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新中国十七年的小说创作

作者简介：

刘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中国鲁迅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郭沫若学会理事，中国老舍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副主编）

新中国十七年的小说日趋走向成熟并呈现出兴旺发展的局面，长篇小说更是取得了突出成就，革命历史题材、农村题材、反映工业建设成就、少数民族生活等各种题材创作方面都获得了较大的收成。短篇小说创作在这一时期也摆脱了稚弱状况，出现一批杰出作品。

一、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

革命历史题材在十七年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反映的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史。此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多体现出宏大的叙事倾向，史诗般的规模，代表作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以及欧阳山的《三家巷》等。

(一)《红日》的文学意义

《红日》是长篇小说创作高潮中涌现出的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军事题材佳作。作者吴强，江苏涟水人，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孟良崮、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这些经历为《红日》的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红日》取材于解放战争初期陈毅、粟裕统帅华北野战军在山东战场上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重点进攻这一史实，小说围绕敌我双方展开的军事斗争这条主线，真实再现了我军在涟水战役遭受挫折，莱芜战役取得大捷，最后在孟良崮一战中全歼国民党王牌军队七十四师的全过程，表现了我军由弱到强、从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这一伟大历史性转折，显示了解放战争中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和战斗伟力。

《红日》的艺术成就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它突破了以往描写军人的一般模式，成功地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对我军不同层次军事将领的刻画集中体现了《红日》的开创性成绩。军长沈振新和副军长梁波是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优秀指挥员，读者从沈振新指挥的几场主要军事战役的描写中，可以发现他是身经百战、富有经验的军官，这些描写反映出他坚毅果敢、从容冷静的英雄品格和高瞻远瞩的革命远见。同时作者还善于通过细节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以此细腻地刻画人物性格。如写沈振新这个人物，他对自己的部下既严厉，又不乏人情味，对妻子有着深情的眷恋，却又要忍痛分离。作者全方位、多视角地刻画这个英雄人物，突破了以往单一性地描写英雄性格的不足，使得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而副军长梁波具有完全不同的个性和气质，虽然两人有着相似的经历，但梁波的性格更突出表现为活泼开朗、幽默风趣，同时他又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够准确地判断并掌握军队的思想动向，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使部队保持了最佳的精神面貌。作者通过对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的描写，通过反映他们在作战过程中的思索、烦恼和决断等情节刻画出充满生活气息的英雄形象。

其次，除了成功塑造我军英雄人物形象外，《红日》还出色地刻画了几个富有特色的反面人物。其中张灵甫形象就刻画得逼真形象，他是国民党七十四师的师长，蒋介石的心腹，被吹捧为“常胜将军”。作者着重通过战局的发展逐层剖析他的丑陋灵魂。当我军在孟良崮包围了张灵甫的军队时，他虽然惊慌不已，也曾经担心国民党内部争斗造成“孤军突击”的后果，但是马上又被内心升腾起的威严和虚荣所战胜，依然陶醉在“天下无敌”的美梦中，这种心理描摹直接戳穿张灵甫刚愎自用、色厉内荏的本质。

最后，在艺术构思上《红日》也是独具匠心的。整部小说结构紧凑，三个战役描写得主次分明，张弛适宜。整部小说既有对战争全貌的关照，又有对战时各个侧面的展示；既有战争场面恢弘磅礴气势的表现，又有情趣盎然的生活画面的巧妙穿插，使得作品疏密相间、起伏跌宕，具有较强的节奏感。尤其是对战争场面虚实相间、点面结合的写法更是独具特色，为以后的军事题材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红旗谱》的文学意义

长篇小说《红旗谱》是梁斌的代表作，它是一部反映农民革命斗争的史诗性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作家通过对冀中平原锁井镇农民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人和地主冯兰池一家两代人的激烈矛盾和斗争过程的描写，从历史高度概括了大革命前后中国北方乡村和都市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面貌。同时，通过对三代农民斗争的描写，小说还着力探讨了农民在革命浪潮中探寻自身解放途径的曲折心路历程，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民从自发反抗到在党的领导下自觉进行武装斗争的成长历程，艺术地展示了大革命时期的社会历史画卷。

作家还善于将革命斗争轰轰烈烈的场面与农村生活平凡琐碎的情节交织在一起描写，将人物置于激烈紧张的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以丰富的人物对话和行动来展现他们内心的挣扎和动荡，从而塑造出一批血肉丰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红旗谱》在当代农民小说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小说所塑造的农民英雄朱老忠形象上。他是一个融合了民族精神、时代风貌和反抗性格的农民英雄典型，对这一形象的塑造填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农民英雄形象方面的一个空白。朱老忠是《红旗谱》的主人公，也是这部小说中最富艺术魅力的形象。朱老忠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一生横跨新旧两个时代，因此在他身上流淌着旧时代农民起义英雄的叛逆血液、正义豪气，同时又吸纳了新时代无产阶级的先进革命理论和斗争精神，他是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民英雄，具有不同于以往一般农民的鲜明特征：

首先，朱老忠性格豪爽、看重义气。这包含着对父辈朱老巩性格的传承，也融进了新的时代内容，这使他的义气不再是水浒英雄式单纯的仗义行侠，而更多表现出对待阶级兄弟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无私情怀，“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他的人生信条，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他自觉关心农民，当出现危及同阶级利益的情况时，他总是首当其冲地走在反抗队伍的最前列，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不顾。

其次，朱老忠具有鲜明的爱憎情感和阶级立场，胆略过人，具有顽强坚韧的抗争精神。朱老忠不是冒失蛮干的农民英雄，他的性格是粗中有细，刚柔并济，能屈能伸，坚忍不拔。小说通过他在保定与严志和相会的场面对其性格进行了深入的描写。苦大仇深的家世使他的阶级爱憎更分明，也更强烈，他对敌人比谁都憎恨，因此具有最坚定最勇猛的斗争意志，但这并不影响他对敌情的冷静判断，他从不急功近利、莽撞行事，而是深谋远虑、从长计议。捕红鸟事件、大贵被抓丁事件都集中表现出他处事果断成熟、有胆有谋的特点，完全不同于旧时代农民个人抗争的盲目蛮干。“出水才看两腿泥!”这是朱老忠经常自勉的一句话，也是深沉有力的预言，显示出韧性斗争的品格、足智多谋的远见，这句话最恰当地体现出他坚持韧性斗争的策略。这种远见卓识和坚韧品格是旧式农民不可能具备的。

最后，我们还应该看到朱老忠性格具有发展性，他是在领导和参与革命的过程中逐渐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农民领袖。作为一个农民英雄，朱老忠具有他特定的性格发展历程：农民自身的局限性曾使他一度陷入困惑，在没有找到新的斗争途径和方向时，他也曾苦恼，也曾感叹自身力量的薄弱；但他比其他农民的先进性就在于能够积极自觉地完成自身的成长，善于接受体现时代潮流的革命理论，参与代表先进方向的革命斗争，坚信革命真理并且满怀希望地英勇斗争，而不是保守自闭、畏缩不前。在反割头税斗争中他喊出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想打倒冯老兰，是万万不能”的肺腑之言，真切地表达了农民阶级的共同心声，表明党在新一代农民心目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

朱老忠形象概括了中国农民从自发反抗走向有组织的自觉斗争的历史过程，他是20世纪30年代劳苦大众拥戴的一面旗帜，具有农民英雄文学典型的集大成意义。虽然梁斌塑造的这一农民英雄形象也有直露和简单化的缺陷，但是从形象的整体价值来看，还是比较成功的，毕竟在他身上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农民英雄形象的新动向，历史地描绘了农民领袖向无产阶级战士转化的历程，浸透着强烈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同时也放射出革命理想主义的璀璨光辉，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形象之一。

