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赴任杭州知府。这是时隔18年之后的第二次来到杭州任职。
第一次来此，是在1071年，苏轼迫于改革派的压力，主动请求出京任职，任杭州通判，也就是担任副职。这一次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把手了。
通判这个职务想必是大家都比较熟悉吧？历史上最有名的通判是谁？
黄文炳。
对，就是黄文炳！
由于《水浒传》这部书的传播性，大家都知道了黄文炳的故事。
当年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江州（今江西九江），本来是一被管制的人犯，但他有能耐，在社会上朋友多，一个囚犯，不老老实实待在监狱里服刑，却能随便的出城闲逛、听曲、喝酒。
有一次在喝醉后，为了显排自己的文采，在浔阳楼上题下这么一首诗：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写完以后，怕别人不知道，造成侵权，特地在后面署上自己的大名——郓城宋江作。
这是一首明显的反诗！此诗作很快被江州通判黄文炳发现了，他本来就有“得剌举以闻”的职责，于是向知府进行了举报。
宋江这一下犯了大事，被判斩刑。后来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救出了宋江。
本来是干了份内事的黄文炳却被梁山泊众人捉住，杀了他的全家，然后再单独的消遣他。
处罚黄文炳的手段十分残忍，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绑在柳树上，问到：“哪位兄弟替我下手？”
杀人恶魔李逵跳出来，手拿尖刀，他先从黄文炳的腿上割起，拣好肉就当面在炭火上烧烤，烤好以后拿来下酒。割一块，烤一块。
最后李逵又用刀割开黄文炳的胸膛，取出心肝，拿来和众头领去做了醒酒汤。
一个做了份内之事，举报了反贼的帝国高级官员，就这样为帝国白白的殉了葬。
是他本人的悲哀？还是朝廷保护官员不力的悲哀？
由此可以看出，当副手是不受重视的，连自身的安全也没有保障。所以，上一次苏轼在杭州，共当了三年的通判，并没有什么作为。后来怀着满腹的牢骚到了湖州上任，结果为几首诗而发生了“乌台诗案”，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这一次可不一样了，他是堂堂正正的杭州知府，是正儿八经的一把手，所以责任不一样，心情也不一样。
这次来到杭州，心情格外的舒畅，在西湖留下千古绝唱：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描写西湖最优美的诗词了，从此后“西子湖”就成了西湖的代名词。
但是他知道，把诗写好了，只不过给杭州做了一个免费的广告而已。对老百姓的生活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所谓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的不是花架子，老百姓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经过实地勘察，他看到西湖由于长期得不到治理，淤塞过半，“崶台平湖久芜漫，人经丰岁尚凋疏”，湖水逐渐干涸，湖中长满野草，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苏轼于是决定，对西湖进行彻底的治理。他动用了二十余万民工，开除葑田，恢复旧观，并在湖水最深处建立三塔（今三潭映月）作为标志。
这些工作做完后，又把挖出的淤泥集中起来，筑成一条纵贯西湖的长堤，堤有六桥相接，以便行人，后人名之曰“苏公堤”，简称“苏堤”。
这个堤坝，后来成为成为西湖十大景点中最有名的一景——苏堤春晓。
刚干完这项工程，气还没有喘匀呢，紧接着又来事了。
此时的杭州城，遭遇了百年不遇的瘟疫，城里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求医问药的穷苦百姓。苏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可是却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档口，杭州城里有个开药铺的药商，名字叫金百万。一听这个名字，大家就能够知道，这是一个掉进钱眼里的家伙。
金百万生得五短身材，獐头鼠目，为人刻薄吝啬。这时趁机发起昧心财来。他囤积居奇，抬高药价，贫苦人家买不起他的药，他便吩咐仆人贴出一张告示：“为怜贫救人，本铺可以凭保赊药，月息三成。”
这赶上高利贷了！但是许多贫苦人为了救命，只好赶来赊药了。
苏轼听说后，气愤不已，暗下决心要惩治这个发国难财奸商。
这一日苏轼愁闷苦脸的回到家，非常生气地对妻子说：“我身为百姓的父母官，不能救百姓于水火之中，有何脸面为官！”
他的继室王润之听了，问道：“夫君，这种疾病不知属于何类？”
苏东坡说：“属于湿性，和前些年在黄州所见到的一样。”
王润之说：“那不是可以用我家秘传的‘圣散子’来治吗？”
苏东坡点点头：“药是对症，价也不高，只是杭州人口众多……”
那王润之的确是个通情达理之人，敞快的说：“把我的首饰拿去变卖，可以凑足黄金五十两。先开个药坊，施舍‘圣散子’；金的银的也不管吃，还是救人要紧。”
苏轼很高兴握着妻子的手连连道谢：“我先替全城的百姓谢谢夫人了。”
不久，苏轼在当地巾子巷里头，开了一家“惠民药局”，免费发放“圣散子”，老百姓纷纷涌来，许多人的病都给治好了。
没几天，那个囤药的金百万也身染疫病，请了好几个名医都没看好不说，自己的药铺里也没有了特效药，他听说苏轼“惠民药局”的“圣散子”有奇效，便让家丁去索要药方。
哪知人家惠民药局早就规定：只赠药，不开方；只赠穷人，不赠富豪。
有钱人用药，每用一付，须捐助药局纹银百两。闻听此言，金百万当时就傻眼了，可是为了治病，也顾不了许多了，只好捐银子买药。
“圣散子”果然效果明显，金百万吃了三付病就见轻了。
为了除根，他忍痛又叫家丁拿上几百两纹银去换药，并吩咐说：“问清楚再服几付能痊愈。”
并不是他对“圣散子”有什么怀疑，他是实在心疼那些银子啊。
苏轼呵呵一笑问道：“人家服此药三付见效。你家老爷三付尚未痊愈，是什么原因呢？”
家丁被问愣了，支吾着也说不出来。
苏轼接着说：“你家老爷不行善事，瘟疫财他都敢发，定是心不善心不诚，恐怕还要十副八副也治不好。”
家丁问这要多少银子呀！小声说：“我家老爷确实是诚心服药，也未行不善之事。”
苏轼闻听火气顿时上来了，大声喝道：“狗奴才，你家主人囤积居奇，高价卖药，高息赊药，此即不善之事，不善之事，生于不善之念，不善之念，必得不善之症。如要除病，须除不善之念，将赊药借据当众焚毁，按规定再捐银子。捐得越多好得越快，否则病势加重，必死无疑！”
家丁返回把苏轼的原话告知了金百万。
一听说要他捐银子，金百万感到这哪是要银子，而是在剜他的肉呀！
但是钱固然重要，自己的命更重要啊！他不得不一一照办。
苏轼有了大笔收入后，用这些钱又在众安桥和江干各开了一个分药局，方便百姓就近看病取药，前前后后救活了数千人。
老百姓纷纷传诵苏轼的仁心，感念他的恩德，于是就把巾子巷改叫了惠民巷。
这一次的街道命名，虽然没有像苏堤那样以苏东坡的名字来命名，但一条惠民巷，其实更代表了民心，更体现出苏轼这位大文学家的人文关怀。
因为他的善举已经深入民心，烙在了老百姓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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