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成都｜百丈关战役

1935年9月10日深夜，川西北高原的川甘交界处，接到密令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神不知鬼不觉地向北方开拔了。这支队伍包括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机关，红一方面军中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以及一些直属分队，总共约八千人。

第二天早晨，当身为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徐向前、政委陈昌浩从睡梦中醒来，才“大吃一惊”地发觉这些队伍已经不辞而别，连昨晚还与们在寺庙里同居一室的参谋长叶剑英，也带着全军唯一的一张甘肃地图溜之大吉。徐向前“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几个月来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执，便以如此结局告终。

在右路军的左后方，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的左路军，已经从草地退回。所有在红军总司令部指挥下的部队重新集结于川西高原。包括四方面军的绝大部分，和一方面军的5、9两个军团，加上一些后勤分队，总数达8万。

根据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中央对红军领导机构的调整，这支大军的领导人如下：

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国涛；
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张国涛；
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
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倪志亮、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第四军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第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31军军长王树声、政委詹才芳；5军（原一方面军5军团）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第32军（原一方面军9军团）军长罗丙辉、政委何长工；红军大学校长刘伯承（兼）、政委何畏。

这就是说，此时整个红军的指挥机构和两军会合后的绝大部分红军部队仍然留在川西北高原，一切行动命令也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涛的名义下达。基于上述事实，跟随毛泽东北上的那支队伍，很快便起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先遣支队”。

中央1935年7月18日所作的由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的任命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所以教科书上张国涛“机会主义”、“右倾逃跑主义”、“分裂”之类的罪名，最初是张国涛扣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

9月15日，张国涛在阿坝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干部会议，张国涛称参加会议的有3千人（也有材料说是1千多人），主题是“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会议气氛相当火爆，四方面军的干部大泄怨气，对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言辞之激烈，不亚于后来在延安对张国涛路线的清算。

这个怨气不仅仅张国淘煽动的。徐向前说：……凯丰、博古他们，则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有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再往后，教条主义者对红四方面军的那些指责就听的多了，不少干部都向我反映。我虽然教育干部不要向底下散布这些东西，但说老实话，心里是不痛快的。四方面军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三百来人的游击队伍发展起来的，打了那么多硬仗、恶仗，是党领导的队伍，发展到八万多人，很不容易。尽管部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拥护第三国际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拥护同中央红军会合的。怎么又是军阀，又是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得漆黑一团，对两军团结对敌，没有任何好处。我确实想不通。连徐向前都憋着一肚子气想不通，更何况他手下那些年轻气盛的将领。张国涛在《我的回忆》中称，会上“第5军团和12军团（应为9军团-作者）的同志们也纷纷指斥毛泽东的行为不当。他们指出第5军团和12军团同属一方面军，以往遇有重要军事行动，都曾事先获得通知，但这次毛泽东私率一、三军团北上，却并未通知他们，发言人对于这一点一致表示愤概。董振堂郑重表示，过去中央老把他当作投降过来的将领，似乎不把他当自己人。”（董振堂曾是冯玉祥部的师长，1931年底在江西宁都起策动二十六路军起义加入红军，1936年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的战斗中阵亡-作者）实际上从江西到四川，5军团一直干的是断后和佯动吸引追兵，牺牲惨重却默默无闻。中央红军的内部倒戈给四方面军对中央的反对情绪火上加油。

这个对毛泽东等人的出气会，也是南下作战的动员会。在张国涛和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看来，北上是畏敌逃跑，南下是积极进攻。对中央不满情绪的激化，则给南下“进攻路线”增加了一种情绪化的色彩：对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来说，他们要用英勇的战斗和伟大的胜利来洗刷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水，维护自己和部队的荣誉；对张国涛来说，当然是要证明南下路线的正确以取而代之。

