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大规模扫盲运动中，北京有很多大字不识的市民走进识字班，参加培训。他们刻苦学习，短短几个月时间，有的人就能读书、会写信了。不少人的命运由此改变。
1956年，东四区瓦窑胡同第六居民委员会成立了扫盲队。图为队员们在学习。冯文冈/摄
1957年，北京市被服厂在扫盲工作中组织了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这是被服车间的一个小组在自学。李桃/摄
1957年，石景山区西黄村乡“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惠成忠、张秀清夫妻识字。李桃/摄
1960年，福绥境人民公社扫盲教师王淑宽辅导学员学习汉语拼音。冯文冈/摄
新中国成立之时，全国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一场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那时候，北京有很多识字班，有单位办的，有学校办的，也有文化馆办的。1952年，北京市识字运动委员会办公室还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速成识字法广播讲座”，每周日18时30分到20时播讲，次日下午重播。（1952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2版，《速成识字法广播讲座每星期日举行一次》）
1952年10月18日，《北京日报》2版
最初，识字班推广“速成识字法”，说白了就是注音识字，不过，这个注音不是今天的汉语拼音，而是新中国成立前曾推行的注音符号。
石景山麻峪村民校教师李芳华就是用“速成识字法”教学生识字的。“36个注音字母，我上学的时候学过。政府推广速成识字法，组织教师培训，我又巩固了一下。大人们学得快，忘得也快，开始一节课也就教十几个字。后来用上了速成识字法，先教注音字母再教生字，教材也都换成带注音的了，一下就学得快了。”当时，学员之间流传着一首歌：ㄅㄆㄇㄈ加油学，声母韵母同时拼，拼出来了是语言……（2009年6月16日《北京日报》9版，《扫除文盲》）
2009年6月16日，《北京日报》9版
当年，第六文化馆速成识字班学员中有个姑娘叫李瑞英，这姑娘长到10岁连10个铜子都数不过来，父母邻居都说她是个傻丫头。上识字班后，李瑞英学会了注音字母，随后每天突击100多个生字。学习“游”字的时候，她在课堂里问了几遍也记不住，临放学时，她又问一遍，嘴里念着“游，游，游”往家走。半路，遇到一道小沟，迈过沟来，一下子就把“游”字忘了。见路旁有个摆摊的老人，她向老人请教，继续念叨着回家。进家门刚要说话的当儿，又忘了，她只好去问哥哥。晚上做梦，满脑子都是这个“游”字，终于学会了。为了加强记忆，她平时兜里总带着粉笔、书本，走路时念，吃饭时写，每天认字要到深夜两三点钟。三个月后，她学会了2000个字，能读书、写信了，被评为学习模范。（1952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4版，《“傻丫头”成了学习模范》）
1952年10月22日，《北京日报》4版
扫盲识字刚开始时，教材五花八门，没有统一规定。
本报2009年6月16日9版《扫除文盲》写道，国家图书馆有几十种当年的识字课本。这些识字课本有的是针对工人的，有的是针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一本1951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职工业余学校识字课本》中，第一课的内容是“工人”和“做工”两个词，极具工人特色。随着课程的深入，在这套课本第三册中出现了“水蒸气”“雾的成因”“空气和风”等介绍自然常识的内容。
1956年由北京市民主妇女联合会编写的教材《市民识字课本》，从内容可以发现这明显是一本为城市家庭妇女设计的教材。课文内容有认数码、认日历、认钟表、买菜、算账、坐车，甚至怎么看孩子成绩表都有。每一课内容都深入生活，极其实用，可见编者的苦心。为了方便妇女们学习，课本图文并茂，在教认钟表时就画个表盘，在教认粮票、油票、布票时，又画出了这些票证的图样，一目了然。
1956年4月8日，《北京日报》2版
当年，识字班的大部分老师并非科班出身，很多人都是刚参加完扫盲转身就当起了老师，他们没有授课经验，都是通过教学参考中的提示完成教学任务的。比如，在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农民识字课本》第二册教学参考书第一课课后练习中，编者有这样一段提示：这是本册第一次听写，要选一些口头常说的词，不要挑“吼声、诞生、属于”等词。听写的时候，教师要读得慢一些，读到有标点的地方，要停顿一下。一句话可以多读两遍，等到大多数学员都写完了，再读下一句……