《红旗谱》还成功地塑造了冯老兰、冯贵堂这两个与朱老忠对立的反面人物，并以此加强当时斗争的尖锐性和直接性。冯老兰和他的儿子冯贵堂是新旧两个不同时代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从他们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剥削方式可以看出迥异的时代特点：冯老兰是一个旧式封建地主，他保守、贪婪，通过逼租和强占的手段剥削压榨农民，而且用“斩草除根”的野蛮方式对待农民的反抗。冯贵堂与父亲同样具有剥削阶级的本性，但在具体的剥削手段和方式上又有所不同，他是一个地主兼买办资本家式的人物，受过资本主义文化浸染和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打着改良主义的旗帜进行政治和经济掠夺，与反动军阀、政客狼狈为奸，他们对人民的欺压有更多的迷惑性和欺骗性。因此，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三代农民与冯家两代地主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复杂和激烈。

《红旗谱》的作者还善于利用不同人物性格之间的互补性来全面表现历史，与朱老忠性格构成互补性的是他的好友严志和，他是革命农民中另一种典型性格的代表。严志和同样继承了父亲严老祥的传统性格，但在反抗同时他又表现出较大的软弱性。严志和有朱老忠的朴实、善良和义气，但却没有朱老忠的豪爽、坚韧和英勇，有打倒地主冯老兰的美好愿望，但面对敌人强大力量时又表现出恐慌不安，宁可忍气吞声，在反动派逮捕他的两个儿子后，他无奈之下想要自尽，而不是与之斗争到底。比较两人不同性格的语言可略知一二：朱老忠的语言豪情万丈，“这天塌下来，我朱老忠接着。朱老忠穷了一辈子，可是志气了一辈子。”“干！跟他干到底！只有干到底才能翻过身来。”而严志和更多忍耐顺从：“完啦！走啊，在这地方算是直不起腰来。”“咱们什么也别捉摸，低着脑袋过日子吧！”但在现实斗争的教育和好友朱老忠的帮助下，他的思想和行动也在不断克服弱点逐渐前进。作者有意识地把这两个具有不同性格的农民放在一起对照描写，使其互相衬托，相得益彰。

《红旗谱》中还成功刻画了江涛形象，他是第三代新型农民的杰出代表。江涛的性格从小就表现出反抗的一面，他不把委屈挂在嘴边，却牢记在心里，在陆续经历了一连串家庭不幸的打击后，他变得更沉默、更谨慎了。后来在学校接受了党的关怀和教导，在斗争实践中迅速地成长、进步，终于成为既有远见卓识又机智坚强的革命者。他深刻地认识到：“阶级斗争，是要流血的!你要是没有斗争的决心和魄力，你就不会得到最后的胜利！”他是反割头税运动的组织者，在贾湘农的启发下，他广泛地发动群众进行斗争，把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作者还在保二师学潮斗争中集中展现了江涛的英雄气概和卓绝见识，他是正确路线坚决的捍卫者，从中我们看到作为共产党员的江涛已经成长为一个思想独立成熟、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战士。

《红旗谱》按照时间顺序依次描写了三代农民不同的斗争道路，在对比中表现出农民斗争的历史继承性和变革性：老一辈农民朱老巩单枪匹马、赤手空拳与恶霸地主作斗争，结果家破人亡，朱老明采取状告的方式仍然斗不过狡诈阴险的地主。朱老忠、严志和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革命农民，他们汲取了前辈斗争失败的教训，增强了斗争的自觉性，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正确的斗争方向。江涛为代表的青年农民是在党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革命农民典范，他们继承了祖辈、父辈的反抗传统和坚韧精神，同时彻底改变了老一代的斗争方式，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引下逐渐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农民终于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小说通过描写三代农民不同的斗争道路和结局，表现了农民寻求自身解放过程中经历的艰辛曲折，也显示了党对农民解放的重大指引意义。《红旗谱》以恢宏的气势展示了三代农民的奋斗史，不仅塑造了革命农民的家族形象谱系，也成功地描绘了地主阶级的形象系列，反映出作家对小说史诗性风格的自觉追求和对中国社会整体把握的长远眼光。

《红旗谱》表现出成熟的民族风格，在长篇小说的民族化探索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红旗谱》描写了三代农民的斗争生活，他们的性格特点、斗争方式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民族色彩。主人公朱老忠慷慨豪侠的性格是与古代燕赵英雄气质一脉相承的。同时富有地方色彩的描写在小说中也比比皆是，滹沱河和冀中平原的自然风光始终伴随人物活动而展开。梁斌说过，如果一本书深入地概括了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风格和气魄就容易形成。如老奶奶在运涛出生时往窗前挂红布，除夕时把芝麻秸撒在地上“踩岁”，朱老忠等人上坟祭奠朱老巩等场面描写都反映出当地多彩的生活风俗。

其次，《红旗谱》有朴实明快、浑厚粗犷的民族语言。作者在提炼和加工大众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浓厚乡土气息和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形式。无论是写景还是叙事，都具有口语化特征。如朱老忠的语言就极富民族特色，他说：“拉长线儿，古语说得好，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这是非常农民化的口语，干净利落而又掷地有声，生动地传达出朱老忠豪爽忍韧的个性。

再次，在结构布局上小说采用有别于西方小说的手法，以中国古典小说艺术手段精心结构全篇，但又没有完全模仿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写法，而是保持了人物的集中和故事的独立。小说运用相对集中的短章节来组织故事，使大故事彼此相连，同时又套接着小故事，层次分明又自然流畅。小说以两家三代农民与一家两代地主的斗争为主线，同时还穿插了许多情节支线，主次安排详略得当、叙述灵活自如。这种结构比西方小说的多线交错结构更加单纯，又比中国古典小说的单线结构更为丰满。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这部小说以传统白描手法为主，又适当采用西方的心理透视手段，可以说是汲取了中西文化融合之精粹，本身也表明民族化是不排斥借鉴世界先进文化的。

(三)《红岩》的文学意义

《红岩》出版于1961年12月，问世后马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先后印行了20多次，发行近千万册，并且一直到今天仍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作者创作《红岩》经历了前后十年的长期准备过程。作者罗广斌、杨益言曾在1948年先后被捕，亲身经历过集中营生活严峻的斗争考验。解放后，他们四处寻找搜集烈士遗迹，于1958年写成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并被歌剧、话剧、电影、京剧等艺术形式采用，一再上演。这为后来《红岩》的写作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红岩》在20世纪60年代被称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一部震撼人心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它描写的是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光明与黑暗的一场殊死较量。小说以狱中斗争为主线，以我党的地下工作、学生运动和农村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两条副线，三条线索有机组合为一个整体，全面展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充满浓厚的时代氛围和强烈的历史气息。小说的主体部分由革命者顽强的狱中斗争构成，表现了英雄们在炼狱之中、死亡面前灵魂升华的过程，歌颂了他们视死如归的英勇斗志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些革命同仁在狱中开展绝食斗争、举办新年联欢会，无数次与敌人的交锋共同昭示了一个真理：革命者用精神和信仰筑起的铜墙铁壁使敌人撞得头破血流，尽管他们从肉体上、精神上残酷地折磨革命者，但是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是无法摧毁的，最后小说以敌人的阴谋一败涂地告终。虽然英雄们血洒红岩、壮烈牺牲，但他们的精神在血与火的考验中获得了永生。小说同时又涉及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城市革命运动，兼顾四川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展示了广阔的社会革命图景。

