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清代烟祸:军民的鸦片瘾,震惊了道光皇帝

本文节选自《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作者：史景迁，译者：钟倩，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理想国

在中国，吸食鸦片的习惯是从吸食烟草的习惯上衍生和发展出来的。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烟草传入福建沿海，最早种植在漳州的石码镇。之后，烟草种植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很快成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作物，打破了葡萄牙人企图为他们在巴西种植的烟草建立东方销路的美梦。到了康熙年间，吸烟已经成了中国人的全民爱好，石码等烟草品牌迅速占领了北京城中上千家烟草店铺的招牌，甚至于很多烟草就种在城墙边上。

在我阅读到的中文文献中，关于吸食鸦片的最早记录是明代学者张汝霖（卒于1626年）在《澳门记略》中的记载。张汝霖在介绍了鼻烟之后又记述了关于鸦片的内容：“又有鸦片烟，初如泥，炮制之为烟，有禁勿市。”张汝霖及其家人从鸦片中获得了感官上的愉悦是众所周知的，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的第一批烟民。有证据表明，在雅加达的中国人早在1617年便开始吸食鸦片，在巴达维亚的中国人在1671年便开始从事鸦片—烟草混合物的生意。关于吸食鸦片的记载出现在1690年代，爪哇岛的荷兰医生恩格尔伯特·肯普费（Engelbert Kaempfer）注意到有商店向行人兜售鸦片和烟草的混合物。台湾的鸦片是从荷兰传入的，早在17世纪，荷兰人就统治了台湾，但是关于鸦片的记载出现得较晚—1724年，清廷官员蓝鼎元在平定台湾朱一贵之乱以后，才记载了有关鸦片的情况。

蓝鼎元将鸦片比喻为一个危险重重的陷阱，是台湾的蛮族之人想要引诱汉人的武器：“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愚夫不知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特甚殊。”蓝鼎元并没有对吸食鸦片的方法做出详细的说明，仅仅谈到“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黄叔璥则记载：“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鸦片，拌烟另用竹筒贯以棕丝，群聚吸之。”

这些史料都没有关于吸烟者的详细记载，也没有说清楚究竟吸的是什么东西。蓝鼎元和黄叔璥只是提到吸烟者是罪犯或是受人教唆，而张汝霖根本没有提及吸烟的人。关于禁烟的记载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吸烟的人，但是，这类记载与关于吸烟者的记载类似，最早出现在1729年的禁烟令只是大体提到“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处置”。

1729年的禁烟令打击了售卖鸦片的商人，但是对吸食鸦片者却没有形成什么影响，这条法令似乎也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贯彻。尽管没有证据佐证，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吸食鸦片与烟的混合物的现象在18世纪的中国已经蔓延开来。法国商人夏尔勒·德·贡斯当（Charlesde Constant）记载了1780年代广州人普遍吸食鸦片和烟草混合物的情景；英国人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写道，无论是将鸦片裹在烟叶里，还是将烟叶浸泡在鸦片溶液中吸食，在“帝国各地”都随处可见。

这些扑朔迷离的史料只能让我们大致了解吸烟者是何人、鸦片烟为何物以及何时吸食等问题，有些学者甚至完全拒绝使用这些史料。陈其元阅读了1729年以后的记载，认为“夫鸦片即鸦片烟，岂又须加入烟草，乃成鸦片烟之事？足见当时吸食者极少，故尚不识鸦片烟为何物耳”。如果我们了解到语言表达中的鸦片其实有两种，就可以解决这一疑问了。18世纪末，大多数中国人吸食的是一种叫作马达克（madak）的烟，它并不是纯鸦片。马达克是未经加工的生鸦片溶于水后的产物，经过煮沸、过滤，再煮沸至糖浆状，与碎叶混合便可吸食。与吸烟草一样，吸食马达克时也使用常规的烟杆，每克大约产生0.2%的吗啡。1723年黄叔璥对此过程也只是半知半解，才认为鸦片是用“麻”和“葛”的叶子混合而成。当然，这并不是孤证，荷兰人瓦伦汀（Valentyn）提到1726年在雅加达看到有人吸食马达克，可以作为佐证。吸食马达克，或者是将烟草与鸦片溶液相混合，可以看作从烟草到真正鸦片的过渡阶段。马达克能够带来较为温和的快感—可能与吸几口大麻不相上下—但是当纯鸦片被开发出来之后，马达克便无人问津了。经过恰当的提炼和存放，每单位可吸食鸦片可以产生9%—10%的吗啡。