1952年12月15日，本报2版刊发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京西矿区门头镇一些家庭因封建思想阻止妇女到识字班学习的现象。
1952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
这封信是京西矿区门头镇识字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鲁克写的。据他说，在门头镇的速成识字班中，家庭妇女占75%。她们要求学习文化的热情很高，可有些人却受到了家庭的阻挠。比如，城子街速成识字班学员王淑珍参加学习后，家里人和她吵嚷了一夜，第二天就不让她去了。圈门里街学员梁秀兰的丈夫对她说：“你学什么也不能误了老子吃饭。”学员平淑敏的婆婆坚决反对她学习，看见她从学校回来就唠叨：“你一个女人家念什么书！”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影响了学员的情绪，一个月之内，全镇退学的有48人。
妇女进识字班学习受到阻挠并非个别现象，很多家庭都出现了类似的“扯后腿”问题。婆婆怕媳妇学习耽误了家里的活计；丈夫怕妻子参加学习影响对自己和孩子的照顾，甚至还有怕妻子学了文化会提出离婚的。（1952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2版，《各区文化馆开办速成识字实验班已有两千多妇女得到了学习机会》）
1952年11月23日，《北京日报》2版
为此，相关部门积极动员，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有些单位还组成了互助组，帮妇女照看孩子，以便让她们腾出时间来学习。据本报1952年11月27日1版《华北农业机械总厂职工家属组织互助组解决生孩子和学习问题》报道，每天当妈妈们学习时，每个互助组会轮流抽出一个组员来照顾孩子。晚上，再由听课的妈妈们给照顾孩子的人补课。这样轮流互助，18位妈妈就都能坚持学习了。学员们学习成效显著，有位一字不识的妈妈，学习一个多月，已经能认能写800多字了。
经过思想教育，阻止妻子学习的丈夫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门头镇被点名批评的梁秀兰的丈夫周宝才也通过读者来信的形式，检讨了自己的思想问题，并表示，他和妻子订了互爱互助公约，以后有时间会教妻子认字，帮助她学习。（1953年3月5日《北京日报》2版，《夫妇俩订了互爱互助公约》）
1953年3月5日，《北京日报》2版
1960年2月，山西省万荣县利用汉语拼音扫盲的经验公布后，开始在全国推广。北京率先在西城、宣武、东城、朝阳等区进行了汉语拼音注音识字的试验，扫盲进度得以加快。
过去成人学汉字，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记不住字音，往往课上学，课下忘；今天学，明天忘，离开教师寸步难行。即使认识了一部分汉字，在阅读或写作的时候，也会遇到“拦路虎”。因此，学习掌握汉字的时间拖得比较长，经常出现回生现象，不少文盲对学习汉字缺乏信心。汉语拼音的使用，为文盲学习汉字创造了便利条件。（1960年5月23日《北京日报》2版，《大张旗鼓地开展注音识字运动》）
1960年5月23日，《北京日报》2版
福绥境人民公社扫盲教师王淑宽回忆，刚开始学汉语拼音的时候，有学员说：“我看着这些弯弯曲曲的字好像都差不多，怎么能记得住呢？”王淑宽反复对他们讲：拼音字母笔划少，容易学。学员掌握不好写拼音字的规律，辨别字形和记字音有困难，她就编歌谣帮助学员掌握写法、分辨字形和强化记忆。例如一竖加个圈的字母有4个，为了便于区别她这样编：左上念q、右上念p、左下念d、右下念b。帮助记字的还有：r像路灯，s像把线，c像八月的石榴呲开嘴，z字像鼠夹打住老鼠叫“吱吱”。这样一来，学员们有了兴趣，文盲李增香学了两个月的注音识字后，便把两册注音扫盲课本全认读了下来，还写出了诗歌。（1960年5月23日《北京日报》2版，《教得快 学得好》）
有了汉语拼音的助力，扫盲识字工作进展迅速。1964年，我国在进行第二次人口普查的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1993年，北京在全国率先提前实现“两基”，即“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1993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在全国率先提前实现“两基”》）
1993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1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贾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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