《红岩》在人物塑造上也体现出自身独具的特点。它突破了围绕一个核心人物的命运展开叙述的写作模式，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英雄群体形象：有铁血丹心、铮铮正气的成岗；有忍辱负重、长期装疯的华子良；有背叛自己的阶级、热切追求真理的刘思扬……这些英雄形象像浮雕一样镌刻在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其中，江姐和许云峰是小说中刻画最成功的两个艺术形象。许云峰是中共地下工作的领导者，他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和政治敏感。在沙坪坝书店检查工作时他敏锐地发现了敌情，并果断地进行部署，使革命工作化险为夷；被捕入狱后，在与敌人的斗争中更显示了他无比强大的号召力。最后他带着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从容就义，把生存的希望留给战友，用生命写就了悲壮两字的动人意义。江姐更是家喻户晓、光彩照人的女英雄典型，她的事迹在群众中广泛流传。在江姐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情怀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作者用大篇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她被捕、受刑、牺牲的全部经历，同时把笔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不仅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作为革命战士的坚定信念，而且真切流露出她作为生活中的“大姐”、妻子和母亲所特有的丰富而细腻的情感，从多个不同侧面共同展现了一个女革命家无比动人的灵魂世界。

《红岩》的价值不仅在于对人物悲剧性的书写和对敌人罪行的血泪控诉，更在于它深入到人生哲理层面，在更广泛意义的毁灭中表现崇高、庄严的永恒精神，在血雨腥风中表现信仰和意志的伟大力量，从而使故事跳出狭窄的狱内斗争表现空间，展开一幅恢弘的革命史诗画卷，充满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悲壮的民族精魄，因此，它远远超越了一般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价值而成为不朽的传世之作。

《红岩》在艺术上也独具特色。它结构严整阔大，始终体现出作者自觉的历史意识。在刻画人物时注意对比和层次，把英雄人物的信仰所焕发出的精神力量与反面角色的狡诈残忍、恐惧胆怯两相对照，同时，不同性格的英雄人物之间也相互映衬，有力地展现出当时斗争的历史面貌。采用多变的手法刻画人物也是这部小说的一个亮点。如小说采用多种视角来写革命者被捕的情况，许云峰是正写，华子良是侧写，成岗是详写，而龙光华则是通过本人的介绍一笔带过。对革命者受刑和就义场面的描写调动了多种艺术手段，丰富了小说的艺术空间，避免了叙述上的单调和重复。当然，这部小说也存在局限，如因为拘泥于历史真实而在刻画人物和叙述事件时有点儿放不开手脚，人物个性不够突出等。

(四)《保卫延安》的文学意义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是革命战争题材小说在这一时期的重大收获。小说以史诗般的规模反映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风云，1954年出版后被冯雪峰称赞为“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

杜鹏程，陕西韩城县人，1938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保卫延安》取材于1947年3月至9月发生在陕北延安的故事：当时胡宗南指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和彭德怀主动放弃延安和对延安的收复。作者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真实地再现了青化砭、蟠龙镇、沙家店等战役的历史场面，具有英雄史诗规模。

《保卫延安》是我国第一部大规模正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歌颂了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革命精神。小说以周大勇连队的活动为中心情节，以我军战士的英勇战斗作为三条情节线的中轴，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把保卫延安的斗争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陈赓将军渡黄河等重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描绘出一幅气势磅礴的人民战争画卷，生动地显示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力。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群英雄将士的光辉形象。首先，作者怀着无比崇敬的感情，用真挚而凝练的笔调为读者勾勒出彭德怀将军的光辉形象。《保卫延安》不仅反映出他在战场上胸有成竹的指挥才干，而且描绘了他与老人、小孩的亲切关系，一个既崇高伟大又平易近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形象活生生地屹立在读者眼前，真切而生动，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描写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形象的一次成功尝试。其次，小说还出色地刻画了周大勇、王老虎、李诚等大无畏的英雄人物形象，使小说始终充溢着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周大勇是小说的主人公，也是作家着力最多的人物形象，作品通过描写他在保卫延安的几场重大战役中的表现，反映出他勇敢坚毅的革命品质和灵活镇定的战斗作风。特别是对他在“长城线上”斗争的描写感人至深：“一个脚印一身汗，一片土地一片血”，终于率领部队冲出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凯旋而归，这段描写充分地展示了周大勇的英雄气魄。最后，作者注重表现英雄性格的成长过程，而且通过对多重性格侧面的描写增强周大勇形象的真实性和艺术感召力。与此同时，作者还以同样强烈的情感描写了与周大勇并肩作战的战友，其中有我军优秀的政工干部代表李诚，热情地歌颂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高尚道德情操；有性格腼腆但勇敢善战的班长王老虎；有默默奉献的炊事员孙全厚等，他们的言谈举止无不激励着主人公周大勇，同时在叙事考虑上也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起到衬托作用，从而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英雄形象序列。

在艺术上，《保卫延安》具有激情洋溢、雄伟粗犷的独特风格。作品中始终投射出作者难以遏制的昂扬激情，无论是抒情，还是议论，都力图把叙述、描写结合起来，用热情洋溢的笔调制造大气磅礴的气势和氛围，从而与庞大的艺术构架、英雄群像达成呼应，总体上呈现出金戈铁马般的豪迈气象。作者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整体观照具体战争和人物行为，具有高屋建瓴的思考力度。另外，作品的语言凝练质实，将战士和群众的口头用语加以提炼加工，使之富有个性特色和生活气息，真实感人。这些使《保卫延安》在当代长篇小说的起步和开创期发挥了特殊的启动和奠基作用。

(五)《林海雪原》

曲波的《林海雪原》是融合了我国军事题材小说和革命新传奇的优点，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有较高艺术品位的长篇杰作。它的出现显示了我国当代小说中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相结合的发展走势。《林海雪原》同样是具有史诗风范的出色长篇小说，但它与一般史诗式的军事题材小说又有所不同，选取的只是一支由36人组成的人民解放军小分队在东北地区进行剿匪斗争的故事，而不是对大兵团作战场面的宏观展览。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发生在人烟稀少的林海雪原，敌强我弱，兵力相差悬殊。特殊的环境和条件要求我军必须以智取胜，用奇袭来战胜敌人，题材本身充满了强烈的传奇色彩和浪漫情调，除此之外，它的传奇性还体现在：

首先，在小说情节结构的安排上作家体现出对传奇性的追求。作者为了真实地表现小分队剿匪斗争错综复杂和惊险环生的经历，增添作品的传奇色彩而精心编织了离奇的情节结构：全书共38章，主要描写了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消灭座山雕，火烧大锅盔、消灭马希山和侯殿坤等三个大故事。这三个大故事既贯通一体，又相对独立。而在这三个大故事中间又巧妙地穿插了许多小故事，这些小故事也有头有尾，脉络分明。这种故事套装交互勾连的结构布局使小说波澜起伏而又环环相接，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其次，在对传奇式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体现出鲜明的传奇色彩。杨子荣是小说塑造得最为丰满的传奇英雄人物形象。这位侦察能手屡次克服险象环生的困境，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尤其是在智取威虎山战斗中他的表现更是被传为民间佳话。他巧妙化装闯入匪穴，依靠从敌人手中缴来的联络图首先取得匪首座山雕的初步信任。接着又经受了敌人的一次次考验，从而进一步获得敌人的信赖，将计就计制定了攻山计划。正在这时，原先被杨子荣审问过的土匪小炉匠突然逃到山上来，并且认出了他。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稍一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的他从容镇定，临危不乱，首先利用小炉匠不敢承认自己被俘的弱点从精神上制服他，又利用匪徒之间的矛盾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收服了敌人。在我国当代文学人物史册里，杨子荣是不可多得的有胆有识的传奇式英雄形象。

最后，小说的环境、景物描写也透露出浓郁的传奇性特征。作品中的景物环境描写充盈着神奇曼妙的色彩。如作者对东北地区特有的严寒天气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写，描绘了能够搅起雪龙改变地形的穿山风，使天地昏暗的暴风雪；对天造地设的奶头山，巨石倒悬的鹰嘴石等自然景观的描写也都放射出特有的神秘光彩和迷人气息。这种整体艺术氛围进一步增强了作品浪漫主义的传奇格调。

