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总"怀才不遇"？

中国古代文人为什么总"怀才不遇"？这是由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环境与文人自我认知错位两大方面共同造成的。其中，在社会制度环境（外因）角度，包括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催生，以及取仕机制畸形与封建机器腐败的扞格两个具体方面；在自我认知错位（内因）角度，包括儒家思想的浸淫与官宦文化的冲突，以及文人个性气质与政治大局谋略的不对等两个具体方面。

大抵我们之所以会产生"古人总是怀才不遇"的印象，都是基于自接受语文教育以来所接触过的古诗文篇章，而留下这些咏叹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古代"士"阶层，即我们今天通俗意义上的"读书人"。自"诗言志"的文学理论价值指向确立以来，抒情、咏怀诗的创作就以数量和质量的绝对优势突显于中国文学中（事实上，也不仅仅存在于中国，受中华汉文化影响尤大的东亚文化圈中的国家，如朝鲜、日本等，亦多以中国传统文学意象如"黄金台"等创作了大量的咏怀诗，如洪宇定的《次韵》"燕昭夕筑黄金台，雪耻大勋由此开"等）。而在这一占绝对优势的寄情言志的洪流中，抒泄"怀才不遇"的作品又占绝大篇什。从商周之际便已肇始，到战国后期形成气候，两汉以降蔚然成风，直到唐代臻于鼎盛，"怀才不遇"成为文学史上一大主题，古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性特征。何以至此？下面我们将从社会制度环境（外因）以及自我认知错位（内因）两大角度去全面剖析这一现象。

一、 社会制度环境：外在的综合推力

1、 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结构的催生

首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情结的生成，源于中国古代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阶层结构。中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这种牛郎织女式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生产方式，自黄帝时代以迄20世纪初叶，始终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生产方式。与这种经济模式相对应地，社会生活的主体被一条鲜明的沟壑分割开来，成为两个在封建空间中具有本质区别的层级——"官"与"民"，我们又可称之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所以"官"又称为"劳心者"，部分意义上则是因为入仕做官实乃当时现实阃域中对人的社会认同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天然尺度，以致形成"官本位"的价值序列走向。再看"民"，在这"劳力者"之中我们又还可以看到一个由历史文化搭建出来的金字塔——"士、农、工、商"。其中"士"则为今天讨论对象中这些志在庙堂、咏叹际遇的知识分子群体。从"士"位于四民之首来看，似乎地位在当时社会认同中是处于很高位的，这表面上说不假。然而从纵深来看，这其实是由两方面历史文化合力推动而成的：其一，在当时的入仕机制下，作为遍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文化人，"士"是此四民中最有可能跃升为"官"，跻身统治行列的群体；其二，从静止的四民金字塔来看，实则"士"一旦长期停滞在这个身份认同中，它反而是这个结构中最不参与到生产力创造、最"无用"的阶层，既非生产者行列，又非统治者智囊团，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在社会组织机构的基本职能中，远较其他三者为低。不仅如此，在元代，还出现过一种更为具体细致而又极具羞辱性、与今天对文化人的认知形成极大反差的分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农六商，七丐八娼，九儒十盗"。"儒"与"士"对应的都大致为古代知识分子。由此可见，当时文人的实际社会地位甚至与山贼强盗同流，这依然与前述的读书人在社会机能中的处境有关，"儒"一度被视为无生产力而有煽动力的群体，与"盗"的破坏性并无二致。这些从事文艺创作活动的群体并非"职业化"，易与流民为伍，鲁迅甚至在讨论中国流氓的起源时，将"儒"列为一道（鲁迅《流氓的变迁》）。于是乎，在这两种合力的催生下，"士"有最强劲的驱动欲望去求仕进爵，以图改变自己处境极为窘迫的身份烙印。譬如我们都知道孟郊《登科后》中脍炙人口的千古佳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殊不知它的前两句咏叹了"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这前后具有巨大反差的心理写照极为深刻地反映了文人在当时"学而优则仕"的紧迫性，从而可知其一朝"怀才不遇"的情况下自会充塞胸中的郁勃。

