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会有张居正乘坐32人抬大轿的谣言？

历史上改革家因为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最终的结局都不会很圆满。变法第一人的商鞅被五马分尸，明朝万历新政最大的功臣张居正差点就被万历皇帝开棺鞭尸。最后张居正虽然没被抽骨扬灰，但是个人名誉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那些利益受损者所抹黑。

其中最大的“黑点”就是所谓的张居正乘坐32人抬大轿的谣言。

关于张居正乘坐32人抬大轿的记载出自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史学家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据《嘉靖以来首辅传》记载：“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以供奉者。前为重轩，后为寝室，以便偃息。傍翼两庑，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

按常理而言，这一史料所撰写的时间与张居正生活时间相距不远，其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份史料的作者王世贞，虽然王世贞与张居正是同科进士，但是两人长久以来就互有嫌隙。再加上《嘉靖以来首辅传》又是在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的大背景下撰写。

当时的政治导向几乎都是在贬低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王世贞的《嘉靖以来首辅传》不足以据为信史。

所以这所谓的张居正乘坐32人抬大轿多半是王世贞为了贬低张居正而编造出来的。

在张居正死后贬低他的人又岂止是王世贞。当时的理学名流焦竑因张居正“夺情守制”一事违反程朱理学而忿忿不平。再加上张居正曾禁毁天下书院，所以焦竑在其《玉堂丛语》里面也延续了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奉旨归葬……传居正所坐步舆，则真定守钱普所创，前重轩，后寝室，以便偃息，旁翼两庑，各一童子立，而左右侍为挥箑炷香，凡用卒三十二舁之”。可见张居正所谓的“32人抬大轿”都是因为得罪了“小人”而被戴上的无妄之罪。

其实简单的分析一下所谓的“32人抬大轿”的背景就知道这是一个可笑的谣言。

根据王世贞的说法，张居正乘坐32人抬的大轿是发生在万历六年张居正回乡葬父的途中。当时张居正花了24天才从京城回到江陵，要知道从京城到江陵足足有3000多公里。在交通水平落后的古代，3000公里花24天，平均一天就要130公里，轿夫抬轿一天能走个10小时就已经不错了。这样算来一个小时就要13公里，32人来抬轿，步调节奏很难做到一致，从现实的角度而言，32人抬轿一个小时还能走13公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明朝是有着非常严格的车轿乘坐制度的。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景泰四年令，在京三品以上得乘轿。弘治七年令，文武官例应乘轿者，以四人舁之。违例乘轿及擅用八人者，奏闻。嘉靖十五年，乃定四品以下不许乘轿，亦毋得用肩舆”。张居正本人更是这一制度的拥立者，早在万历三年张居正就有过“奏定勋戚及武臣不许用帷轿、肩舆并交床上马”的上疏。

所以作为这一车轿乘坐制度的拥立者，张居正本人最多也就乘坐四人抬的骄子，又岂会乘坐32人抬的轿子，要知道就连皇帝也不可能乘坐那么多人抬的轿子。

据《清史稿·舆服志》中介绍：“清初仍旧明制，皇帝乘舆有大仪轿、大轿、明轿、折合明轿。乾隆十三年，谕定大轿为步舆。”

所谓的“步舆”不过是“臾以十六人”，就连皇帝乘坐的轿子也才16个人来抬。张居正又岂敢乘坐32人抬的轿子，这可是大逆不道的罪过，足以让张居正满门抄斩。

关于张居正是否乘坐32人抬的轿子，最有利的证据当属明末清初士人梁清远《雕丘杂录》。

据《雕丘杂录》记载：“野记言，江陵相予告还朝，真定守钱普创为步舆以媚之，步舆内数童子，执拂供役，无异舟车。余记先祖言，曾亲见江陵公过真定，所乘绢轿无异恒制，但轿旁二童子执拂步随耳。无步舆之说也。此非先祖目睹，未有不信为真者，野史讵可凭乎”。根据这段记载不难得知梁清远的先祖梁梦龙亲自目睹其师张居正路过真定时，乘坐的轿子完全符合规格。要知道比起王世贞、焦竑这些道听途说的人而言，梁梦龙这一现场见证人的话可是更具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