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抗战大后方的“钢铁记忆”

这是值得永远铭记的一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在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中，有一家企业，抗战期间生产的钢铁产量占据了中国大后方钢铁总量的90%；这一家钢铁企业，在西迁过程中上演了长江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这家迁至重庆的企业，在遭受日军长达6年多的连续轰炸下，不曾停过一天工，持续不断地向前线供应制造武器所需的“银色血液”。

这就是当时位于重庆大渡口区的钢迁会（现重钢集团），其前身是清末名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

（钢迁会会徽 新华社记者陈舒 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位于中国东北、华北等地的钢铁厂相继陷落，海港、码头等也被日本人封锁，进口钢铁来源断绝，国内钢材和生铁奇缺。

（钢迁会西迁路线图 新华社记者刘恩黎摄）

“1936年中国钢铁年产量仅14万吨，而当时全国的消耗量已达75万吨，相差约60万吨，完全依赖进口来弥补。”重钢集团档案馆馆长温勇耀说，随着这些进口源头被日本人封锁，钢铁可以算得上是当时战争中最稀缺的物资。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抢在日军攻陷武汉前将汉阳铁厂的机械设备和钢铁物资转移，1938年2月7日，汉阳铁厂奉令迁渝，同年3月，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成立。5月，决定将厂址设在如今的重庆大渡口区。

5.68万余吨机器材料（其中专属钢迁会的3.7万吨），长达900公里的距离，日军不断轰炸，这一路何其艰难！

据了解，在1958年峡江航道整治前，由于夜航风浪大，危险系数极高，大小船舶一律不能夜航。“可是，当时形势所迫，只能日夜航行，就想尽快将物资转运。”温勇耀说，一面要躲轰炸，一面要斗风浪，西迁进程困难重重。

“我们不能按航道行船，只能东开西躲，不小心碰上了暗礁，船头栽入水中，船上的人全部落进寒冷的江水中。”亲身参与西迁运输的船工吴继韩在他的口述史中写道。

（日军到达汉阳铁厂的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陈舒摄）

据史料记载，运输途中，行船在湖北省内即遭日机轰炸9次，炸死员工23人，伤50余人，损失物资2000余吨。尽管如此，广大兵将员工们用他们的汗水、热血乃至生命，换取了数万吨兵工物资的安全抵达。

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周勇说：“钢迁会主导了大量机器设备的西迁，上演了长江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历经坎坷、牺牲巨大。这种拼命精神和牺牲壮举，对全民抗战起到了精神上的鼓舞作用。”

1939年2月，钢迁会第一个钢厂在重庆正式投产。一场更为血腥和顽强的“钢铁抗战”就此进入高潮。

据了解，从1938年2月到1944年12月，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战略轰炸，而钢迁会是其中的主要目标。

曾亲历日军轰炸的老工人邹宗友说：“我们当时一边安装设备，一边生产，一边还得躲避轰炸，每天都要注意高处挂出红气球没有，如果挂了，就预示着日军很快就要丢炸弹了。尽管如此，我们仍希望多炼一些钢铁出来支援兄弟兵工厂，多出产一些子弹、枪炮，好狠狠地回击日本侵略者。”

（重钢档案馆 新华社记者刘恩黎摄）

温勇耀告诉记者，据不完全统计，仅记录在案的较大规模的轰炸就至少有3次，死伤员工约200人。

“钢铁是当时战争中最稀缺的物资，抗战期间，中国生产的武器有近60%出自二十一兵工厂（现长安厂）。而厂内生产武器所需的钢材，绝大部分都来自于钢迁会钢厂。”周勇说，钢迁会生产的大量钢材，被制造成武器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战场前线，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据资料记载，1940年至1945年钢迁会钢铁厂共生产生铁96057吨，钢28657吨，钢材15456吨，分别占抗战时期大后方铁产量的90%，钢的65%，钢材的40%。

在档案馆里，记者见到了当时钢迁会工作人员的一份手记：“抗战是这样紧急，人们的生活是这样煎迫。我们的生活目标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利，我们只有一个愿望，一个思想，一个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争取抗建大业早日的完成，以及和平的早临。”

如今，一些在抗战时期用于生产钢铁的老机器，仍留在了大渡口的重钢老厂区。这些烙印着历史痕迹的齿轮似乎在提醒着人们：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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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日钢铁经济

铁，金属元素化学符号是Fe—这可以说是最简单最基础的知识，铁的意义远没有如此简单。

钢铁之重要用途之一，即应用于军事方面--它是最主要的军工原料。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即为钢铁之比拼。