尽管没有足够的证据来确切地证实鸦片烟何时成了“纯鸦片”，但是一般认为，中国人于1760年代开始吸食纯鸦片，这一时间点是合情合理的。1780年代，贡斯当发现中国人突然间“疯狂地迷上了一种令人陶醉的东西” ，这种新的“迷恋”也许可以从成四倍增长的鸦片进口量中得到印证。1773年，中国的鸦片进口量仅为一千箱，到了1790年增长为每年四千箱，这是中国吸食鸦片导致需求量大幅增长的结果。尽管如此，这一需求并不是无边无际的。1782年英印总督希斯丁（Warren Hastings）运了一千箱巴特纳（Patna）极品鸦片到广州，却发现在广州找不到买主，最后不得不以每箱210美元的低价给了一个叫辛奎（Sinqua）的人。

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对吸食鸦片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根据前言，这本书成书于1765年，因而是关于乾隆年间中国人如何看待吸食鸦片的珍贵史料。虽然赵学敏也同意前人所言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的说法，但是显而易见，他在这里讨论的是吸食纯鸦片：

凡吸必邀集多人，更番作食，铺席于坑，众偃坐席上，中燃一灯，以吸百余口至数百口。烟筒以竹为管，大约八九分，中实综丝头发，两头用银镶首。侧开一孔如小指大，以黄泥掐成葫芦样，空其中，以火煅之，嵌入首间小孔上，置鸦片烟于葫芦首。烟止少许，吸之一口立尽，格格有声。

虽说“吸百余口至数百口”可能有些夸张，赵学敏也没有指出在吸食鸦片之前，鸦片是如何在烟灯上加热的，但这也足以说明，此处吸食的毫无疑问是纯鸦片，而不是烟草或马达克的混合物。

尽管当时鸦片已经开始如瘟疫般扩散，但并没有引起清廷足够的重视，直到19世纪初，清廷才采取了相应措施。此后的法令和奏折可以让我们发现一些官员吸食鸦片的细节。1813年，很多宫廷侍卫吸食鸦片，嘉庆皇帝怀疑太监当中也不乏染有烟瘾者。在嘉庆帝驾崩之后，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道光十一年（1831），内务府大臣进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搜查，发现一批太监吸食鸦片烟已有二三十年，同吸者又有贝子、贝勒等人。而在四个月前，太子少保、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大臣卢荫溥与其他六部尚书、侍郎联合上奏了一份鼎鼎有名的奏折，指出吸食鸦片者甚众，而奸商贪官是烟患的罪魁祸首。“（窃查鸦片烟，来自外洋）其始间有劣幕奸商，私自卖食，浸浸而贵介子弟，城市富豪，转相煽诱，乃沿及于平民。”“现今直省地方，俱有食鸦片烟之人，而各衙门为尤甚，约计督抚以下，文武衙门上下人等，绝无食鸦片者，甚属寥寥。”

毫无疑问的是，1832年的军队中已经烟瘾成患，以至于无法形成战斗力。道光十二年，两广总督李鸿宾的部队在镇压广东连州（位于广东东北部，近湖南和广西边界）瑶民起义的战争中惨败，据钦差大臣禧恩奏：“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该省营伍，皆属总督统辖，如果平素整顿操防，实心训练，一兵得一兵之用，何至临阵恇怯？”