《林海雪原》充满了浪漫传奇的情调，无论是传奇性的题材选择，惊险的情节结构，还是传奇的人物刻画和神秘的景物描写都令人神往。在具体的艺术操作中，作家还非常注意将传奇性和现实性自然结合，力求合情合理，可信而耐读，由此可见作家在增加作品艺术感染力同时不忘对真实性的基本追求。在这篇小说中对于传奇性的把握也有偏差之处，譬如小说中因过分夸大少剑波的个人作用而削弱了英雄人物的真实感。此外人物性格彼此比较接近，没有更好地写出同中之异；作品中古典小说的艺术手法痕迹也比较浓，露出笔法不够圆熟的缺陷。

(六)《青春之歌》的文学意义

《青春之歌》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表现知识分子成长道路的优秀长篇小说，1958年出版后仅半年时间就售出130万册，同年搬上银幕，其艺术魅力经久不衰。作者是杨沫，原名杨成业，祖籍湖南湘阴县，1914年生于北平，1934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创作了短篇小说集《红红的山丹花》、中篇小说《苇塘纪事》、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芳菲之歌》、《英华之歌》等。

《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动荡时代为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作者描写了在这一时代氛围下以北京大学学生为中心的一批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革命斗争，反映了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烈尖锐的年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分化、激愤与苦恼，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和思想发展历程，讴歌了革命的青春和力量。小说重点描写了女主人公林道静曲折的革命经历，逼真再现了知识分子革命化的苦难历程，从而表现了一个深刻的主题：一切进步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地投入到时代的历史洪流中锻炼自己，才能走上真正光明的人生道路。

《青春之歌》最成功的艺术成就首先在于它以广阔的视角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作者善于调动多种艺术手段，特别是通过富有个性特征的细节描写，细致入微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性格；把人物外貌和内在精神世界巧妙地结合起来进行刻画，人物形象逼真动人：如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卢嘉川、江华、林红，他们具有坚强意志，并且加入到共产党的先进组织中；正在逐渐觉醒中的王晓燕、李槐英、许宁，他们在时代主潮的感召下不断前进；还有像余永泽、戴愉、白莉萍这些经不起时代考验而背叛革命或追逐个人利益的青年。小说中最亮丽的人物是女主人公林道静。

林道静这一形象是“按照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按照像她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在当时走向革命后必然会有的发展变化过程来描写的”。林道静是一个成长中的人物形象，她从小失去母爱，之后又受尽封建家庭的折磨，这奠定了她性格中的反抗因素，为以后走上革命之路提供了可能性；同时她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受过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在意识深层留有资产阶级思想的痕迹，这注定她在革命化的历史过程中必然要经历更多的艰辛。林道静为反对包办婚姻而毅然离家出走，但是走向社会的她仍摆脱不了旧势力的纠缠，无奈中决定以死抗争。在绝望的时候余永泽搭救了她，爱情重新唤起她的生存希望，但是与余永泽相爱并同居后她仍然摆脱不了人生苦闷的束缚，在长期交往中余永泽的缺点越来越暴露出来，林道静认识到自己和他并不是同路人，他们的感情也并不是真正的爱情，终于果断地与余永泽分了手。最终，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引导下，她投身于革命运动的潮流中，满怀热情地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坚持在牢狱中继续斗争，在革命过程中自觉改造自己，在政治上也逐渐成熟起来。经历一次次斗争的考验和锤打后，她终于成长为一名自觉与旧我彻底决裂的无产阶级战士。林道静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知识分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她不同于“五四”作家塑造的追求个性解放的女性形象，又迥异于巴金小说中无政府主义者杜大心、叶圣陶笔下教育救国者倪焕之，林道静的思想境界比他们大大地进步了，她把个人的命运同人类解放事业联系在一起，找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真正光明的发展前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在探讨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而林道静形象的完成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解答，她所走的路，概括了30年代知识分子发展的整体动向，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和教育意义，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出路问题在今天的文艺界仍然是备受关注和探讨不断的重要话题。

《青春之歌》还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等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他们以自己刚毅的性格和对党的无限忠诚感染着周围的进步青年，是林道静的引路人。他们拥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了民族的复兴，毅然放下学业，勇敢地投身到最激烈的斗争中去：到工厂矿山组织和鼓动工人革命，到军队中参加战斗，到学校里组织发动革命青年，到处都留下他们坚定的足迹。小说以大量篇幅表现卢嘉川出生入死的革命英雄事迹，其中最动人心魄的是他在监狱里以坚强的意志与自己的肉体展开的一场顽强斗争：惨遭酷刑后，卢嘉川的双腿轧断了，只有一层模糊的血肉连接着折断的骨头，上肢和脊椎完全麻木，十根血淋淋的手指胀得红肿，但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使命感使他临危不惧、铁骨铮铮，遍体鳞伤的他仍然顽强地领导同志们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为了使同志们在自己牺牲后还能和上级保持联系，他强忍着穿心的疼痛，挪动着僵硬的身体爬去敲击四周的墙壁，将绝密消息传给隔壁的同志，“只要有一口气，只要血管里还有一滴血在流动，那么，他便不应当放弃斗争——不论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叛逆’的身体”。

余永泽是《青春之歌》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自私自利、名利熏心，陶醉于个人幸福中无法自拔。为了达到“学者——名流——创造优裕的生活条件”的个人目的，在国家民族生死危亡的严峻时刻，他仍钻在故纸堆里“考证国故”，貌似不问政治，实际上仍然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同样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罗大方则是另一个极端的代表，由于认清了父亲的可耻面目，他坚决同自己的旧营垒告别，果断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两个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余永泽一生追求的个人功利正是罗大方所摒弃和鄙视的。对比之下，善恶美丑更加泾渭分明。

《青春之歌》人物的成功塑造自然离不开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其艺术成就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作者严格地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原则，以丰富的细节和细腻的画面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如作者把林道静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特定的生活条件下，按照这一个人物自身的规律和内在逻辑的发展来表现她，给读者带来形象生动、真实可信的审美感受，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形象，既有同类相比较、不同类反衬的横向对照，又始终贯穿着同一人物前、后期变化的纵向对比。如写面对突然出现在余永泽家里的饥寒交迫的老佃农魏老三，余永泽和林道静作出的反应差别很大，从不同的行动和语言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两人截然不同的内心世界和阶级感情。

第三，作者独具匠心地安排人物关系和情节结构。小说中所有人物故事的开展都紧紧联系着“林道静的道路”这一中心主线，其中卢嘉川和江华是林道静的领路人；林红是林道静的表率，暗示着林道静成长的目标；余永泽、白莉萍从反面衬托“林道静道路”的正确性；王晓燕的单纯幼稚反衬林道静的老练沉着等。小说结构虽然是以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为线索，以学生运动为主要内容，但为了表现“林道静道路”这一主旨，作者在题材处理上还灵活地描写了学生运动以外的某些章节。如小说第一部的前六章，写林道静流落北戴河时苦闷的心境；第二部的前十四章，写林道静在农村的生活和斗争。这使林道静具有更深广的社会活动空间，也拓展了小说的主题深度。

此外，《青春之歌》结构严谨而完整，线索曲折繁复但清晰可辨，涉及的人物、事件和场景繁多，囊括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但始终以林道静等知识青年的成长过程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构成一个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语言流畅简练，笔调情真意切，葆有青春般的艺术魅力。

(七)《三家巷》的文学意义

《三家巷》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欧阳山，原名杨凤岐，湖北荆州人， 20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并产生影响的重要作家。1957年他开始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创作多卷革命历史长篇小说《一代风流》，历经近30年的努力于1985年完成了《一代风流》系列小说：《三家巷》、《苦斗》、《柳暗花明》、《圣地》、《万年青》。这五卷小说集中反映了从1919年到1949年之间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三家巷》是其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

