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建立李唐王朝之际，正是群雄逐鹿天下之时。忙于统一大业的唐政府无暇顾及内政建设，“律、令、格、式，且用开皇旧制”。直至武德七年(624)三月，李孝恭平定最后一位割据者辅公祏时，才“初定令”，确立了有唐一代的官制。接着颁布新的律令，制定租庸调法。
高祖在位短短九年，史籍中没有明显的卖官记载。不过，任瓌为徐州总管时，“选补官吏，颇私亲故。或依倚其势，多所求纳，瓌知而不禁”，任人唯亲，且不约束下属的行为，纵容其索财，已大有卖官的嫌疑。而高祖授予舞胡安比奴散骑侍郎一职，也有滥授的迹象。
唐太宗在位的贞观年间，受到历代史家的称赞，其最光明之处便是政治的清明，非常重视官员队伍的廉政建设，故卖官现象十分少见，仅查到一条史料：《唐书》曰：贞观十八年，命将征辽东。安州人彭通请出布五千段以资征人，上喜之，比汉之卜式，拜宣义郎。
唐军征高丽，彭通纳资授官。这里的卜式，为西汉洛阳人，以牧羊致富，武帝时突厥犯边，上书愿以家财之半助边，后召拜为中郎，赐爵左庶长。中郎，宫廷侍卫诸郎之一。左庶长，汉代二十等爵第十级。而宣义郎是唐代文散官二十九阶中的第二十一阶，秩从七品下。彭通出布五千段自然比不上卜式的家财之半，故所授官阶相对较低。
高宗一朝，最显著者是宰相李义府卖官。曾在贞观时以监察御史之职兼侍晋王李治的李义府，靠废立皇后之事于永徽六年(655)当上宰相，凭着高宗和武后的宠信，任相不久，“贪冒无厌，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狱，其门如市。多引腹心，广树朋党，倾动朝野”。中间两次去职，龙朔二年(662)起复，三年又迁右相。史云：“右相河间郡公李义府典选，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铨综无次，怨讟盈路。”再次渎职枉法。
李义府卖官，甚至是强卖，比如他的最后一次卖官：遣子津召长孙延，谓曰：“吾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监，索谢钱七十万。司津监为正五品官，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不管他人接受与否，先用手中之权为其安排官位，再向之索钱，可见其骄横。也正借此事，李义府被流放至死。
从整体上看，此时期政局稳定，各行政机构职能发挥良好，卖官现象并不多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显庆初年，黄门侍郎刘祥道针对当时的选举之弊，陈奏认为：“今之选司取士，伤多且滥，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是伤多；不简杂色人即注官，是伤滥。”吏部铨选已有问题显现，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请托买官的出现。
果不其然，之后便有考官董思恭舞弊事：
龙朔中，敕右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后于西堂朝次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
中书省起居舍人董思恭知贡举，以泄漏进士科试题的形式贪赃卖官。高宗朝仍有捐资助军而得官者。安州人彭志筠，“显庆中，上表请以家绢布二万段助军，诏受其绢万匹，特授奉议郎，仍布告天下”。显庆二年(657)，唐朝平定西突厥，显庆五年，唐朝和新罗联合攻灭百济，彭志筠所助当为其中一事。奉议郎属文散官第十六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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