事态的严重性惊动了道光皇帝和朝廷大臣们，朝廷当中关于鸦片的讨论趋于白热化，1836年主张鸦片合法化和主张禁绝鸦片之间的争论达到了最高潮。有关烟患蔓延的最为生动的描述出现在1836年朱嶟的奏折之中，他在奏折中声讨了以许乃济及广州学海堂为代表的弛禁派。弛禁派主张，“至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而朱嶟指出，允许鸦片纳税进口，“其言不顺，其名不美”，根本无法杜绝鸦片交易。“今之食鸦片者，大凡起于官员之幕友家丁，延及于市廛游民，而弁兵、士子亦渐禁（染）其习，所不食者，乡里之愚民居多耳。”

鸦片开始向平民百姓蔓延，可以从三种史料中得到佐证：进口数据、国内产出统计，以及有识之士的估测。

首先是进口数据。1820年以前，从孟加拉、马尔瓦和土耳其进口的鸦片数量一直保持在四千至五千箱；到了1820年代，这一数据陡增为一万箱；1828年再次激增为一万八千箱； 1832年已经超过了两万箱；1839年达四万箱。增长趋势毫无衰减迹象，到了1865年达七万六千箱，1884年八万一千箱。进入20世纪后，鸦片进口量开始减少，稳定在五万箱左右。因进口鸦片质量优良、味道浓郁、劲道浑厚，大多被富人消费。

中国国内种植鸦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当时在中国西部省份，尤其是云南、四川和甘肃等地已经开始大面积种植罂粟。根据各地地方志的记载，到了清朝初年，贵州、福建等地也开始种植罂粟，但是对于种植方法及其用途尚无说明。道光十六年（1836年），许乃济在奏折中指出，“闽、广、浙东、云南，向有栽种罂粟制造鸦片者”。为了论证他的弛禁论，许乃济指出，“其实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他还举例说道，“前明淡巴菰，来自吕宋，即今之旱烟，性本酷烈，食者欲眩，先亦有禁，后乃听民间吸食，内地得随处种植，吕宋之烟，遂不复至，食之亦竟无损于人”。但是，许乃济的说法并不能成立，因为更受富人欢迎的是进口的烈性鸦片，而不是温和的土鸦片。康熙年间最负盛名的医学家张璐在1705年写道，“土鸦片亦能涩精止泻，但力薄少效”。到1840年代，进口鸦片和土鸦片的差距仍然存在，而此时中国的鸦片种植已经扩散到广西、湖南和湖北等地。据英国外交官威妥玛估计，1847年广西的土鸦片产量在八千担到一万担之间，在国内非常畅销，常常用来与洋烟做比较：“闻起来与巴特那鸦片类似，但不如孟加拉鸦片劲道……若存放两年，则胜于洋烟。”而另一方面，福建的土鸦片“质量低劣，口味粗糙，难以与进口鸦片相提并论”。不过，这种次等的土鸦片价格低廉，每担约价二百五十元。而据许乃济的记载，进口鸦片价格高昂，进口鸦片之类有三：一曰乌土，出明雅喇；一曰白皮，出孟买；一曰红皮，出曼达喇萨。乌土为上，每箱约价洋银八百元，白皮次之，约价六百元，红皮又次之，约价四百元。

广东地区并非土鸦片的主产区，由此可以推测西部省份的土鸦片产量应该远远高于八千担的水平，内陆地区鸦片的价格也应该比二百五十元更低一些。因此，中国的鸦片产量和消费量都远远高于1847年英国领事估计的数量——也远远高出了赫德于1863年在大清海关总税务司做了一番调查之后所给出的估计量。这样看来，最初以占有有钱人鸦片市场为目标的土鸦片，最后恰恰是满足了苦力们的需求—特别是轿夫和船夫。到1870年代，中国苦力吸食鸦片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除了价格低廉—在甘肃，印度鸦片的价格高于土鸦片十倍有余——此外，中国的土鸦片还有一个优势，其残留烟渣也可以用来吸食，而印度鸦片就难以实现这一点。

