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守愚：王船山是中国文化、世界文化的骄傲

王船山（1619—1692），生活于明朝末年，早期避乱南岳双髻峰黑沙潭畔，晚年隐居衡阳县湘水之西石船山。在历史教科书上，王船山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末清初三大儒。

王船山具有崇高的世界地位，与亚当斯密、康德、黑格尔齐名。“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西方有一个亚当斯密。”王船山作为中国最大经济学家，与西方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东西辉映，在世界经济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西方有一个黑格尔。”王船山作为中国哲学最高峰，与西方哲学最高峰黑格尔也是东西辉映，在世界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东方有一个王船山，西方有一个康德。”王船山作为一个为天下太平立法的立法者，与西方哲学康德为世界永久和平立法也是东西辉映，在人类文明史上具有崇高地位。

对于世界文化而言，王船山是来自中国文化的贡献。对于中华文化而言，王船山是来自湖湘文化的贡献。对于湖湘文化而言，王船山是来自衡阳文化的贡献。

王船山生前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五百年后吾道大昌。

这两个预言已应验了一个。

王船山是近现代中国人协同合作推举出来的精神领袖。

梅山地区的新化人邓显鹤是第一批有意识推举王船山为精神领袖的人。曾国藩是第二批，郭嵩焘是第三批，谭嗣同是第四批，章太炎、黄兴、蔡锷、孙中山是第五批。首先是推举为近现代湖湘精神领袖，之后是推举为近现代中国精神领袖。

1839年，邓显鹤在长沙城南书院接待了湘潭来的好友欧阳兆熊、湘商王世全，在茶叙之中达成了刊刻王船山著作的协议。距今180年，3个甲子。这是我主编《王船山语要》的巧合。

1840年春，刊刻《船山遗书》之大事开工。1842年，竣工。实际主持工作的另外一个新化人邹汉勋。参加校雠、审读工作的人，还有永州道县人何绍基、湘阴人左宗棠、湘潭人欧阳兆熊、湘潭人罗汝怀、长沙人汤彝、衡阳人王政等二十余人，曾国藩的老师、长沙人唐鉴作序，安化陶澍撰联、题匾。这次出版《船山遗书》，仅只是一群湖南人的合作。

从此，王船山的书开始弥散型传播。譬如1847年，长沙人贺长龄、安化人罗绕典在贵州贵阳刊刻《思问录内外篇》二卷、《宋论》十五卷。

不幸的是，1854年，太平军进入湘潭，王船山著作的板片被毁。欧阳兆熊不甘心，劝说曾国藩再版《船山遗书》，遭拒绝，转而请曾国藩的心腹赵烈文游说曾国藩，总算促成了再版《船山遗书》的大事。

这次刊刻《船山遗书》，是中国各省的人通力合作，譬如江苏仪征人刘毓崧、吴熙载，上海南汇张文虎，江苏阳湖赵烈文、周世澄、刘翰清、方骏谟，江苏常熟杨沂孙，浙江归安杨岘，浙江仁和汤裕，安徽歙县汪宗沂等。

自此，王船山成为全国畅销书。章太炎的外公朱有虔读到了王船山的书，使得章太炎从小饱受王船山的熏蒸。东南实业领袖、状元张謇21岁就读了王船山的书。浏阳人谭嗣同读了王船山的书之后，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谭嗣同还崇祀王船山为雷神，并预言：“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梁启超受谭嗣同影响，认为王船山、黄宗羲推尊民权，难分轩轾。1897年，浙江大儒宋恕主张出版王船山《黄书》鼓励士气；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将王船山《黄书》列为必读书目。

1903年，湖南人在上海出版《黄书》《黄帝魂》，推崇王船山的黄中思想，中国各省的人推波扬澜，由此引发中国近百年尊黄大潮。又经过章太炎、杨毓麟、陈天华、章士钊等人的宣传，王船山思想终于成为了辛亥革命的理论武器，是证明辛亥革命合法合理性的依据，而王船山也成为了中国近现代精神领袖。在此同时，王船山也成为了全球洪门精神领袖，被推崇为洪门五大始祖之一。

翻看史料，推崇王船山的人，中国各省都有，还有外国人。譬如唐鉴、魏源、郭嵩焘、宋恕、严复、谭嗣同、杨毓麟、邹容、皮锡瑞、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熊十力、徐复观、牟宗三、邓显鹤、欧阳兆熊、邹汉勋、罗汝怀、左宗植、熊少牧、李元度、俞樾、汪士铎、赵烈文、李铭慈、王闿运、邓辅伦、罗正钧、黄遵宪、欧阳中鸪、陈三立、文廷式、王先谦、林纾、刘师培、许寿裳、马叙伦、唐才常、黄兴、蔡锷、宋教仁、谭人凤、蒋翊武、陶成章、孙中山、胡汉民、林森、于右任、冯自由、章士钊、柳亚子、蔡元培、杨昌济、范源濂、熊育锡、秋瑾、唐群英、张默君、张謇、龙璋、禹之谟、范旭东、朱昌琳、宾步程、曹典球、聂云台、何绍基、于右任、曾熙、郑家溉、吴熙载、陶澍、胡林翼、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张之洞、谭延闿、刘人熙、黄凤岐、杜心五、万籁声等。此外，还有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人。