也因此，当研究抗日战争之时，钢铁问题绝对是不可回避的话题之一。

【困境篇】

中国是最早发现和掌握炼铁技术的国家之一，也曾经拥有发达的冶铁业。伴随人类工业革命到来，中国被西方国家抛到了后面。汉阳钢铁厂，开启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历史。

1936年中日战争爆发。那年，中国的钢铁总量仅有14万吨；处于生产中的钢铁厂只有2家，山西阳泉铁厂、湖北六河沟铁厂，合计只有高炉2座，一座100吨，一座20吨；至于正在生产的炼钢厂，全国也只有4家，上海和兴钢铁厂与上海炼钢厂，山西育才钢铁厂和兵工厂机械厂附属炼钢厂，合计最高产能4万吨。更重要的是，中国钢铁企业只能生产生铁与普通的钢，兵工生产所需的特种钢，合金钢等，只能依赖于进口。

如此“绝望”的局面，绝非因中国缺少铁矿，也不是缺少生产能力。事实上，那时的中国不仅不缺铁矿，还能大量出口铁矿石。自1908年起，中国汉冶萍公司所属的大冶铁矿即开始向日本输出的铁矿石，早期每年只有几万吨，后期则维持在每年30万吨以上的水平。

至于钢铁所需的生产设备，也谈不上真正的缺少，甚至可以说大大的富余。资料可查的，即有：

晚清的汉阳钢铁厂—中国近代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其钢铁生产设备计有：100吨高炉2座，200吨高炉2座，450吨高炉2座；还有7座30吨的炼钢平炉，分为汉阳与大冶两个工厂；合计产能，生铁53万吨，钢7万吨以上；1922年，汉阳铁厂停产，4年后，大冶铁厂也停产，直到抗战爆发也没有恢复生产，实际上已变成矿业公司。

北洋政府时期兴办的龙烟公司，下属有龙烟铁矿与石景山钢铁厂，其中石景山钢铁厂拥有一座250吨的高炉，设计年产8万吨，然而该厂自建成之日起，即处于闲置状态。

上海和兴钢铁厂也有12吨与300吨高炉各1座；河南新乡也有1座25吨高炉，上述两厂也处于停产状态。山西西北实业公司太原铁厂正在兴建40吨与120吨高炉，以及炼钢炉，当时尚未投产。至于拥有炼钢能力的工厂更多了，通常大型兵工厂即拥有专门的炼钢车间，中国进口、但尚没有安装的炼钢炉也不少。

这仅仅只是不完全的统计，实际可能会更多，如此之多的企业停产，设备闲置，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政府没有对钢铁行业推行切实有效的鼓励与扶植政策，令钢铁企业独自承受市场竞争的压力。国外的钢铁企业无论是规模上还是技术上都处于优势地位，自然在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而不受保护与支援的中国钢铁企业处于何种境地自然可想而知！

一旦在这样的情况下仓促迎战，尤其迎战的是一个现代化的钢铁大国，可想而知，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几何！

【绝望篇】

日本自从发动“918事变”之后，逐步扩大侵华的步伐，显露出吞并整个中国的意图！究其原因，很简单：侵占的地方越多，得到的好处越大！

如果从钢铁方面比较的话，日本对钢材的需求，1931年时，仅为172万5千吨，1933年即达创纪录的276万7千吨，1936年更上升到432万8千吨。这就意味着，当中国的钢铁企业处于生不如死的状态时，日本的同行们已经迎来了高速发展期。

日本人最终于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战场直接摆到自家的院子里，刚一开局又被对手切断了海上交通线。对于中国钢铁企业而言，虽然因中外交通的断绝，导致国外钢铁产品来源中断，不再存在竞争问题，然而麻烦反而更大，随着日军的逼近，企业已陷入绝境。

“七七事变”之后，日军占领平津地区的同时，也将石景山钢铁厂、龙烟铁矿占为已有。日本人占领这些企业后，马上开始谋划让企业恢复生产，以达到掠取资源之目的。这与日本钢铁工业的特殊情况是分不开的，日本自身缺少铁矿，需要大量进口铁矿石；为了节约成本，日本进口生铁或者废钢铁用于炼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生产结构：钢材大于粗钢，粗钢又多于生铁，生铁又大大超过铁矿石，因此日本对于铁矿石、生铁甚至粗钢都有相当大的需求。

据不完全的统计，日本在抗战期间，仅在华北地区即掠夺了450万吨以上的铁矿石，除了供应日本本土外，也供应日本侵占的中国东北的钢铁厂，还有一部分直接就地进行冶炼。用中国人创办的石景山钢铁厂、山西阳泉铁厂、太原铁厂，以中国的铁矿石与煤炭为原料，为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武器提供钢铁原料，此为：“中国人之大耻！”