《三家巷》以20世纪20年代的广州为背景，记载了一条小巷中三个家庭的历史演变，这三个家庭具有不同的阶级属性，其中周家是手工业工人家庭的代表，陈家代表买办资本家家庭，何家代表官僚地主家庭。作者以他们之间的邻里关系、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情感关系为主要描写内容，同时涉及“五四”运动、大革命时代、“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北伐战争、“四·一二政变”、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历史风云事件。通过描写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彼此间构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情感纠葛，历史地反映出当时阶级力量的消长和时代风云的变幻。

小说主要记载了周炳的半生经历，他是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是一个性格比林道静更复杂的主人公形象，作者曾说，他既没有把周炳当作英雄，更没有把他当作理想来塑造，因此既谈不到歌颂，有时还有些非议，但同意他继续革命，把整个过程走完。周炳出身于工人家庭，从小受尽了歧视和压迫，贫困的生活使他天然具有劳动人民正直善良、吃苦耐劳的美好品质，阶级属性赋予他痛恨剥削阶级、同情劳苦大众的朴素革命意识。但是他又生活在三家巷这样一个特殊的氛围中，这使他的性格体现出复杂的两面性：既有工人阶级的朴实本色，又充满多愁善感、耽于幻想、幼稚盲动的知识分子弱点。另外，三家巷中青年男女之间的情感纠缠以及他同陈何两家的世亲关系必然使他受到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熏染。基于这一特点，在革命剧变的时代他表现出多方面的精神面貌：既有勇敢反抗黑暗现实的魄力，也有对革命前途的坚定追求，又有失败后情绪的低落消沉和对儿女情长的沉迷耽溺。小说人物塑造成功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周炳性格的复杂性和立体感，欧阳山在《谈〈三家巷〉》中曾说，周炳一方面有手工业工人的思想意识和情感，因此生活上和各行各业的工人接近；但是他又有知识分子的气味，如要求个性解放，想通过读书向上爬等。周炳就是那样有两种内在因素在矛盾斗争的人物。作者没有按照固定的模式将人物性格作简单化的类型处理，而是写出了他怎样革命以及内心多层面的挣扎，真实再现了他自觉克服弱点完成自身改造的痛苦磨砺历程，因此说周炳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并不在于他是个保尔式的英雄，而正是在于他的形象概括了中国工人阶级开始走向政治舞台的时期，一个城市手工业者家庭出身的知识青年，如何不断克服环境给予自己的不良影响，从倾向进步、成长到自觉地参加革命的过程。”（欧阳山《三家巷·再版前记》）因此，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同时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陈文雄这一反面人物形象，作家遵循生活真实的逻辑，按照人物自身性格发展规律逐层写出陈文雄人生道路的演变历程：最初他顺应时代趋势，接着投机革命，然后又出卖革命投奔洋人，逐步沦落为洋人买办、外国绅士。对这个人物的处理和摹写，作者是颇费心思的，既写出他少年时的英俊潇洒、才华横溢，又活画出其堕落后阴险狡诈的奴才嘴脸，人物性格饱满丰实，真实可信。

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气息也是《三家巷》的突出特点。作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采取白描的艺术手法和传统的结构手段，将陈、何、周三家的变迁、分化和斗争表现得起伏跌宕，引人入胜，同时叙事中很少使用倒叙和插叙，主要以白描手法通过人物的言行表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而避免单调呆板的心理静态描写，通篇叙事井然有序，行文流畅，张阖自如。同时小说还在文学语言中融会了广东的方言谚语，绘声绘色地展开一幅幅绚丽的南方风情图，具有浓郁的地方情调。

二、农村题材的小说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生活题材小说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在文坛收获中都占据了重要地位。与以往的乡土小说相比，这一时期的农村题材小说发生了很大变化，它强调对现实斗争的反映，要求作家深入农民生活现实，关注在农村、农民中发生的显示中国社会面貌深刻变化的斗争。

(一)《三里湾》的文学意义

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曾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作品著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创作了短篇小说《登记》、《“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长篇小说《三里湾》以及其他样式的多种文艺作品。《三里湾》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题材的作品，1955年发表后不久就被改编成电影、戏曲，流传广泛。

长篇小说《三里湾》主要提炼了三里湾这个村庄开展的秋收、整社、开渠等情节，以此着力表现人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遭遇的两种思想和道路的错综矛盾和挣扎，小说从爱情婚姻、道德观念、家庭关系等不同侧面历史地再现了当时社会的深刻变革，显示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趋势和长期艰巨性。

《三里湾》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出色地塑造了一批农民形象。党支部书记王金生是具有新思想的农民代表。在斗争中他始终坚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他把三里湾的问题概括为“高、大、好、剥、拆”，这表明他对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敏锐的观察力，同时又能够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运动。作者成功地塑造了王金生形象，真实地表现了站在运动潮流前列的农村干部的优秀品格，在对农村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的性格探索方面体现出作者一贯坚持的革命现实主义创造精神。作者还刻画了党员范登高形象，这一人物与王金生形象构成相互映衬关系，他是抗日时期的老党员，但是在新形势下却处处摆出老前辈的姿态，热衷于追求个人私利，被人戏讽为“翻得高”，在他身上出现的党性蜕化真实地反映出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的党内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另外，作品还集中刻画了两个小私有者代表“糊涂涂”和“常有理”，作者对他们的性格更加熟悉和了解，因此描写也更加细腻到位，如写“糊涂涂”，他在政治上非常糊涂、落后，但在涉及谋取个人利益问题时却变得精明至极。作品通过对他们保守顽固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的揭示，深刻地揭露出封建旧思想残余势力对农民造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影响和严重危害。

在艺术风格上，《三里湾》基本沿承了赵树理的一贯做法，在人物描写方面以白描手法为主，同时吸收民间传统的文学表现手段，注重通过生活情境和故事细节表现人物特定的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而很少有大篇幅的静止心理叙述，同时在表现人物时注意性格之间的相互照应，显示出作家构思的严谨和妥帖。在语言方面依然体现出质朴明朗、轻快幽默的基调，显示出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鲜明风格。

充分肯定赵树理《三里湾》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自身的局限。在《三里湾》中，作者以农村开展的“运动”作为故事的总体构架，力求真实反映当时的农村变化，但是留给读者更深印象的是关于农民在社会风习变革中的微妙心理波动和冲突，比起20世纪40年代赵树理的小说，在表现力度上确实“迟缓了，拘束了，严密了，慎重了”，也因此“多少失去了当年青春泼辣的力量”。

在当代作家中，周立波是以方言土语进行文学创作而著称的。早期的《暴风骤雨》就是他大量运用东北方言写作的成功典例，这一时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又是运用经过艺术提炼的湖南农民口语写作的。这种土生土长的语言使作品散发着亲切朴素的乡情，洋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周立波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一些短篇小说也具有这种特色。小说集《禾场上》中的《禾场上》、《山那面人家》是他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它们淳朴凝练、平易隽永，或描写充满生活情趣和传统风俗的婚礼场面，或讲述夏夜禾场上歇凉农民的闲谈，极富生活情趣地描写农村日常生活。它们与《山乡巨变》一样，标志着作家艺术风格从绚丽宏阔向冲淡平远的转变，这种风格的转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小说创作的艺术倾向，即对返璞归真境界的普遍追求。

(二)《山乡巨变》的文学意义

《山乡巨变》是周立波1957年完成的长篇小说，1959年又写就它的续篇。作品主要写的是1955年冬到1956年上半年湖南的一个偏僻村落清溪乡人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在思想、情感和相互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由此反映这场社会变革的深刻影响和曲折历程。因为它的内容涉及的仍然是中国农村在转折期发生的巨大变化，因此与前期完成的《暴风骤雨》有异曲同工之妙，被看做是《暴风骤雨》的续篇。