2、 取仕机制畸形与封建机器腐败的扞格

我国古代之所以哀叹仕途不畅的群体基数如此庞大，除了社会文化风气的催生外，和入仕机制的不完善、畸形的关系更是不可分割的。从早期刀笔小吏的世袭时代，阶层固化，到战国土壤孕育而成的二十等军功爵制，及至汉代的察举制、征辟制，出现的"察孝廉，父别居；举秀才，不识字"局面，再迄曹魏陈群建议制定的九品官人法，几近又回到亲亲因袭的血缘裙带定终生时代，普遍出现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现象，其影响一直蔓延到唐初决策者开始限制门阀势力之后。直到隋唐逐步形成科举制后，通过十年寒窗苦读，可一朝天下识君的社会共识一下子刺激了文化圈的神经，民间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夜之间开始看见了出路，看到了前途的曙光，纷纷投身于这场可为之沥尽毕生心血的拉锯战。然而，这个初经草创的制度只是为广大读书人打开了一扇窗，它并非是白璧无瑕的，而是仍瑜不掩瑕、亟待世代完善的。它让世间士子看到了一条桥，上面却挤满了不止千军万马，所有人在其中用终生去拼刺得个头破血流，抑或中途落水、搁浅戈滩。唐代有一个说法，叫"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可见进士科有多难考了。据统计，唐高宗在位时，每次科举录取的人员中，进士科和明经科加在一起，不到100人，这其中大部分是明经科。参加考试的一共多少人？1000多。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选拔更多的人才，增加了进士科的录取人数，每次录取的仍然不过30人左右，录取率稳定在2%-3%之间。入宋后，虽在锁院、糊名、誊录以及殿前唱名等举措下，科举制更为完善，同时科取规模扩大，每科所取人数常超过唐代10倍。再者，仕途出身集中于科举。虽然在宋太祖、太宗时期，还存在不经科举直接从下层官吏提拔官员的情况，但已不如唐代那样突出，至真宗之后这种情况就非常少见了。可以说，在客观环境方面，士人的入仕参政的严峻状况比前代已相对缓和。但由于冗官的增加，有的人中进士后只能长期在地方上做一些小官；北宋士人的结盟意识又比较强烈，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由于政见分歧、权力争夺的存在而十分激烈，士大夫政治地位并不稳定；两宋上书言事之风盛行，许多直言敢谏之士为国家大局而坚持个人立场，常常会将自己置于君臣嫌隙、小人攻讧的两难境地中，迁谪、外调、流放等实属难免，况且还有些求仕者的科举之路并不顺利。因此，"怀才不遇"的悲叹依然长此存在。

传明代仇英《观榜图》局部

这边厢，投身"战役"的人数庞大，而抢得登陆之头筹极少。那边厢，枕戈待旦半生后终得以踏入仕途者，看似已属幸运，但政治权力斗争的复杂与黑暗，既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斡旋其间，又使他们承担着随时淘汰出局的危险，甚至招致满门性命之忧。这正是以"士"的角色进入政坛的群体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普遍心理一大症候。中国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是以配角形式出现的，他不能、也无力左右历史。试看历朝开国君主，基本不会出身于士阶层。这一历史实践表明，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现实价值取向是——政治，以及权力。这是和生存处境密切相关的。它并不是植根于士文化所标举的具有更高价值的知识与智慧（尽管在统治文化中也会标举"内圣外王"）。组建与经营中国古代社会秩序原则的力量首先是强权，同时，士阶层也正是在这一强权斗争中崛起的，但它崛起的目的，并不是对这一价值取向的匡正，而是，跻身于这一斗争之中。春秋战国士的崛起正是这一历史的表征，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也充分显示了士对权力政治的极端依赖性。士只有遇知己、遇恩王，且在王的荫护下，才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之程咬金敢称王，宋江是绝不敢也不会的；但在士大夫看来，程咬金又只是一介草莽。此外，依附的紧密程度决定了职能的实现程度，而依附关系的建立取决于士被权力掌握者的利用程度。商鞅初谒秦孝公而未被接纳即为明证。他对政治的把握始终是人文的、伦理道义的，而权势高位者始终是现实的、利己的，文人之士被决策者利用的仅仅是知识本身，可在农业社会及专权制背景下，知识不是力量，不是组织社会的有效手段。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不可忽视的是，皇帝（或其他环境下的最高决策者）的贤愚好恶直接关系到入仕者的命运。身处明君盛世下尚易谈全身而退，若身逢乱世且于庸君治下，这些士人们的前途安则报国无门、遭受冷落，险则横遭毁谤、性命堪忧的结局几乎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就被写下了。而即便是在明君治下，封建王朝的本质也很难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政治风云实乃推手重重、变幻莫测，宵小谗言以及君臣天平的失衡等，总会有殃及池鱼的时候。

