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松赞干布引入西藏的吗？从史料记载上看，这是种误读！

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佛教传入西藏的开端是松赞干布时期。

这位吐蕃最伟大的君主，连续迎娶了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帝国的文成公主。伴随两位公主一起到来的，还有两尊释迦摩尼等身像，当大小昭寺矗立在拉萨河畔时，佛教思想也在西藏迎来了曙光。

但其实，在众多晚期佛教的教法史料中，西藏第一次出现佛教的端倪，远早于松赞干布所在的公元7世纪上半叶。而是早松赞干布五代，吐蕃第二十八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期。

虽然受限于藏史纪年方式的粗陋，我们无法确知拉脱脱日年赞的年表，但根据藏史专家们的估算，他大概是公元5世纪上半叶的人士，或者换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说法，这位赞普处于中原的南北朝时期。

在西藏众多的教法史料中，几乎异口同声的认为，拉脱脱日年赞60岁时，他在王宫雍布拉康闲坐，突然天音怒放，彩虹鲜花如雨而降。紧接着，梵文佛经《诸佛菩萨名称经》、《宝箧经》、刻有六字真言的宝珠和一肘高的金塔从天而降。

藏文史料《青史》中明确记载，由于经书为梵文所写，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时，空中神音滚滚，“自兹当五世，始晓此事”。

拉脱脱日年赞虽然不知神降为何物，但认为定非凡品，便将其珍藏在雍布拉康里，取名为“年波桑哇”，意为“玄密神物”。

因妥善保存了佛教四宝，拉脱脱日年赞返老还童，白发转黑、面无皱纹，又活了60年，享年120岁。

直到松赞干布时期，吞米桑布扎入天竺求学归来，才打开“年波桑哇”将其翻译成了藏文。

此历史事件，被后世佛教高僧，不厌其烦地大肆渲染，成为天竺佛教传入吐蕃的象征。但因其但并未产生重要影响，故远没有松赞干布时期的事件深入人心。

不过从时间上看，佛教这次入藏传播的尝试，比松赞干布的时代要足足早上200年。

虽然拉脱脱日年赞的事件，幻化色彩浓烈，所谓他因护佑佛教三宝，延寿60年云云，更是无稽之谈。

但至少由此可以看出，天竺佛教向北传播的诉求由来已久。而且，所谓梵文所写经书无人能识的逻辑，其实有点站不住脚。

要知道，西藏和周边地区的商业、文化交往远比我们认知的早很多。在阿里地区的墓葬里，发现了两汉时期的文字织锦和茶叶残块以及煮茶的器具。

这说明，从今天新疆南疆至少有一条可以穿越昆仑山脉、唐古拉山脉和浩瀚大漠的商路存在（有学者认为可能至少存在三条，连接南疆和阿里的古商路）。

而且，饮茶本身是种生活习惯，如果没有长期的文化交流，很难想象茶叶会成为最早的商品货物。

同样，在勃律地区（今拉达克周边）发现的文献里，很早就有记载喜马拉雅山脉以北存在一个盛产黄金的国家。

这个所谓的“金国”，年代甚至要早于吐蕃王朝，与藏史对照，所指大概率应是象雄。

既然商业往来古已有之，而两地却完全不通语言、文字是件极怪异的事情，也不符合逻辑。

因此，所谓“不识文字”和“五代后方知晓”明显是种托词，很可能这次佛教传播的尝试，受到阻力无果而终。

苯教雍仲纹

而能够成为佛教传播阻力的，显然就是苯教！

虽然苯教在争夺高原信仰的博弈中败落，进而被逐出卫藏地区，不受重视。但其作为高原上历经年代最久的宗教系统，苯教的经卷里还是保存了很多久远的信息。

从苯教残存的片段记载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在远早于拉脱脱日年赞的时期（公元5世纪上半叶），佛教的触角便已伸入了吐蕃，并进行了多次尝试。