根据当时满人的描述，中国的工人也乐意接受掺假的鸦片—不仅仅是掺杂罂粟壳或罂粟荚，同样也掺杂猪油、芝麻籽、柳叶芽和蓟汁。尽管有钱人一般是将土鸦片与印度鸦片混合后吸食，但在弹尽粮绝之际也会转向土鸦片。1875年到1878年芝罘一带长年饥荒，富家子弟也不得不节俭开支，转而吸食土鸦片了。后来，他们逐渐习惯了土鸦片，并不再迷恋于进口鸦片，结果这一地区印度鸦片的销售量猛跌。随着中国的鸦片种植者明智地开始提高土鸦片的质量，越来越多的人吸食土鸦片，消费土鸦片的富人也与日俱增。

我们同样可以推测农民吸食鸦片的情况。大约是在1870年代，中国农民开始大规模地吸食鸦片，这一时期土鸦片的产量增长迅猛。鸦片的种植刺激了种植者自身吸食鸦片，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事实。美国学者卜凯（J. L. Buck）全面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生活，他发现农民自己的鸦片消费量约占其种植量的四分之一。尽管鸦片的产量受到气候条件的限制，但是作为一种经济作物，种植罂粟还是利润颇丰的。一亩罂粟至少可以生产出两倍于谷类植物的利润；每年10月份种下去的罂粟，到了第二年3月即可收割，恰好在这段时间内其他农作物也没法生长；要是有足够的肥料，罂粟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生长，还可以与豆类、土豆或烟草套种。对于佃农来说，在租赁的土地上进行冬季种植更是利润丰厚—因为他们只需要按照夏季作物产量的某一固定比例上交地租。77不仅如此，虽然采集罂粟汁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是技术难度不大。

渐渐地，人们也在质地良好的土地上种植罂粟了。不妨将李希霍芬（Baron von Richthoven）在1872年的调查结果与斯宾士（W. D. Spence）1882年的调查进行比较，我们能够发现中国西南部罂粟的种植已经从山地转移到了河谷地带。赫德试图以人口数量和罂粟产量的比例来估计中国的烟瘾程度，最后得出吸烟人口占全体人口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但是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比例太低了—张之洞坚持认为，在山西，城市的吸烟人口比例高达80%，在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也高达60%，而曾国荃认为农村的吸烟人口比例高于城市，在甘肃有人也认为这一比例高达80%。我们很难判断准确的数据是多少，但是理雅各（James Legge）提出的10%的估测似乎比较合理，这个比例是理雅各乘坐小驴车颠簸着前往孔庙的途中，根据山东的罂粟地估算的。理雅各的推断可以与经验丰富的雒魏林博士的数据相互印证，雒魏林估计中国有10%的人口吸食鸦片，但是只有3%至5%的人口 “过度”吸食。根据这个估计，1890年中国有一千五百万烟瘾人口，如果他们每天吸食三分之一盎司的鸦片，或是每年吸食七磅的鸦片—这是华人学者普遍认同的数量——这就意味着每年将消费掉一亿五百万镑的鸦片。那么根据这一推算，1880年代四川八万五千亩地生产了十七万七千担鸦片（两千三百五十万镑），平均每亩只生产五十盎司，这显然就不合理了。一种可行的方式是对20世纪的鸦片销量进行反复核算，以获得更加精确的数据：云南昆明约有两万九千七百五十亩罂粟地，仅四川涪州的鸦片产量便为两万三千担，山西约有一百万亩罂粟地，陕西约有五十万亩罂粟地和一百五十万人口吸食鸦片。对于世纪之交的地区贸易而言，一般的估计认为：国内每年约有一亿两白银的大米交易，一亿两白银的食盐交易和一亿三千万两的鸦片交易。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有大量人口在吸食鸦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