领辫子军步兵、马兵、炮兵共10 营约5000 人以及随员148 人，由徐州动身。6 月8 日，张勋抵达天津。同日，张勋通牒北京政府，要求黎元洪在6 月12 日之前解散国会。至此，黎元洪原设想的请张勋“调停”已破灭，复辟已露端倪。6 月12 日，黎元洪罢免伍廷芳，以步军统领江朝宗代行国务总理，并令其附署签字，同意解散国会。

黎元洪

1917 年6 月14 日15 时，张勋偕同李经羲、张镇芳、段芝贵、雷震春等乘专车到达北京。黎元洪派丁槐、钮傅善、方枢为代表到站欢迎。前来欢迎的还有北京军警长官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等。由前门车站到南河沿张勋宅，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军警夹道警戒，并分段布置辫子军的步哨和岗位，城楼上和城墙上都站有全副武装的兵士，这是以前皇帝出巡的气派。张勋的汽车所经路线，先派马队驱逐行人，东城和西城的交通断绝达四小时之久。在警戒线内，行人不能通过，但是一切外国人不在此限。黎元洪传令打开中华门迎接张勋。从民国成立以来，中华门为了迎接贵宾，只打开过三次：第一次是袁世凯迎接南京政府派来的宋教仁等五专使，第二次是迎接孙中山，这是第三次。与张勋入京同步，张勋所带之5000 辫子军，已经先期抵达，分驻廊坊、北京天坛以及永定门。

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历史·拾壹》（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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