在目前可见的苯教经卷中，最早提及佛苯之铮的案例，来源于吐蕃桑赤赞普时期，他作为吐蕃天赤七王之一，是吐蕃的第七代赞普，也是天赤七王的最后一位。

按照学者的估算，桑赤赞普大约生活在公元1世纪早期，标定约在东汉光武帝刘秀时期左近。

在苯教大师琼布·洛哲坚赞所著的《世间教法源流》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传说故事。

有一个名叫阿蒙曲波魔鬼，手持残鄂金刚柞和断柄佛铃，声称苯教为伪教，修苯得道之说不足为信，众生必须修佛。

然后，将皈依佛门之众生吞活食，皮骨皆埋入山洞，并谎称这些人已修成正果。

苯教上师辛绕米沃邀请神子下凡降魔，神子下凡投胎为释迦净饭王子。经过一番斗法，妖魔被降服，并皈依佛门（注意是佛门）。

这个故事，在苯教文献中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结构是一样的。

由此故事可以窥见，自称传播佛教的阿蒙曲波被妖魔化了，说明苯教徒对外来宗教的抵制和蔑视。

同时，苯教上师请来佛教神祗，完成降魔的神圣职责。似乎可以理解为，苯教在佛苯之铮败北后，苯教徒为了迎合佛教徒而撰写的结尾。

但不管怎样说，故事所有的版本都指向桑赤赞普，是不是可以解读为，他所在的时期里，佛教曾有传播的迹象，或二者之间曾有博弈？

而在另一部苯教经卷《世续题解详传》中，则记载了紧接着桑赤赞普的上丁二王第一位止贡赞普时期，“吐蕃几近崩溃，佛教也曾出现在吐蕃”，“(赞普)被辛苯(苯教师)们起名为布德贡杰，佛名释迩雅”，“因施佛的止贡赞普被弑，佛教未能在吐蕃传播”。

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止贡赞普死于谋杀无疑。虽然藏史中不出意外的，又将止贡赞普之死包装成了神怪故事，但从现存史料的只言片语里，依旧能够感受到其执政期间，已经出现了“王辛同治”的局面。

这里的“王”指的是赞普的王权，而“辛”则是“古辛”，代表苯教的势力，甚至有“辛始置于王者之上”的说法。

据说当时吐蕃朝廷，达到了“辛苯不发话，王不敢降旨，大臣不敢议事；不唱辛苯歌舞，君臣不敢歌舞”的程度。

深受教权困扰的大臣，曾非常直白的向止贡赞普表示：“头上的帽子过大，会累得汗流浃背；美食吃得太多，也会引起反胃；听任别人的虱子爬到自己腿上，最后它会爬到你的头顶。现在赞普与法师的权势相当，如果一直这样下去，到了赞普子孙之时，权力肯定将被苯教夺去。如果赞普不忍下令杀死法师们，就把他们驱逐到边远的地方去吧。”

难以忍受的止贡赞普，决定抑制苯教势力。

他将诸辛苯召来，对他们说：“此地域，无法容纳我的国政和你们的苯政，故将苯神、四苯门以及辛布格考铁盘和角解布兰察二人等留下来守护我。其余诸辛苯，要么离开吐蕃地区，要么在我的国度里不许行苯之仪轨，你们可以自己选择此两路的任何一条！”

但他抑苯的举动，最终招致的结果是，王权遭到颠覆，他自己也在娘若香波城堡被杀。

13年后，止贡赞普的儿子布德贡杰赞普复国，他马上表示恢复苯教的地位，“父王虽克苯，但吾辈使苯教兴盛，苯教律法将成为督政之锤”，并迎请一百多位苯教徒为死去的父王超度。由此可见，当时苯教对吐蕃政局的影响力。

止贡赞普的抑苯举动，在苯教经典多有记载。这个时间节点，也成了苯教历史上，苯教“先弘期”和“中弘期”分界点。

很可惜的是，受限于藏史记载的破碎凌乱，止贡赞普被弑事件是否存在佛苯博弈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

这也是藏史研究，最令人困扰的地方，各种散落的记载多为孤证，很难互相印证形成证据闭环。

因此，西方藏史家对松赞干布以前的历史不屑一顾，称之为“史前史”，或者“传说时代”。认为从吐蕃第一代聂赤赞普到松赞干布之间的历史是不可信的，源于后人的主观臆造，未尝没有道理。