撇开权力斗争的因素，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的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红军的生存，或者说到那里才能生存。张国涛认为南下有利，毛泽东等认为北上有利。张国涛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带建立根据地。他认为这一地区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烟稠密、物产丰富的川西平原，如果能够站住脚跟，粮食的供给、兵员的补充和战略上的进退应该不成问题。这个方案他与坚持北上的中央领导人争论过多次。当8万大军重新回到阿坝高原，生存的问题更加严峻。在这片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上，当年不过区区二三十万人口，所谓的县城不过稀稀拉拉几十间破破烂烂的房子，标在地图上的地名和历史记载的重要会议的会址，或者是一家当地富户的房子，或者是一座孤零零的寺庙。从6月到9月两军会合后三个来月的时间里，能够收集到的粮食、包括当年收成的青稞几乎已经吃尽。短暂的夏季已经过去，10月以后的高原上已是寒气袭人，部队身上还穿着春夏之交进入高原时的单衣。严酷的冬季步步逼近，继续滞留无异于等死。此时此刻，南下-解决8万大军的生存问题已势在必行。

张国涛对南下的乐观估计，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川军作战能力的评估。1932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退到川北，与数倍于己的川军交手几乎未尝过败绩，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队伍由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之众，建立起一个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根据地。不仅是他，整个四方面军部队都没有理由惧怕这个老手下败将。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与川军的交手记录则大为不同。遵义会议后掌握了军队指挥权的毛泽东，在贵州土城第一次和刘湘的川军交手便吃了败仗。吃了这次亏以后，红军在黔北的周旋作战中一直避免与刘湘的川军交战。第二次与川军交手是在会理。当时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急需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补充给养，以必得之势围攻小小的会理城，数次挖地道炸城墙。据守围城的川军刘元瑭旅拼死抵抗，红军围攻7天7夜终未得手，为此还引发了一次毛泽东的领导危机。而大渡河、泸定桥的的胜利实际上得益于川军刘文辉部虚以应对。毛泽东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躲。对川军作的不同作战记录，在南下与北上的战略选择中是起了作用的，至少对张国涛等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丘八”这个词，用在四川军阀部队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个川兵，看上去就是一个又穷又恶的痞子，他骨瘦如柴，军帽歪戴，衣领敞开，一年四季穿着草鞋，个子矮得可笑，一张口就骂人。其实他们还有不可小看之处，他们从小吃苦耐劳,背得重物跑得远路经得饥渴，憋急了也横猛过人，给几块银圆就敢拼命；他们从辛亥革命以后就不停地打仗，枪法精准战场经验决非等闲，一旦有严格的管理和良好的指挥，能够和当时中国任何军队抗衡。四川军阀的游戏规则，几乎就是清末以来便布于巴山蜀水的帮会组织“袍哥”的翻版-他们本来就是靠袍哥起家、兼着袍哥头目。他们各自把着大大小小的“码头”，平时间称兄道弟礼尚往来，却为为扩充势力争夺地盘打得头破血流；今天是饮血誓盟两肋插刀的生死弟兄，明天便反水他投六亲不认刀兵相见；战场上两个正打得昏天黑地，城头公馆里两家的太太小姐聚在一处吃喝玩乐其乐融融。

外面的人看来，这就是一帮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乌合之众。其实他们也是有原则的。一旦有川外的势力企图占据川地，这群斗鸡立刻就抱成一团组成统一战线枪口对外。四川就是他们的大码头，他们可以关起门来打内战，但绝不容许“外人”染指。用他们的行话说，叫做“肉烂了在锅头”。20多年来他们虽然打得头破血流，但都在这口大锅里捞得盆满钵满。若是让外省势力占据，就等于让别人把“锅端了”，谁都捞不到吃。正如四川军阀史专家任一民先生所言：“保住四川这块地盘不被他人吃掉，是他们奉行的最高政治原则”。辛亥革命以来，无论是对外省军阀还是对中央政府他们都是按这一原则行事的，因而成为蒋介石最难对付的地方势力。

四川的头号军阀是刘湘。他来自川西平原一个叫安仁的偏僻乡镇-20世纪初短短二三十年间，一个刘氏家族奇迹般的从这里崛起，最终成为统治川康两省的豪门巨富。这一族的无数高官显贵中最显赫的是刘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