二、 自我认知错位：内在的先决条件

1、 儒家思想浸淫下的人生理想与官宦文化的冲突

千百年来，在以儒家入世精神、伦理义务为基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下，中国古代优秀知识分子莫不以天下为己任，把"修身、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作为自己的理想境界。而他们在以"官本位"为一元价值取向的大环境下，要实现这个理想，就只能走"出将入相"的从政道路，只有在政治上做出一番事业，才有可能实现悬壶济世的人生抱负。因此，大凡在文学史上踏出些雪泥鸿爪的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怀揣"致君尧舜上"（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卿相梦。但通过这个机制进入仕途的举子，却并非都具备适应政治官场的素质。相反，经过数年儒家思想的浸淫以及潜心静坐冷板凳的磨练，他们习得的是一身与圆滑融通、尔虞我诈的朝廷扞格不入的棱角，圣贤书中并没有授予他们在政坛上进退有余、翻云覆雨的本事。士文化是以儒为师的，如鬼谷子、孔子、荀子等所教导的除文化外，就是理想中应走什么路，可事实上该怎么走，就只能靠学子们自己用人生去摸索了。另一方面，官宦文化的原则是现实的，是以吏为师的，它的指向虽往往并非正义之道，但却更具现实的可操作性，它较之文士所秉持的为天地立心的理想主义更具成功的可能性。两种不同的价值范式的冲突，导致中国士大夫常处于矛盾的、甚至人格分裂的境遇中。陶渊明既欲济天下，又不甘为五斗米折腰；王维既要返璞归真，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政坛是权力欲望扩张的场所，它需要的是外倾型扩张性的人格价值走向，而文士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具有内倾型自保式的人格特征。而同时，政治活动并不是按照人格价值尺度来衡量参与者的价值的。它衡量的最终尺度是——谁成为历史运动的主角。价值取向与生存法则的差异，使士人们只有炼就双重型人格，才能在这场博弈中全身而退。"怀才不遇"的悲剧与哀叹遂油然而生。

2、文人个性气质与政治大局谋略的不对等

如前所述，跻身仕途几乎成为每个古代文人的人生目标，但平心而论，他们的愿望与个人实际都相符吗？没有哪条出路是适合每一个人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首先，真正的"怀才不遇"的前提是其中的"才"是客观存在，确实有才，而不是自以为有才。再者，要把你所具备的"才"运用到相应的领域。你的目标是从政，那么就要看你的"才"是不是政治才能。事实上，深剖这些咏叹过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生平言行，可以发现他们能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即真正意义上"怀才不遇"的，只是一小部分。余下的那部分，他们所怀之才，大抵是"文才"，而不是适用于封建官场的"政才"。

先来看看前一部分人的遭遇。身兼文才与政略的贾谊，初登仕途便脱颖而出，"每诏令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可以说得到了破格提拔。但是当贾谊遭到一帮老臣的侧目和诽谤后，汉文帝疏远了他，"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后来，文帝又征召贾谊一次，却是询问鬼神之事。这一事件被后来自认为（实则我们通常认为他属于这里讨论的后一类文人）同病相怜的李商隐写进《贾生》这首咏史讽喻诗中："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同样喜用贾谊典故的杜牧，也是一个具有卓越政治才能的文人，只是深陷牛李党争以及诗中时常表露的对青楼歌妓的欣赏和同情，让人相对较少注意到他的政才。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杜牧"感慨时事……具宰相作略"。在杜牧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山河破碎而作的《感怀诗一首》中，他写道"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表现出激昂的杀敌报国愿望，但是只能空怀一腔热血，朝廷之上有谁会听取他的意见，授予他这个权力呢？继而发出"请数击虏事，谁其为我听""安得封域内，长有扈苗征"的无奈喟叹。还有我们最为熟知的南宋豪放派大家辛弃疾，然而他更贴合本人内心认同的身份其实是一个为力主北伐奔走呼号的抗战派英雄，成为杰出词人实非他本意，而是胸有郁结，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以文为词，是"不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的产物，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的历史印证。他和与他志同道合的友人陈亮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渴望着精忠报国，却奈何遂愿无门，徒留这一身热血化作往来应和的五首《贺新郎》和最后作结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的《破阵子》，长留青史。

再来看余下的那大部分极富文人个性的群体。一些诗人的气质决定了他们很可能成为诗人、艺术家，却很难成为政治家或成功的政治家。一方面，他们自由、浪漫、放达的个性，于创作有益，却于官场政治有碍。政治是纲常命令，是人际交通，是戴着脚镣跳舞。过于率性而为的生命状态和政治是奏不出和谐的交响曲的。王勃的仕途失意和他戏作《檄英王鸡》，擅杀官奴这些过于缺乏谋虑的处事方式有脱不掉的关系。高呼"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使"力士脱靴，贵妃捧砚"的李白，即使当过文学幕僚，也逃不掉结束了他短暂的从政生涯的命运。即使是在我们印象中深沉老练的杜甫，也因有"严挺之乃有此儿"（《唐才子传·杜甫》）的狂言，让自己的好友但已晋升节度使的严武大为不悦。另一方面，恃才傲物（至少是在权力掌握者眼中是这样）、不懂得圆通、不懂审时度势的过直的个性也是将仕途断送在自己手上的一大因素。山水田园诗大家孟浩然，一句"不才明主弃"，便直接无意识地赶走了本对他的才华有所耳闻的唐明皇。风流才子柳永，一句"忍把浮名，换了低吟浅唱"并没有意外地让真宗惜才，而是人之常情地激怒了真宗，一句回应性的"何用浮名，且去填词"把柳三变几乎是直接永远隔绝于黄金榜外。在文人笔下多被引为"怀才不遇"的原型之一——冯唐，则绝非不遇，而是他自己"不识大体"、不顾皇帝想法，不分说话场合的沟通方式，亲手将机遇推开，这样的特质是注定不能够在政坛得以长久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