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士族之间积怨已深，他们的矛盾也并非一朝一夕便可解决

王导这一招，使司马容的威望大大提高。他趁此机会对司马容劝谏说：“古来想要成就霸业的圣明之君，没有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纳俊贤的。何况当今天下纷乱，大业草创，更加需要人オ!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中有名望的人，如果把这两个人招纳来了，其他的人自然都会跟着来报效。”司马容认为很有道理，就派王导亲自登门拜访顾荣、贺循二人，请他们出来做官。江南大族在西晋灭亡后，北方有胡人政权的强大压力，南方有流民暴动，他们感到要稳定江南的统治，必须与北方大族联合，建立起一个能代表南北士族共同利益的新政权，因而顾荣、贺循及江南大族也就靠拢了司马睿，应命出仕。

顾、贺二人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有一次司马容对顾荣伤感地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顾荣跪对道：“王者以天下为家，股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镝及洛，古来皆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君臣二人的这一问答中可以知道，双方已经具备了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政权的重要统治基础。东晋政权有了南方士族的支持，也就在江南站稳了脚跟。

但是，南北士族之间由于积怨已深，他们的矛盾也并非一朝一タ便可解决。北方的士族虽是流亡之辈，但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徒具虚名，并无实权，这难免使他们产生怨言。王导为了笼络南方士族，便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岂不知，王导作为北方士族首领，他这样做是出于策略考虑，这有利于消除与南方士族的隔阅。在江南望族中，一种为文化上的士族，另一种为手握武力的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则不易驯服。义兴郡(今江苏省宜兴县)周就是江南最大的武力强宗之一。

他因为受到北方名士的毎辱，准备起兵杀诸执政者以南士代替北士。但阴谋败露，忧愤而死。死前他属咐其子周说：“我是被那些化夫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划发兵杀死王导等人。他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人。但周札闻知后，坚决不同意周勰这样做。周勰于是忧惧不敢发难。但周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容准备发兵征讨，王导分析了形势献计说：“发兵太少则不足以平定乱寇，发兵太多则朝廷空虚。周续的族弟周莛，有忠有义有明有谋，足可以除掉周续。”

周莛被派去后，果然如王导所料用计杀掉了周续。事情平定之后，朝廷又听从王导建议，任命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總则因周氏豪盛强大，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为了争取化解南北士族之间的矛盾，争取他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采取了宽容和忍让的态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王导调解南北士族的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还在于有效地调解他们在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等，都是拥有大批部曲的大地主。王导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

与此同时，为了管理大量流人南方的流民，保护北方士族的利益，王导又实行了“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例如，侨置州有司、豫、究、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的数目就更多了。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音陵、广动陵等县境内，形势上有利于保卫建康。在名义上是安置北方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则是让北方士族在侨居地内继续剥削和奴役逃亡民众，通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

“侨人”不人当地户籍，享有免除一定赋役的优待。并且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吏，这就当然成为北方流亡士族的政治出路。侨寄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对于东晋政权来说，却从政治、经济方面都照顾了北方士族的利益，成为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贫瘠荒凉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荒地、发展经济的作用。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重要措施是清静为政。东晋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南北大族联合的政权，内部矛盾十分复杂，皇权与大族的矛盾，南北大族之间的矛盾，普通士人与大族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彼此由于各自的利害关系，展开了明争暗斗。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况，作为执政者只有尽力维持各种力量之间的均势，调和矛盾，缓和矛盾，维护政局的稳定，此即王导所说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这在当时是唯一可行的做法，既需智慧，也需谋略。“镇之以静”，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坚决维护司马氏为首的现政权。这首先就是调解以王氏为首的士族势力与皇权势力的矛盾。

由于王导在东晋政权建立过程中所起的寞定基石的重要作用，司马容称王导为“仲父”，并把他比作汉朝的“萧何”，极为倚重。大兴元年(318)晋元帝司马容登基称帝接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接受朝拜。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这是史无前例的。王导坚辞，说：“如果太阳与天下万物相同，那么老百姓怎么能得到阳光的照耀呢？”在这王导以“太阳＂和＂天下万物”来比喻司马容与自已的关系，由此可见正导认定自已与司马氏的君臣名分是不可更改的。王导这样做，进一步赢得了司马的信任，也显示了王导的自知之明。

晋元帝初到江南时，对王导兄弟言听计从，事事推诚倚用。等到做了皇帝，地位渐渐稳固，就开始惧怕王氏权重，担心成为自己的威胁，于是便想削弱王氏权力。他引用北方二流大族刘隗、刁协等人为心腹，授刘隗为御史中丞兼待中，习协为尚书令，以牵制王导。王导虽被冷落，但他仍能保持常态，淡然处之，不予计较。这说明他胸有成竹，不失政治家的风度。但王敦是一介武夫，野心很大，自以为圳兵上游，受不了这口气。

他一再上疏指贵司马容，为王导鸣不平。但晋元帝总是不听，反而更加信任刘隗、刁协。他采纳刘隗的建议，于太兴四年(321)，以南方士族就渊为征四将军，都督司、究、豫、并、六州诸军事；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背、徐、平四州诸军事。从名义上看，这是为了北讨胡寇石勒，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为了对付王敦。王敦心里自然更清楚，这是在削弱自己的兵权。他终于先下手为强，以诛刘隗、刁协，替王导鸣冤为借口，于水昌元年(322)正月从武昌起兵，顺流而下，攻入都城建康。

戴渊、周圆、刁协被杀，刘隗逃走投降了石勒。王导认为佞臣小人扰乱朝纲，并不反对王数来“清君侧”，但当这些小人被杀逐，王敦要进一步算夺皇位时，王导便表示竖决反对，并出面维护皇室。原先早在东都洛阳覆没、四方劝进的时候，王敦便欲乘机专断国政，但恐怕晋元帝年长难例，便想更议所立。因王导不从，只得作。等到此时王攻入建康，对王导说：“早时不听我言，几乎导致全族被灭。”但王导始终不为所动，坚持维护晋室，劝他返回。王敦无奈，只好很快退回武昌。王导从大局出发，再次维护了东晋王朝的统治，从面避免了场更大规模的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