而松赞干布之后，因吐蕃王朝和唐朝发生了紧密关联，唐史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吐蕃的记载，可以成为参照。

另外，唐史纪年系远比藏史完备，所有历史事件都有准确的年代标尺，这也让历史事件的前后循序和逻辑关系，变得非常清晰。

真是因为史料的逐渐清晰，使我们对松赞干布之后，佛教传播的轨迹比较清楚。

不论是迎奉释尊等身像、建大小昭寺、建桑耶寺、七觉士出家、桑耶佛铮、渐顿之辩，都成了西藏历史爱好者，耳熟能详的掌故。

而松赞干布之前的一切，都似乎都如坠雾中，眉目难辨。加之后世书写的佛教教法史料众口一词的渲染，似乎佛教进入西藏的尝试，始于拉脱脱日年赞，而成于松赞干布之手。

但从以上两个论点，似乎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拉脱脱日年赞时期的天降宝物，应该不是佛教探索之初，甚至有可能都称不上第二次，而是佛教多次尝试中的一次。

因为，至迟于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公元147—189年），天竺沙门已开始在中原译经。这也就意味着佛教信仰，已从南、西、北三个方向对吐蕃完成了包围。

加之，天竺香客对神山冈仁波齐的崇拜由来已久，既然喜马拉雅山脉不能阻挡商贾的脚步，自然也不能阻挡香客的行徒。

所以，佛教思想的渗透必然是个渐进中包含反复的过程，而不应该，也不会是种突然出现的“空降”之旅。

如果以苯教经卷的年代研判，佛教第一次尝试当在桑赤赞普时期。而这个时间节点，比拉脱脱日年赞的时期，要早上至少400年。

其次，松赞干布并没有让佛教真正落地。

虽然，他引入了等身像，并修建了昭寺，但当时吐蕃主流的思想依旧是苯教而不是佛教。

从传说故事里，修建昭寺所历经的种种困难，似乎可以看出苯教对此的抵触和干扰。

以至于，松赞干布不得不做出妥协，在昭寺外墙上绘制苯教信仰的壁画。同时，终其一生，没有任何他曾经主持佛教仪式，或参加佛教法事的记载。

虽然此事，不见于佛教史料中，但在苯教经卷《根本续日光经》中，却有相应的描述。

“此王与颇尔雍氏智托坤所生之子是松赞干布， ……，（松赞）一度修佛，出现了《宝箧经》、《三宝经》、《金刚经》和《白莲经》佛经，国王事佛，并抛弃十三古尔拉神和吐蕃诸神祗，因而社援不稳，战乱纷生，此乃信佛之过。因此，重新祭祀苯教神祗，瘟疫、饥荒及战乱止，国王用绿松石宝瓶、虎帽和虎袍嘉奖苯教师们”。

可见，当势力强大的苯教徒以爆发瘟疫、自然灾害为借口发难时，即便松赞干布也得退避三舍。

当然，吐蕃王室之所以孜孜以求的引佛教进入西藏，其根源是将其作为政治平衡的工具。

所以，西藏佛苯之争，根本不是信仰之争，也不是教义之争，而是谁能更好服务于王权之争。

从这个角度上分析，苯教的败落是必然的。

因为，原始苯教信仰是一种以三界宇宙观为空间构架，以遍布高原的山神信仰为生存依托，以各种互不统属的原始信仰为精神支柱的信仰系统。

这样一个系统庞杂、结构松散的信仰体系，只适合于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松散社会结构。

但从松赞干布开始，吐蕃进入了君权王朝时期，开始谋求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这就需要一个自成体系和高度统一的信仰系统来进行配合，而佛教正好迎合了这种需要。

这才是佛教能够在吐蕃立足并得以发展，最终成为主流信仰的历史必然。

最后，用意大利著名藏学家杜齐先生的观点作为结尾。

他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指出，“我们不能排除，佛教教义在松赞干布之前，就取道中亚、汉地和尼泊尔等地区传入吐蕃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