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20年：卫慧对中国女性和家庭的反思

图为：卫慧

1999年，26岁上海女作家卫慧的《上海宝贝》在中国出版，旋即在海内外媒体圈引起旋风。书中描绘上海兴起的新上海中产阶级的感情生活，席卷书市，被翻译为多国语言，并在好莱坞投资下改编为电影。卫慧在欧美各书展及电影展成为座上宾，是90年代中国年轻女作家的代表之一。然而，在短短几年后，在中外发表几本作品之后不久，卫慧便远赴美国生活，缓慢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2017年，卫慧再次出现在媒体，引起骚动。她以原名周卫慧向她的读者说明，她不再书写上海的繁荣，但同样仍在处理“情感”问题，但用另外一种方式—她成为心灵成长及家庭咨商课程的老师，协助个人或家庭情感间和解的工作。

"每次坐在出租车里穿越大半个新旧参半的城市，一路上就在听这座城市喋喋不休的跫音。我可能一辈子都得记住这种声音，也可能一辈子也听不懂这种声音。" ——《上海宝贝》

1973年出生的卫慧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1999年出书后，立即以“才女”或“美女作家”的标签成为媒体宠儿。

这本半自传的书，主要是描写大学毕业的上海女作家Coco，遇到写作瓶颈，苦恼于作家与人生的意义。同一时间，她在中国男友与德国男友之间思考着性与爱情之间的迷思。

该书撰写海归以及香港的文化菁英与女主角在上海的来来往往，基本上反映着当年中国重回国际视野及金融市场的文化社会现象，上市后引起轰动， 一时洛阳纸贵。

图为：2001年卫慧在法国。

在中国回到国际的舞台大背景下，《上海宝贝》一书让接踵而来的西方眼光得以一窥当时年轻的中产阶级女性在上海的都会生活。卫慧在复旦大学的老师、文学评论者陈思和评价《上海宝贝》说，在当年，“追求爱，追求出国，追求欲望，追求美”——这些都是当年上海生活之写照。许多严肃的评论者及普罗大众，各有批判及拥护她的声音。

卫慧在这样的际遇下开始在世界各国游历。她解释，当年《上海宝贝》版权卖给几十个国家，常常忙着签合同 。

但卫慧也批评当时的自己。她对外承认说自己选择在2001年去美国是因为自我膨胀，“那种扩张身份感的欲望没有停止，中国已经不够了，我还想要被全世界看到”。

后来在美国待了几年，从事写作。卫慧放弃绿卡回国，经历一段婚姻，离婚成了单亲妈妈。因缘际会下，她接触一些“身心灵”以及禅学，慢慢走进了身心灵的心理治疗领域，在接受治疗以及训练后，她开始成为心灵工作者，协助婚姻以及家庭治疗。

家庭治疗

多年后，卫慧成为“心灵导师”，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她与她的团队使用西方心理学和东方传统心性修养，同时向西方心理学几位大师包括海宁格夫妇与“萨提亚”流派的贝曼和葛莫瑞学习，也接受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思想的熏陶。

“我骨子里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比她之前自己的想象的还要多”， 卫慧说。

卫慧和她的团队主要运用的其中一种西方心理流派，名为“家族排列”（family constellation），由德国人海宁格整合创立。她认为，这个疗法能帮助当事人厘清自己的原生家族中的问题。10年前，家族排列也开始被引荐进入中国大陆。

图为：卫慧和她的团队。

文化是个“奇怪的东西”

卫慧说中国儒家强调“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求每个成员在社会与家庭中扮演好自己的身份与角色，但其他国家的子女也对父母抱有感情，但依然不及中国的孝道这个文化与政治核心原则。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修复父母和孩子关系的家庭治疗，尤其是家排在中国这么普及和受欢迎，比在欧洲和美国热门很多。卫慧表示中国文化的根深蒂固，是她后来从事家庭工作的发现。”

卫慧举例说，她有个当事人丈夫出轨，还与出轨方生下了孩子，来上她的课，寻求帮助及心灵平静。经过一段持续的课程，各方面都有起色，但丈夫并没有与通过出轨创建的家庭断裂关系，也没有与她的当事人分开，三方两个家庭和平共处着。

图为：卫慧： "现在，上海对我来说太热闹了。”