《山乡巨变》以青年团县委副书记邓秀梅带着党的指示入乡办社为情节线索，表现了农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情感，如亭面糊的焦虑不安，陈先晋的保守恋土，破坏分子龚子元的有意捣乱等，这些都真实地展现出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村的历史真实。这部小说的突出成就体现在对人物形象的把握上，作者精心塑造了新一代农民刘雨生形象，他作为农村的基层干部具有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以身作则的优良作风，作品主要通过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言行、家庭生活中的悲喜，多角度地表现其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真实细腻。与之相对，作者还着力刻画了老一代农民思想的变化，其中塑造得最生动的是亭面糊和陈先晋形象。亭面糊原名盛佑亭，“面糊”是他的绰号，也是对他性格的形象比喻。作者在表现这个人物的觉醒过程时，既肯定他纯朴乐观的优点，又挖掘其自身的性格弱点，并且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透视其内心矛盾，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侧面。陈先晋是另一类老辈农民，他思想保守落后，墨守成规，信奉祖训，因此在合作化过程中经历了更痛苦和复杂的思想转变过程。

《山乡巨变》的成就不仅体现在成功地反映了两代农民的成长和觉醒的思想意义上，它的艺术风格成就更是远远超过了思想价值，正如茅盾所评价的那样，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在追求民族形式同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个人风格。他善于吸收传统的优点而又不受它的拘束。《山乡巨变》续篇是这方面的例证，足以说明他在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方面取得的成绩；他的笔法是越来越洗练了，而且在紧锣密鼓之间，以轻松愉快的笔调写一二小事加以调剂。这部作品结构整齐，层次分明，笔墨干净，朴素自然，但是从《山乡巨变》的正续篇看来，风土人情、自然环境的描写已经形成了足够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为累赘了。茅盾的评价从小说总体艺术风格一直谈到作品的局部特色，全面地概述了周立波《山乡巨变》的艺术魅力。

此外，周立波的小说艺术对于新时期潇湘风情小说的形成发挥了重要影响。“潇湘风情小说”是指湖南作家谢璞、古华、叶蔚林等人的小说，他们的作品大都取材于湖南农村的现实生活，通过对自然景物充满诗情画意的描写，对平凡人物心灵美和人情美的表现，展示出潇湘地方独特的风土人情。在这方面，沈从文开了先河，周立波继而起到推波助澜的承接作用。

(三)《创业史》的文学意义

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作家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都在致力于这部小说的写作。这部作品原计划写成四部：第一部写互助组，第二部写初级社，第三部写两个初级社，第四部写两个初级社的联合，即高级社，试图通过这四部分全面反映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过程，构思比较开阔大气。但最终作家没有实现这个计划，只写成了第一部及第二部的上卷和下卷前四章。

《创业史》反映的是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农村集体所有制代替个体所有制这样一场深刻的历史变革，可以说是选取了一个富有时代意义的重大主题。小说通过对渭河平原下堡乡蛤蟆滩互助组建立、巩固和发展过程的描绘，对第五村人民在合作化运动中思想、心理和行动的描写，揭示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客观现实性和历史必然性。它作为当时中国农村的缩影，形象地展现了社会主义创业初期农村的历史风貌，而且反映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不同阶级、阶层、党内外、家庭邻里的各种思想冲突在作品中淋漓尽现。对梁家父子创业的辛酸与失败的描写揭示出旧时代农民的悲剧性历史命运，同时预示着新时代创业的胜利希望。

《创业史》成功地塑造了农民梁生宝形象。梁生宝勤劳淳厚，正直无私，是社会主义新农民形象，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农民带头人。而梁三老汉是个勤劳、守旧的老辈旧式农民典型，是被评论界公认为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他经历了旧时代给农民带来的一切苦难，土地改革使他重新焕发了对生活的信心和希冀。但是他因循守旧地背负小私有者的弱点进入新生活，因此对梁生宝走合作化道路不能理解，而梦想着个人发家致富，但是又因为阶级地位和旧社会创业的艰难经历以及新时代对他的热情召唤，使他在精神上依然是贴近党和政府的。梁三老汉形象塑造得丰满生动，真实地揭示了一代农民面临历史性选择时经历的曲折心路。

《创业史》在艺术上也颇有收获，它的艺术构思深广宏阔，时空跨度的延展增强了小说的思想境界和历史分量；人物描写细腻真切，尤其是心理描写细致入微，获得较高赞誉。环境描写充满浓郁的地域色彩和乡土气息。抒情议论深沉精辟，富有浓厚的哲理意味和思辨色彩，耐人寻味。

(四)《艳阳天》的文学意义

浩然的《艳阳天》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浩然，原名梁金广，1932年生，河北蓟县人。他1956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喜鹊登枝》，到20世纪60年代初有大量表现农村生活的短篇小说问世，出版了《喜鹊登枝》、《苹果要熟了》、《杏花雨》等十余部短篇小说集，是当代农村题材创作领域的多产作家。《艳阳天》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全书共三卷，1964年出版第一卷，1966年出版第二、三卷。第二部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发表于“文化大革命”期间。

《艳阳天》以1957年夏季“反右”斗争为背景，着力描写的是麦收前后京郊东山坞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土地分红”、“闹粮”等事件进行的一场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交织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使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化。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如农村基层干部萧长春，作者善于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加以表现，通过尖锐的斗争来显示其性格魅力，作品在突出其主导性格同时，还通过处理家庭、邻里关系等事件来表现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人物性格更加丰富饱满。尽管对他的刻画也存在政治化和理想化的倾向，但仍然不失为当时出现的较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马之悦是作为萧长春的对立面来塑造的。同时作者还刻画了形形色色处于中间状态的中农形象，如安分守己的马子怀，精明自私的弯弯绕等，通过对不同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剖析，表明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长期性和艰巨性。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中两方或几方对立的结构形式，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若干长篇中已经具备，但《艳阳天》却更明确：对立的阶级力量的性质更加清晰，阵线更为分明，彼此的冲突也更加激烈，而且“阶级斗争”已被编织成覆盖全部社会生活的一张无形的大网。50年代农村生活的这段历史，60年代在浩然的笔下出现了与《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既有些相似、又有所不同的叙述，被誉为深刻地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农村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塑造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领头人的优秀文学作品。《艳阳天》在根据“本质真实”的规定来构造历史故事时，对个人生活体验和有特色的叙述方式，特别是对生活习俗、语言、情感方式等的看重，使这部小说具有一定程度的丰富性，在当时拥有大量读者。

作者将《艳阳天》长达120多万字的全部情节压缩在几天之内发生，人物众多，但线索清晰，简洁流畅的“京味”语言更使小说带上浓郁的地方色彩。单就作品的艺术成就看，它是颇具艺术功力的长篇作品，但它的严重不足在于作家对农村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在认识和把握上存在偏差，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导致文学作品对生活反映的失实，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力量。

三、都市等其他题材的小说

十七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工业建设题材和历史题材方面也取得了喜人成绩。其中，反映我国工业建设题材的代表性作品主要有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和艾芜的《百炼成钢》，历史小说以姚雪垠的《李自成》最为出众。

(一)《上海的早晨》的文学意义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以新颖的题材、宏伟的规模和独特的人物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艰难历程，在题材上具有开拓价值。小说共分四部，成功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资本家形象，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上海的早晨》采用大跨度、多线索的艺术结构展现历史图景。故事铺展的时间跨度长达8年，以城市生活为主线，又辅以农村生活为副线，主、副线相互交织又始终贯穿。总体结构宏伟严谨，成为继《子夜》之后又一部反映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命运的杰出长篇小说。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是作家着力塑造的资本家典型。他圆滑老练，号称“十里洋场”的“铁算盘”。通过对他的描写，小说成功地表现了新旧交替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思想性格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同时，小说还刻画了阴险恶毒的民族资产阶级败类朱延年，顺应改造趋势、老成持重的潘信诚等不同类型的民族资本家形象。资本家形象系列的成功创造是《上海的早晨》最具特色的一个方面。作家在创造这一形象系列时不仅写出他们作为同一阶级的相似性，而且更注意突出他们性格的差异性，在塑造典型同时避免使人物走向类型化误区。

