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视角，剖析以少胜多的“晋阳之战”

众所周知，《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该书内容精彩绝伦，逻辑缜密严谨，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还揭示了深奥的处世智慧，更重要的是，它让后人真正领悟到了战争艺术的精妙。

其实，在细细品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军事家孙武已经能够在战争之中灵活的运用心理学了。

然而，这样做的并非只有孙武一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心理学被广泛运用在战争之中的案例比比皆是。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剖析一下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晋阳之战”。

晋阳之战，是一场由晋国国家内部逐步分化，而导致的政权之间的战争。异姓卿族政权之间为了争夺领土和资源，展开了这一场旷日持久的兼并之战，而这场战役也为后来战国时期的持久战开辟了先河。

笔者分析完这场战役后，从中发现了许多心理学理论。

“群体归属”与“自我追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晋阳之战的主体是晋国“六卿”中的“四卿”，即知氏、赵氏、魏氏和韩氏。

笔者认为，这场战争产生的原因是有心理学因素在里面的。

“四卿”本就同属于晋国，他们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说的“群体归属”中的一部分。然而，那个时候的晋国，名义上是一个整体的国家，但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晋国传承的三军六卿制度，是早期晋文公所设立的，这一制度实际上是有弊端的。它提倡分封、重用心腹和亲信，看似表面上一团和气，实现了和谐的统治，但实际上，异姓卿族越来越强，他们将财政和军事大权握在手中，如此一来，后期的晋国被一步一步的蚕食殆尽，此时晋侯的君权已经旁落了。

虽然，异姓卿族有着“群体归属”外在表现，但“四卿”其实是有“自我追求”的内心需求的。他们的“本我”与“社会认知中的我”是相互矛盾的。在战争时代的大环境下，人们的认知方式比和平时期更加具有阵营归属感，他们更注重结果而不是原因。

“群体归属”与“自我追求”之间的内在冲突，直接导致了知氏联合魏氏和韩氏大举进攻赵氏。然而，赵氏君主赵襄子却以“群体归属”的理念，派谋士以三寸不烂之舌，从心理学的角度痛陈利弊，攻破了盟军的心理防线，成功“反水”了魏氏和韩氏，在晋阳之战成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致使知氏灭亡。最后，形成了赵、魏、韩“三家分晋”的局面。

由此可以得出：“群体归属”与“自我追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赵氏在晋阳之战中能够以心理战取胜的关键因素。

知伯的“自恋型人格”是战争的导火索

知氏政权的君主知伯，是一个十分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者”。

知伯“以自我为客体”，盲目自信的为人，为所欲为的处世，完全不考虑他人的感受。

接下来，我们列举几个知伯“自恋型人格障碍者”的特征：

一、性格过分的自高自大，在饮酒时戏弄与他同样地位的“韩卿”韩康子，并且以嘲笑别人个子矮小的言语来博得关注；

二、坚信自己的理念和策略是世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不听身边人的劝告和警示，以致晋阳之战盟军的叛变；

三、认为他自己享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大肆向其他的诸侯索要土地；

四、他有着很强的嫉妒心，却没有同情心。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性格在战争中必然会被对方抓住弱点。

随着知氏实力逐渐膨胀，“晋国政皆决知伯”，知氏凌驾于“四卿”之上，“欲尽并晋”。

其实，知伯内心早已认为晋国不足挂齿，晋国君主虽有君主之名，却无君主之实，自己必然可以取而代之；另一方面，他的自恋型人格无法继续容忍一切与自己作对的势力。

所以，他以赵氏不愿割让土地为由，发动了战争。

由此可见，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知、赵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切的导火索就是知伯的“自恋型人格”。

晋阳之战中的棋子，从心理学角度分析魏氏、韩氏的行为

从晋阳之战开始前，一直到战争相持初期，魏韩两家的行为，是心理动力学理论中的“替代性攻击”行为。

魏氏与韩氏迫于知伯的逼迫和威势，只能屈服。在他们被迫割让自己的封地给知伯后，魏韩两家的内心是十分生气和沮丧的，而他们又不能对“罪魁祸首”知伯采取行动，所以就转移了目标，找到了一个“替罪羊”，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攻击赵氏就能够消除自身的愤怒和不快。

要知道，在战争开始之前，“替罪羊”赵氏与魏韩两家的封地领土和经济实力是相近的。与心理学中“替代性攻击”的原则相同：赵氏与魏韩两家的处境越相似，他们对于赵氏的攻击性就越强烈。在响应知伯号召，组建联军时，魏韩两家竟然自发的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他们团团围住了晋阳城，“并决水灌之”。

笔者以心理学的理论来分析：魏韩两国作为战争中的棋子，虽然他们攻击了同病相怜的赵氏，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机会，必然会走入“替代性攻击”行为的下一个阶段——那就是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说的“积极性补偿”阶段。

心理战的最高境界——不战而屈人之兵

通过心理而影响战局的战略方法，是战争中的最高境界。

然而，此时晋阳之战已经打响，赵氏被围困在晋阳城内，又被水淹“城不浸者三版”。

笔者认为，对知魏韩联军间心理价值的争夺，必然是争夺战役胜利的有效手段。而行之有效的心理攻击，甚至可以在战略上彻底的征服对手。

游说可以达到兵不血刃的目的，而在这一过程中，琢磨对方的心理尤为重要。

赵氏说客向魏韩两国，陈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并描述了“自恋障碍者”知伯的狂言：“谁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如此这一番心理学的攻击，足可以唤起魏韩心中的“群体归属”；而背叛赵氏的行为，成为魏韩心中的负罪之源，他们急需寻找发泄的出口，所以，就以叛变知伯的方式“积极性补偿”了赵氏。

魏韩联军杀掉守堤之吏，反向水攻“灌知伯军”，这正是“反水”这个词的起源。经此一役，知伯军心大乱、溃不成军，魏韩“翼而击之”。至此，晋阳之战以赵氏的大胜而告终。

赵襄子作为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心理学家”，不仅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且在被围困于晋阳城的时候，敏锐的察觉到了“群臣皆有外心”。于是，他在战后迅速的巩固了政权，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所以说，晋阳之战是一场精彩的“心理学”角逐。

晋阳之战既是经典战役，也是战争中的心理学模板

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历史中，“攻心为上”的心理战，往往都会成经典的战役，被人们所铭记。而心理战作为一种独特的作战样式，是很值得我们分析和思考的。

纵览晋阳之战中各个势力的决策者，如果我们能运用心理学的先进理论来分析的话，不仅可以增加趣味性，还可以对那个年代的整体战局有新的感悟，并且以此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