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地名更迭，一门悠久的政治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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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地名，容易让学历史的中学生头痛，比如南京这个城市，就曾叫过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升州、天京。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大部分都有四五个以上的曾用名。

地名，本就是个变量而非常量；改地名这个事情，自古以来更是个常态，历朝历代改得不亦乐乎，各有千秋，但很多时候都是基于一点——出于政治需要。

南京的曾用名有金陵、秣陵、建业、建康、升州、天京

皇上喜欢吉祥名儿

重庆的得名，是知名度较高的。宋徽宗是个风雅的人，觉得当时重庆的名字——渝州有“变”的意思，对应着当时渝州赵谂谋反之事，就下令更名为恭州。又过了八十多年，南宋光宗赵惇继位。因为他当皇子时封地就在恭州。为庆祝自己继位，赵惇把恭州升级为重庆府。

重庆的曾用名有渝州、恭州等

这样的改名，并非赵惇的专利。 在宋朝，很多新皇继位后，都喜欢改过去自己封地的名字，顺带把州升级为府。 例如，宋徽宗赵佶封端王，端州后来变成了肇庆府；宋高宗赵构封康王，康州则改为了德庆府。

皇帝亲自去改一个地方名字，更多是为了本朝的兴旺发达。 以福建浦城县为例，东汉时称汉兴县，三国吴时改为吴兴，唐武德四年改为唐兴，武则天天授二年改为武宁县，各个皇帝心中的小九九不言而喻。

孙权是个喜欢在名字上做文章的人，当年“归顺”魏国时，把自己辖区内的汉寿县改为魏寿县，后来“叛魏”，马上将魏寿县复改为汉寿县。在他称帝后，汉寿县自然变成了吴寿县。曹丕一看，这孙权这么爱“胡闹”，就将河北汉昌县（今定州市邢邑镇）改成了魏昌县，把蜀汉孟达投降时带过来的西城郡也改成了魏兴郡。

当时这样的一场意识形态领域争斗，影响了后来凡立新朝必改名的习惯。如当年那个魏昌县在隋朝时改名为隋昌县，唐初又改名唐昌县。

在隋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是地名史上值得记住的一年。此时隋文帝御宇多年，自我感觉良好，开始了一次大规模更改县名，将全国县名中带有此前列朝国号字眼的都予以改动。什么魏安县、晋兴县、齐熙郡……统统拿下，一共改了140多个。

这样， 命途多舛的政治色彩地名，反而不如那种简单朴实以自然山川命名的地名长久。 当年王莽篡位后，对改地名这个事情就显得十分狂躁和执着。全国一大半地名都给换掉了，有的一年甚至要改八九回。当然，新莽政权覆灭后，最终又都改了回去。

消灭重名很重要

当今中国的2000多个县（包括县级市和旗）里面，没有两个县名是相同的，在任意一个地级市范围内，也几乎没有两个乡镇名字是相同的。有人说东乡县是全国唯一的同名县，但实际上他们的全称是江西省东乡县和甘肃东乡族自治县，也是有区别的。

但在古代，重名的就太多。仅仅在明朝，就有41个县名相同，甚至三个县一个名字的也不少。 如当时的长宁县，四川叙州府有，江西赣州府也有，广东徽州府还有。清朝则更夸张，居然同时存在8个叫太平的府或县，看来当时人们对太平充满着强烈的愿望。

明朝时四川叙州府、江西赣州府、广东徽州府都有以“长宁”为名的县（图为现宜宾市长宁县）

北宋景三年（公元1036年），发往潍州（今山东潍坊市）的断狱文书，因潍、维二字音同形近，被误投到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又如明江西布政司境内便有两个永丰县，每年科举考试，只得“分吉（安）永丰、广（信）永丰以别之”。

出现同名的原因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行政疆域的扩大和县级政权的增加 ，当年晋朝衣冠南渡，很多北方的士人思念家乡，就把南方的很多地名改为了北方名称，出现了一系列南东海、南琅邪、南兰陵、南彭城等这样的地名。

应对同名县的办法，自然是改。除了隋开皇十八年，西晋太康元年、唐天宝元年及民国三年也是消除同名县的重点年份，更改重复地名的原则与标准，则经历了一个由加方位及对称字来修饰，至完全更改用字相同的重复地名，再到取消文相类及声相近的地名的演进过程。

怎么理解呢？顾炎武曾分析过，汉朝对付同名县的办法很直接，加“东、西、南、北、上、下、新”这种方位字来区别。如今河南的上蔡县、新蔡县、内黄县和外黄县，都是那一时期的“杰作”了。

到太康元年，更改重复县名已不以加方位字或对称字为重点了，此时原则是以北方县名为标准参照物，对原东吴、蜀汉境内与北方重名的县名进行更改。这在封建王朝也是一个定势——与北方重名而更改南方县名，与东部重名而更改西部县名。

改地名，讲感情还是政治

不少人都喜欢长安这个名字，觉得比西安更霸气。但把长安改成西安的并不是近现代人，明代设立陕西布政司的时候就立西安府了，所以说西安这名字都用好几百年了。

唐朝的衰落，始于安史之乱，唐肃宗就一口气把全国40多个带安字的地名全给毙了。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足够说明唐朝与“安禄山”之间的愁怨。

同安改桐城，宝安改东莞，足够说明唐朝与“安禄山”之间的愁怨（图为东莞市）

避讳，在古代是讲政治的一大表现。 为了避讳，有的县名改得翻来覆去。比如四川富顺县最初叫富世县，赶上李世民当皇帝了，改成了富义县；过了几百年，又遇到赵光义了，得，再改吧。山东高唐县更折腾一点，总共改了三次，其中一次的原因哭笑不得。后梁太祖本来叫朱温，当上皇帝后非得改名叫朱晃，觉得唐和晃读着相近，高唐县没办法，只能改。

皇帝轮流做，圣人只一个。清雍正帝继位第二年的一天，突然头脑发热，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孔子名丘）字，一律加“阝”旁为“邱”，“丘”姓也不例外。一些交了几百上千年的地名自然也跟着改了，如今的商丘、安丘、邱县当年可都是因为这一茬改过名字的。

现在一些人嚷着“一生痴绝处”的徽州，得名则是因为一场叛乱。北宋平定方腊之乱，宋徽宗也把仇家活动区都改了名，比如歙州改成徽州，睦州改成严州。方腊老家原名青溪县，被改成淳化县，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南京是十朝都会，这也是它在历史上名字变更过多的原因。宋朝消灭南唐后，把江宁府改为升州；清朝入关灭掉福王，也遂即改南京为江宁府；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当上大总统，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期才从江宁改名的南京再次降为江宁县。

1949年，南京解放，当时不少人担心南京会被再次改名，毕竟，蒋介石统治时期，还把北京改为北平了呢。 但南京的城市名一直沿用至今，也体现出人民政权和封建王朝的根本区别，以及超凡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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