《上海的早晨》也存在缺陷，相比之下，作家笔下塑造的工人及干部形象感染力不强，作品的个别章节说明性叙述显得过多，有些描写存在冗长拖沓的问题。

(二)《百炼成钢》的文学意义

艾芜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解放后工业题材小说中的又一佼佼者，它的出现对于提高该题材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百炼成钢》描绘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战线的火热生产画面，同时反映出渗透到生活方方面面的深刻矛盾和斗争，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作品从新党委书记上任写起，通过新书记和厂长的一番谈话暗示出当时全国的总形势，即国家基本建设的快速发展和朝鲜战争前线对钢铁的迫切供给需求。小说主要以两条线索展开故事：一是快速炼钢，这是整部小说的主线，作者写得有声有色，如写厂长赵立明一听说快速炼钢成功马上笑逐颜开，连平时说话刻薄的那张嘴仿佛也变得乖顺了；袁廷发炼成一炉快速钢，他的妻子就在门背后划上一个圈，并且津津乐道地筹划着奖金的用场。快速炼钢牵扯着每个人的神经，使全厂的职工和家属等都为之或喜或悲。二是以主人公秦德贵和孙玉芬的爱情为副线。对爱情的描写，作家没有人为地制造三角关系，而是写得生活味十足。特别是着重刻画了秦德贵这个对敌斗争中的勇士、生产战线上的能手，他在爱情的漩涡中却陷入泥沼、不能自拔，真实地表现出人物情感世界的矛盾和苦闷。作者把爱情与生产两条线索交叉展开故事，既增强了作品的思想容量，又丰富了人物的性格。同时小说围绕这些线索表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和斗争：小说主要描写九号炉三个炉长以及厂长、党委书记之间的冲突，这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时作者把阶级敌人李吉民的破坏作为一条副线加以穿插和点染，这属于阶级矛盾，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真实地表现出当时社会存在的矛盾斗争的错综复杂性。把小说的两条线索和矛盾斗争联系起来，我们不难发现《百炼成钢》的真正意旨在于写人，写新一代工人的成长，炼钢就是炼人，新的时代造就新的人民，沉渣必然遭到历史的淘汰，这是“百炼成钢”更为深刻的蕴含。

《百炼成钢》的成功离不开作家对生活的热爱和关注，对人物的细心观察和敏锐捕捉，作家善于提炼生活素材，从真实的生活中触发写作灵感，结合艾芜的散文集《初春时节》来看这部小说，我们会发现，作家走访过的许多劳模人物都自然地走进他的小说，但又不是简单的人物速写，而是截取、聚集他们性格中的某些突出特征和事迹，加工为内涵丰富的艺术典型。

巴人很好地总结了《百炼成钢》的艺术成就，那就是：它“所描绘的全个生活画面却依然是鲜明动人，晶莹皎洁的。特别是作者剪裁题材的方法和这部作品的艺术结构和布局，非常混融而自然：它既不脱逸生活的自然节奏，却又构成一幅丰腴的艺术境界，使读者仿佛亲历其境一般。”《百炼成钢》的创作经验和艺术成就都是值得写工业题材的作家认真总结学习和借鉴的。

(三)《李自成》的文学意义

该时期的长篇杰作除了反映我国工业建设题材的作品外，还有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这部小说显示了作家卓越的文学成就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李自成》共5卷，计划全书完成后约有350万字，艺术地再现了明末社会的现实，反映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弱到强的发展壮大过程。

《李自成》只有第1卷得以面世，它以李自成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斗争为主要线索，采取多线索复式发展的方式结构全篇，将明清的民族矛盾，明王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张献忠起义军与明王朝的矛盾，李、张两支起义军之间的矛盾以及李自成起义军内部的矛盾等作为副线，从而展开我国明末清初封建社会各侧面的生活场景，广泛地反映了17世纪中叶中国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生活状况，揭示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历史规律和封建社会“帝王术”的丰富文化心理，具有深刻的认识意义和历史价值。

《李自成》第1卷的艺术成就突出表现在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性格丰富复杂的崇祯皇帝，贯穿全书的农民英雄李自成，带着流氓无产者习气的张自忠等。结构形态的创新也是该书的重要贡献。作者把小说的结构建立在两个支点上，一是主、副线推进，二是多元网状排列。小说还非常讲究单元转换艺术，故事写得峰回路转，一波三折，令人心驰神往。鲜明的民族特色也是它的突出品格。作品中大量风俗画式的描写散发出浓郁的民族气息；此外，描写人物时作者广泛地运用传统小说技巧，叙述语言洗练活泼，显示了深厚的语言功底。

四、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

十七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孙犁的《山地回忆》、茹志鹃的《百合花》、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新中国的成立给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为少数民族作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文学创作素材，他们以真挚热烈的感情描绘出一幅幅少数民族生活的绚丽画卷，短篇小说代表作有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等。

(一)孙犁及其作品

孙犁（1913—2002），原名孙树勋，河北平安人，是横跨现当代的著名作家。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在晋察冀根据地工作。曾担任过编辑、记者，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孙犁以写冀中白洋淀地区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闻名。他的主要作品有短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等；论文集《文艺学习》、《文学短论》等。他的短篇小说常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刻意讲究结构技巧，笔调清新隽永，散发着荷花般的淡雅芳香，在现当代文学中独树一帜。

《山地回忆》是以第一人称回忆往昔战斗生活中建立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这种关系并非是在一种良好的气氛和和谐的环境中开始的，“我”与妞儿在河边的一场“唇枪舌剑”的口角中结识，这段描写活脱脱地刻画出一位山村姑娘活泼聪慧、大方泼辣的可爱性格。从发生矛盾到相互理解、建立友谊，小说中采用了“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达到映衬、烘托的艺术效果，作品主题也就从这样的转折中流露出来。

《山地回忆》充分表现了孙犁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善于以小见大，通过对细枝末节的描写表现重大时代主题，在写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美感，使字里行间洋溢着浓郁的浪漫气息。作品的中心人物是妞儿，她尖嘴利舌，聪明伶俐，同时又纯真赤诚，可爱可亲，通过“送袜子”、“贩枣”、“做国旗”等生活细节表现了她对八路军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挚爱之情，动人地抒发了人民与子弟兵之间的鱼水深情。

《山地回忆》构思自然而又不乏变化，从“我”要给阜平乡下来的一位农民代表买几尺布，引出“阜平蓝”以及在阜平度过的3年战斗岁月的回忆：我在与妞儿的“冲突”中相识，进而与她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平易亲切的叙述中流泻出作者对人民深切的眷恋之情，表现出孙犁小说强烈的抒情色彩。

(二)茹志鹃及其作品

茹志鹃（1925—1998），女，祖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1943年参加新四军，在部队文工团工作。1955年任《文艺月报》编辑。1958年发表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文坛关注。此后又连续发表了《静静的产院》、《高高的白杨树》等作品。新时期以来，曾任《上海文学》的主编，著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短篇小说，并出版自选集《百合花》。茹志鹃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崭露头角的著名女作家。

《百合花》是她反映战争生活的作品中最优秀的代表，它以1946年的人民解放战争为背景，深情地描写了前沿包扎所里的小通讯员与新媳妇两个人围绕借被子事件而展开的一段动人故事，着力刻画了通讯员、新媳妇这两个普通人形象，歌颂了革命队伍中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表现了军民团结一心的主题。