郭嵩焘第一个建船山祠，章太炎第一个采用王船山思想作为辛亥革命理论依据，刘人熙第一个建船山学社、创办《船山学报》。这些中国人世代相继地推举王船山。

尤其是清末的一些有志之士，进入民国时期之后，成为了革命元老、成功人士。他们为了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出版王船山著作，既表彰了王船山和自己的历史地位，也树立了自己的权威。这些是有社会心理学依据的。譬如太平洋书店本《船山遗书》初版、再版。初版发起人有湖南茶陵谭延闿、广东番禺胡汉民、广东合浦(今属广西)陈铭枢、湖南醴陵何键、安徽巢湖冯玉祥、湖南桃源覃振、浙江吴兴张仁杰、湖南宁乡鲁涤平、湖南湘阴陈嘉佑、湖南长沙章士钊、河北安新陈调元、山东菏泽何思源、湖南湘阴仇熬、福建永安张开琏、湖南长沙曹典球、湖南郴州黄士衡等，湖南醴陵何键作序。再版发起人浙江余杭章太炎、浙江吴兴戴季陶（戴传贤）、河北霸州韩复榘、广东香山吴铁城等，章太炎、戴季陶、韩复榘作序。这些人，大都是元老，个别是新贵，除了章太炎是不当官的人，其余都是有大官职的。

在清末民初，中国人读王船山的书是一大时尚，而一个有志之士没读过王船山的书，那是莫大的耻辱。以今日的世俗眼光来看，在民国时期，王船山的书是“成功人士”必读之书；王船山是“必然成功”的符号。

当然，王船山，不仅只是湖南人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人宝贵财富，而且是全人类的宝贵财富。

就世界文化而言，王船山是一个为世界立法的立法者，一个天下主义者。为天下立法，成均天下，证实天道正义，这是王船山的理想。王船山说：“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他主张“天下为公”、“人物一体”，强调人对宇宙万类的责任，“人者，阴阳合德之神所聚，而相阴阳以协天地万物之居者也”（《张子正蒙注》卷九）。谭嗣同受此启发，提出“以心挽劫”说，要拯救东方、西方一切含生，被梁启超评价为“世界主义”。

王船山认为，民，是公辞，普遍性的类称。用今日术语来说，谓之公民。一个中国人，既是中国公民，也是天下公民。这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世界公民说，东西辉映。套用一些术语，王船山为天下公民主义，康德为世界公民主义。

天下公民，为天下立法，即建黄中。康德说，为自然界立法，为人自身立法。而早于康德的王船山说，不仅为自然界立法，为人自身立法，而且要为天下立法。从小的大一统，到大的大一统，最终全世界臻于太和。

现代新儒学开山祖师熊十力说，王船山的宗旨是宪法民主。王船山是中华法系的集大成者，提出了君主立宪制度，司宪治国。王船山主张的“罪刑法定”说、“原情定罪”说、“法以称情”说等，已是国际公认的治罪原则。王船山的“宽下严上”说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公权力的，是保护老百姓的，不是限制老百姓的，不是防止老百姓造反的，也是国际公认的立法原则。这些还只是小的大一统升级为大的大一统的中间阶段。

虽然牟宗三将王船山与黑格尔并称，但是我更喜欢将王船山与康德并称，因为王船山、康德关心全球普遍性问题，是真正为天下立法的立法者，不是只关注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的狭隘性的人。他们一个追求成为天下公民，一个追求成为世界公民，概念不同，内容大致相同，殊途同归。

王船山为天下立法的哲学基础是什么？立法基于什么？

基础是一气之阴阳交感。基于成均。

因为交感，体贴到一气流行，此心同此理同，达成共识。如何达成共识，絜矩之道。絜矩之道，是基于自由平等的一致同意。如何达成一致同意？罗尔斯有无知之幕、重叠共识，哈贝马斯有协商，布坎南有不确定性之幕。

天人合一之时，阴阳平等自由，是太和；天人相分之后，天地之数五十五，阴数三十，阳数二十五，阴阳之数不均，因不均而不测，变化无常，使人恐惧不安。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均，追求成均；不测，追求可测。成均，即均势制衡。可测，即明诚同一。成均是创造仁义，制器立法，重立乾坤，均势制衡，各安其分，各正性命，证实天道正义。阴阳变动不居，日新日日新，成均应当基于实情。成均也是辩证的，会因时反转。成均基于不均，反之又反，不均即成均，成均即不均。

成均，是中，即阴阳均势制衡的恰到好处。体决定用，用呈现体。中体中用，合乎阴阳变化之时宜的有体有用，处于成均状态。

如何成均？依赖于圣人精神。目前的全球，各种冲突层出不穷，在于不均。而究其本质而言，是圣人精神不足。

人、物如何成均？过去、现在、未来如何成均？王船山都有自己的主张，姑且不赘述。

目前的世界，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既有各国内部问题，也有国际问题。在一国之内，要有“小的大一统”；在全球，要有“大的大一统”。大一统，是王船山所谓建黄中。当今，全球经济趋向大一统，但是文化还是四分五裂。如何为天下立法，实现王船山所谓保合太和、康德所谓永久和平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

王船山说：“问君去日，有人还似君否？”这是世代正义，我们要继承王船山的真精神，坚苦奋发，为天下立法，造福全世界万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