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克商的“成功秘诀”——封建制，究竟是怎样的呢

在如今的社会里，似乎人人都在做着一个发大财的梦。有钱的，要欲求更多；没有的，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愈发没有畏惧的去追求成功了。随手翻开一本史书，目光扫过尽是这样的故事。最精彩，莫过于“武王克商”了。颇有些蚂蚁撼倒了大树的味道，又把诺大一个商王国，啃得只剩几块骨头渣。拼拼凑凑地，整出一个宋国来，颤巍巍立在众姬的眼皮儿底下。

直到几百年后，鲁人还在兴致勃勃地传唱着一首歌，“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据《诗经鲁颂闷宫》），载歌载舞，颂咏着先人们的功绩，说公亶父迁都岐山之下的时候，周人“翦商”的种子已经开始萌发了。像极了当下，但凡被人夸说长得胖，就要气喘个不停的大佬们。都不敢承认，直到文王在位的时候，周人都还是殷商朝堂上的小可怜呢。

商周间的实力对比

近些年，在东到大海、北到河北藁城、南到湖北盘龙城的广阔土地上，考古工作者们发掘出不少商代晚期的遗址来。由此我们足以断定：文王时期，殷商的势力至少都会在这一区域之上；而这个时候的周人，仅仅占据了泾渭流域的狭窄谷地。

李亚农便曾依据《孟子》、《战国策》及《商君书》的记载，通过对春秋时期人口数量与军队规模比例的研究，及春秋与商周交替之际生产力水平的对比，从而推断，克商时候的周人，顶多不会超过六、七万人；在殷商所有方国中也不过占了中等水平而已，与商王国本身压根就没有可比性。（据许倬云《西周史》，9293页）

既然如此，纵然“武王伐纣”可以侥幸获胜，周人长达八百年的统治就必然有其值得我们深思的道理了。

周人灭商的秘籍——封建

在《左传僖公五年》的记载里，宫之奇用虞国建国的故事劝谏虞侯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是说为了传位给幼子季历，太王就令他的长子泰伯、次子仲雍统率了一些周人，长途跋涉来到东方建立了虞国。自此以后，似乎周人就上了瘾，到了文王时期史书上关于封建的记载突然就多了起来，比如同是在《左传僖公五年》里记载的虢仲、虢叔。

在当时交通、生产极其落后的情况下，人的活动范围是有限的，命令传达的速度也会受到极大的约束，如此一来封建的意义就愈发的大了。换句话说就是，能够利用有限的人占据更大面积的土地。也为为“武王伐纣”的初步胜利凝聚起更大的政治力量。

周代封建最重要的时期其实是在克商以后。《荀子儒效篇》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尽管荀子将这所有的封建一股脑都挂在了周公的名下，不甚妥当；分封建国的数量，确是很可观的。事实上，据史墙盘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应该较为可信一些，即周人大规模的封建，其实是在成康的时候完成的。所以在史书上我们可以看到，成康之世四十年不用刑错，号为太平的记载。或许正是在说分封建国所起到的作用吧！

周代的封建制度具体是怎样的呢？

张希枚先生引用《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的记载，将文中的“赐姓”、“胙土”、“命氏”称之为周初封建的三项重要措施。并进一步解释说：“赐姓”是指被赐予封地内被征服的居民，即“异姓之居民附属”；“胙土”是指天子赐予诸侯土地；“命氏”是指人类学上血缘性的“氏族”，换句话说，“命之氏”就是命功臣建国于某一地区。

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直接记载西周封建制度的史料，在文献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一段话及《诗经》里的“大雅崧高”和“韩奕”两篇；还有西周早期宜侯夨簋、中期的大盂鼎，所载的两篇铭文。于此，我们不妨看看鲁国封建的实例，不再援引原文了。

周代诸多的封国中，鲁国是最为典型，也是记载较为翔实的。在《左传定公四年》上就记载了卫国祝佗的一段话，讲周公分封鲁国的情况：首先，成王赏赐了仪仗、礼乐器、和宝物，又赐了殷民六族给他，最后，还有封地。贾公彦称，所谓的“殷民六族”其实是“禄父之余民三十族、六姓也。”是说被分给伯禽的“殷民六族”，都是商王国的贵族氏族。除此以外，原本殷商贵族的“类丑”（即奴隶）也一并被赐予了封君。如此看来，西周的封建是以“族”为单位的。封君带着自己的“族”到受封的土地上去建立新的国家；殷商移民以“族”为单位被周王分给受封的封君；当地土著也是以“族”为单位生活在封君受封的土地上。许倬云在其《西周史》中称其为“三结合”的政治结构。

我们还知道，鲁国最初是被封在河南鲁山的，所以称为鲁国。周公二次东征“践奄”以后，才被迁封到了山东曲阜，并且连名字也一起带了来。所以直到春秋的时候，记载中在河南许昌还有鲁国的“许田”。这在西周早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所以，我们有理由称西周的封建，其实是“封人”的性格大于“封地”的性格的。这是极容易忽视又颇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周代封建的意义

武王克商后，尚不具备扩张疆界的能力。所以，便有了上文中提到的“三结合”的政治权力（据许倬云《西周史》，161162页）。事实上，所谓的“三结合”正是通过这几种“族”层层叠合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族”与“族”的层层叠合，彻底打破了周人部族与殷商部族、土著部族之间的壁垒。叠加在一起后，一方面解了殷商部族势力；另一方面又加强了周人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