百合花在作品中有深刻寓意，作者以它命名作品，又曾三处提到新被子上的百合花，其韵味是深长的：百合花既是通讯员和新媳妇优美情感的映衬，又是革命战士与人民群众鱼水深情的一种美好象征。小通讯员憨厚纯洁，有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为掩护抢救伤员的担架员而光荣牺牲。新媳妇纯朴善良，真挚地热爱革命队伍。她深知人民军队打仗是为人民，因此借出了自己唯一的新婚嫁妆——一条百合花被子，并且参加了救护工作，本来有些羞涩的女子庄严而虔诚地为小通讯员擦拭身子，一针一线地缝他肩上的破洞，一份真诚感人的情谊溢于言表。小说最后以小通讯员负伤身亡，新媳妇用自己唯一的嫁妆——撒满百合花的新被子为小通讯员装殓，从而完成了对人物形象的刻画。全篇构思精巧，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人物心灵历程的表现，揭示了军民团结一心、生死与共的深刻主题，以小见大，意味深长。这充分地展现了茹志鹃小说选材立意的特点，即不正面描写生活的波澜壮阔，而是从中截取一朵浪花加以雕琢。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她常常从人物性格某一突出特点入手，进而向纵深发掘，力图展示人物细腻的心灵世界。《百合花》中作者把那条百合花被子作为联系小通讯员与新媳妇情感的纽带，逐层揭开他们美好的内心世界。在茹志鹃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两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如那条撒满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通过它的牵引展开对人物的描写。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事物，是作者根据自己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提炼出来的。总之，她的艺术风格就像是“一朵纯洁的百合花”，雅致清醇，韵味悠长。

随着时代的变迁，茹志鹃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又适应时代和生活的要求，有了新的发展变化。粉碎“四人帮”后，她先后创作了《出山》、《冰灯》、《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作品，开始以更深沉的思考来反映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新时期的小说比她在十七年间的小说表现出更为丰富的艺术魅力。

(三)马烽及其作品

马烽，原名马书铭，山西人，是擅长描写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家，也是山药蛋派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主要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有短篇小说集《村仇》、《太阳刚刚出山》、《我的第一个上级》等。1959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我的第一个上级》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也标志着他在小说创作方面的新发展。

在《我的第一个上级》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农村干部老田的形象。他采取先抑后扬的手法描写老田，先通过刚出校门的“我”的视角用大篇幅写老田的“可笑”和“怪”，如三伏天穿夹棉裤，迈着八字步走在街上，被我的自行车撞倒了也不生气，尤其是作为防汛副总指挥听说安乐庄的汛情还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是当得知“三岔河也发洪了”时，他立刻像触电似的“变成了另一个人”，立即下令组织抢险，并且身先士卒地带病跳到冰冷的洪流中。老田的形象随着情节的逐步开展而变得高大，随着一个个“怪”谜的揭底而得以丰富。小说着重突出了他实事求是、为人民长远利益着想的优秀品质，他本人的言行也是对当时盛行的浮夸风、主观主义不良倾向的坚决反击。老田是作者着力塑造的新人形象，但不是单纯为了表现新社会的优越性，在歌颂中也不乏对时弊的鞭挞。这意味着作家摆脱了歌颂与暴露的两难处境，正确处理了“干预生活”和塑造新人形象的矛盾问题。

马烽的创作遵循现实主义原则，作品内容真实而深刻。《我的第一个上级》以典型的生活细节和人物行动由表及里地揭示人物性格特征，由一般铺叙到工笔细描，全面地表现了老田的动人品格。作品结构精巧，故事完整，情节曲折，层次分明，语言通俗朴实、含蓄幽默、洗练生动，这也是作品成功的重要因素，在马烽看来，群众喜欢简练朴素的文字，作家就不应该写那些洋腔洋调疙里疙瘩的句子。

(四)王蒙及其作品

王蒙（1934—），河北南皮人。20世纪40年代末在北平读中学时，参加了中共组织的学生运动。50年代前期他在北京从事青年团工作。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右派分子，被遣送京郊劳动改造。60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1963年，主动举家赴新疆工作。“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返回北京。1986至1990年，曾担任文化部长。主要作品集有《冬雨》、《深的湖》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选集和文集有《王蒙小说报告文学选》、《王蒙文集》（1~4卷）和1993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王蒙文集》（1~10卷）。

2003年出版《王蒙文存》（23卷），2004年出版《青狐》，2006年出版《苏联祭》，2006—2008年出版三部自传《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命七羊》，2007年出版《伊朗印象》，2008年出版《老子的帮助》，2009年出版《老子十八讲》，2010年出版《庄子的享受》、《老王系列》，2012年出版《中国天机》，2013年出版《这边风景》。

王蒙是多产作家，除小说创作外，还发表了大量的散文随笔，评论文章等。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小说中，王蒙涉及反映“文化大革命”的作品《布礼》、《蝴蝶》、《春之声》、《海的梦》等很快就离开那种揭露、控诉的潮流，而表现出关注人的心灵世界和对历史理念进行哲理思考的精神取向。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他早期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作者通过林震的观察和思考视角反映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揭露出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障碍是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作风，是大胆干预生活小说潮流中出现的杰作。

小说侧重在对比中完成对刘世吾、韩常新、林震三个主要人物的塑造，其中刘世吾的性格最复杂，刻画得也最为丰满。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刘世吾虽然也有官僚主义的倾向，但不能简单视之为一个官僚主义者，作者也曾说过，如果冠以官僚主义的称号给刘世吾，显然帽子的号码与脑袋不会符合。刘世吾有一定的革命经历，有能力，有经验，有魄力，但“疲倦了”，他一再说“就是那么回事”，这句口头禅表现了他革命意志的严重衰退，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对刘世吾的性格有过精辟的分析：“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蛮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作者着力表现了刘世吾内心世界的复杂性。他尽管冷漠，但仍缅怀年轻时的热情，流露出对现状的不满。他向林震表白自己喜欢文学，当读一本好小说时，他“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但是又感到自己“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这里包含着对已经露出苗头的不良社会倾向的困惑和不满。韩常新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他身上体现出“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自得”的典型官僚做派，习惯于下命令、听汇报和作报告，只关心没有实际意义的空洞的数字。林震是与以上两种人物直接对立的另一类人物，他热情单纯，是一个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积极进取的年轻人。他对党的组织部的工作生活充满了神圣的向往和崇敬，于是与作风完全不同的刘世吾发生尖锐的冲突，但是年轻的他身上也存在缺点，他的理想主义不是从实际生活中生发的，但在现实生活和斗争中逐渐获得新的成长。通过对比，三个人物迥异的性格鲜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部小说创作和发表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时期，党内出现的思想僵化和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影响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在这一关键时刻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具有特殊的警世作用。

王蒙在小说艺术上作了多样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初的《布礼》、《蝴蝶》、《春之声》、《夜的眼》，采用一种类似西方“意识流”的小说手法，以人物的意识流动来组织情节，被称为“东方意识流”的开创者。在《名医梁有志传》和《坚硬的稀粥》等作品中又体现出戏谑、夸张的寓言风格。他的创作有意离开传统写实小说的路数，而注重对心理、情绪、印象的联想式叙述，形成了独特的流动不居的叙事方式。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然笔耕勤奋，佳作频传。

(五)玛拉沁夫及其作品

玛拉沁夫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蒙古族人，作品也着力表现生活在广阔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特有的精神面貌，代表作主要有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等。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发表于1951年，它是玛拉沁夫的处女作，也是他重要的短篇小说代表作。小说主要描写了翻身女牧民萨仁高娃与烧毁牧场的反革命分子进行坚决斗争的故事，歌颂了女主人公在狡诈的敌人面前表现出的勇敢机智的性格和顽强不屈的品质，赞美了她身上跳动的烈火一样的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作品用清新的笔致描绘了草原壮美的自然风光，正是这种特定的生活环境造就了蒙古族人独特的秉性和气质。小说将自然景物描写与故事情节的展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作品始终充满诗情画意的情调和清丽自然的氛围，弥漫着浓郁的地方风情和民族色彩，形成作家独特的艺术品位。

END

作者 | 刘勇

图 | 网络

编辑 | 冬濡（linjingyu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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