当中国北方的钢铁企业被日军侵占之时，中国南方的钢铁企业为了避免同样的命运不得不纷纷内迁，与其他企业一道，由上海等沿海地区，向武汉等内陆地区迁移，无法搬迁或来不及运走的设备，不是炸毁，就是投入江中，绝不留给日本人。随着战局的发展，武汉等地也不再安全，许多企业又不得不进行第二次内迁，向重庆等地搬迁。内迁虽避免了被日军掠夺的命运，但生产不得不中止，生产设备损失巨大。毕竟钢铁生产所涉及的许多设备多不便于搬迁，甚至无法搬迁；即便可以搬迁的，也往往来不及时运走；运输的过程中，更会因各种原因出现损失。

与此同时，由于中外交通的中断，中国军队的军火供应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虽说外援一直没有断绝，但那属于“远水”，解不了“近渴”，求人不如求己—最后只能依赖于中国兵工厂增加产量，然而军工生产所需的各种钢材原本是依赖于进口的，如今已失去了来源，仅靠有限的库存又维持不了多久，最终一切的关键又指向了中国的钢铁工业， 也是唯一的希望所在！

当解决军工生产之所需，保证军火供应的任务，落到刚刚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创的中国钢铁工业身上时，那局面完全可以用“绝望”来加以形容！

【奋斗篇】

无论怎么说，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没有意识与日本的全面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乐观地认为可以再拖上几年，更制定出相当理想的计划，比如：所谓的60个德械师计划。到1937年7月时，中国的战备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效。当战争来临后，自然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战局发展远超预期，几个月内，大片国土沦陷，才建立起来的现代化军队也拼光了！

虽然对于政府的种种表现，国人可以抱怨，甚至于大骂，然而当民族存亡之时，国人依然无怨无悔，放下了彼此之间的仇恨，共赴国难。

中国钢铁工业自然不会落于人后，1938年3月，成立了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着手重建中国的钢铁工业。同年，拆迁自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六河沟厂、上海钢铁厂的钢铁设备开始向重庆大渡口汇集，开始新钢铁厂的建设工程，这就是著名的大渡口钢铁厂，也称第二十九兵工厂。自1940年3月，大渡口钢铁厂开始出铁，1941年11月出钢，1942年1月，轧出钢条，1944年10月，轧出钢轨和钢板。

令人深感安慰的是，1937年，中国增加了一家新的炼钢厂--重庆炼钢厂。该厂的历史可追溯到1919年，四川督军熊克武即着手兴办炼钢厂，当从美国采购的设备于1921年8月运达中国，由于战乱等原因，炼钢厂计划中止；直到1931年秋，刘湘着手继续，不过到1934年1月才选定厂址，着手建厂；1937年1月1日由中央接收后，改称重庆炼钢厂，后来又称第二十四兵工厂。当时该厂边建设边生产，自1937年1月即生产出第一炉钢，后来又自行设计与制造了炼钢电炉。重庆炼钢厂是抗战时期最大的炼钢厂，而且主要为各兵工厂提供各种军用所需的钢材，因此其对于保证军用钢的供应做为巨大的贡献。

除了上述钢铁企业之外，还建立了其它国营的钢铁企业，并鼓励兴办民营钢铁企业。除了内迁的民营钢铁企业外，新创办的不少民营钢铁企业。据1943年的统计，大后方拥有民营铁厂达到98家，最大年生产能力为4万5千吨，炼钢厂4家，最大生产能力为1万9千吨。

战争初期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破坏，到这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据统计，到1942年，大后方已拥有规模较大的钢铁企业12家，其中，大渡口钢铁厂规模第一，员工15700人，是抗战时期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钢铁联合企业。

抗战初期，为了解决数量上的不足，不得不大量增加土铁的产量，仅数年即出现产能过剩，土铁随之逐年增产。原本不能生产的灰口铁，经过努力也开始大量生产，也很快出现了过剩现象。只有钢的生产，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产量连年上升。当时军工生需所需的大多数军工钢品种都得到了逐步解决，只有工具钢、合金钢等特种钢材一直不能满足需求，依然依赖于进口。

中国的钢铁工业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功不可没。整个抗战期间，中国生产的生铁合计40多万吨，钢4万5千多吨，其中规模最大的大渡口钢铁厂合计生产生铁5万余吨，钢锭近2万吨，钢材近1万吨。

当我们为所取得的成绩心喜之时，也不得不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中国根本无法与其它国家相比。不要说美德苏等钢铁大国，就是与战败国日本相比也相差太远了，1937年时，日本仅钢材的产量就是580万吨。

也正因此，今天的我们不能仅仅庆祝抗战之胜利，更应该反思那场战争，其中有太多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