按照西方海灵格的家族排列理论，一方出轨并有了孩子，必须离开原来的老的家庭，而和出轨新建立的家庭生活在一起，因为“新的系统比旧的系统在秩序上具有优先性”。

但卫慧解释，中国社会“一夫多妻”有它悠久的传统，即使现代已废除这种婚姻制度，但文化是个“奇怪的东西”，仍然有余下的影响力在集体潜意识中。

中国女性

借着重新思索中国文化的深根蒂固，曾经被视为前卫女性作家的卫慧，也告诉记者，她如何重新思考女性认同以及成长的课题。她曾向媒体解释，社会对女性并没有达到完全平等。过去几千年来女人在“性上面一直遭受着不公正的待遇”；譬如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要裹小脚。这种长期的集体无意识很难被扬弃。

回头看她当年《上海宝贝》中的女主角，她发现作品中的女性从未停止冲突与挣扎，也从未停止自我探索，女性寻找真正的爱，和世界上每个人都相同。

卫慧称，她观察中国女性，20年来和男性一样经历了社会与经济、文化的剧变。当一个女人不再把经济和情感上的安全感寄托在男人身上，她往往需要赚很多钱，来给自己安全感和存在感。

“我认识做微商的女性朋友经常说：自己会赚钱，才是真的好。或者说，你们还在依赖男人生活吗？相信男人不如相信自己，做自己的女王！”

“我发现这样的女性每天都在努力甚至是疯狂地赚钱。但人内在的心理黑洞是无法用钱来填满的，赚了100万，就想赚1000万，赚了1000万，就想赚更多才会快乐和自由。当然，她们一直都不那么快乐，烦恼依然很多，每天也很累，无法享受内心的宁静。” 卫慧告诉记者。

卫慧补充说，中国女性虽然已经在开放和叛逆中相对解放，但“女性似乎拒绝把期待交给婚姻和男性，拒绝在婚姻里妥协，对男性的付出也缺乏尊重和承认。所以现在获得经济与性自由的女性，心理和情感上并不更快乐，相反，在乎的下面隐藏着孤独。”

然而，她仍观察到，女性在当今社会上发挥的余地更多了——“现在社会上积极变革，呼吁心灵成长，开创新教育，发展公益慈善事业，推动环保，恢复中国美好的传统文化很多都是女性。她们积极而主动，勇于奉献的身影令人钦佩。我很欣赏这样的女性。”

“不食人间烟火”与“和稀泥”

卫慧对生命的反思，也遭受批评。中国知名作家侯虹斌在微博发表《为什么文艺女青年在人到中年时都走上了灵修之路》引发热议。她指卫慧以及中国大陆在90年代一度走红的女作家们，包含安妮宝贝等，现在走上“修行”或禅修的道路，不仅是不食人间烟火，更是换另一种方式推销自己。

侯虹斌说，这些推广“正面思想”的课程都是所谓“心灵鸡汤” ，毫无批判力的“和稀泥”；她又指出，譬如王菲或李连杰等名人现在去修行、追求“上师”或仁波切，除了是一种不求上进，也是用来挣名利的退步做法。她对从台湾“心灵导师”来到中国开课，以及大大小小的禅修、灵修课程嗤之以鼻。

针对批评，卫慧不像20年前急着为自己辩护。卫慧简短地回应说，批评者还不能观察到中国已经进入“意识扬升的层面”。

“再见，上海 ！”

20年前，卫慧如此形容“了不起”的上海：“这座不眠的城市，像一艘贪逸无耻的航空母舰，载着柔软的夜色陷入数不胜数的欢乐的泡沫之中。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上海。这就是我赖以逃离我的过去，我的记忆的了不起的城市； 我要写激动人心的小说，里面有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

英国名作家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曾经将《上海宝贝》列为十本书写老上海最好的作品之一。他说此书是献给“还没太老”的读者，思索1990年代，刺耳绚烂——至少是在上海曾有过的“较多自由创意与机会的年代”。

然而再次提及上海时，卫慧告诉记者说：“现在，上海对我来说太热闹了，也许我已变了。”

但时隔20年后，她的新书计划在明年的上海首发，记录着这些年她的生命反思以及男女老少与她一起寻求生命解答的过程。她说她感到好奇，“曾经的老粉丝和近年心理疗愈的新拥趸，又将给出怎样的反应呢？”

图为：中国年轻女性有更多空间追求自由与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