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子上的“地契”——散氏盘

李商隐诗曰：“汤盘孔鼎有述作，今无其器存其辞。”讲的就是商周时代那些承载着重要而丰富的历史信息的青铜器，大多数都随着岁月的变迁而丢失亡佚了，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和遗憾。正因为如此，商周时期的历史才如此的扑朔迷离、难窥其详。

所以出现一件刻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能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商周社会的面貌，其意义和价值都是非同一般的。散氏盘就是其中一例，它所蕴含的历史内容无比重要，意义特殊。

先说散氏盘的定名就颇具纷争。清乾隆时期的金石学家吴玉搢在其所著《金石存》中根据铭文里“辰在乙卯”一句，以时间为定名标准将此盘名为“乙卯盘”。而嘉定学者钱大昕在《潜研堂金石文跋尾》中依据铭文有“西宫”这一地名，便名其为“西宫盘”。这两种分别以时间和地点为标准的命名方法都是不科学的，不符合青铜器应当以器主之名来定名的原则。后来乾嘉时期的大学问家阮元在其名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中将此盘定名为“散氏盘”，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王国维也曾撰文考证其名。

近现代学者刘心源、郭沫若又根据铭文中出现与散人有土地纠纷的夨（cè）人，故定名为“夨人盘”。从铭文内容上来看，散人与夨人的土地讼案中，散人取得了胜利，获胜方以此事书契铭记之，符合历史逻辑。所以还是叫“散氏盘”为宜，现在学术界通行此名。

散氏盘通高20.6厘米，腹深9.8厘米，口径54.6厘米，底径41.4厘米，重21.312千克。双附耳，高圈足，腹部饰夔龙纹，圈足饰兽面纹，纹饰满器，平面浮雕，外形端庄尊贵，简约典雅。盘内底上铸有铭文19行，357字，铭记的内容是一份西周晚期夨国与散邑勘定土地疆界的契约书，这样的内容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中是十分罕见的。

铭文中详细标注了赔偿土地的区域和具体的疆界，细致记述了各个封界的地标，双方勘定地界的官员姓名也都一一备案，最后在王朝派出的史正仲农监督下完成契约。从铭文最后“左执要”一词可以看出，该契约一式两份，散人所持为左券，夨人持右券。散人为了永久保存这份证据，将这次缔约的全过程铸在盘上，以示纪念。

散氏盘的铭文包含了很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夨国并非周王朝所封之国，其君主亦可称王，是个独立的邦国。它虽然侵吞了散邑土地，但是仍要接受周天子的命令和制约，接受天子派来的使臣的调解，说明周王朝对畿内的诸侯和邦国控制力还是很强的。在周朝缔结契约时，需要有监督者，还要盟誓，契约也要文字化进行备案，这些特征一直保留到近世。铭文中在勘界时要“封”，即以树为标志确定疆界，这种行为称之为“封埒”。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散氏盘的历史价值非同一般，绝无仅有。

作为稀世奇珍的散氏盘，它的命运也是颇具戏剧性。有关散氏盘现世的情况就有两种说法：根据张廷济的《清仪阁题跋》等资料记载，散氏盘在康熙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嘉庆年间盐政额勒布花重金购得此盘，趁嘉庆五十寿辰献给皇帝，最后藏于清廷内宫。而阮元曾考证散氏盘是在乾隆年间出土于陕西凤翔县，先是被扬州的江翰林收藏，期间曾翻砂铸造过两件仿品，一件被卖到日本，另一件不知所终。后来湖南巡抚阿保林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从江南的一位盐商手中购得此盘，也是在嘉庆五十寿诞之日作为贺礼献于皇帝，藏于内府。

然而嘉庆并不像他父亲那样爱好古物，散氏盘的纹饰造型并不出众，所以入藏宫内就备受冷落，经历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数朝竟无人问津，去向不明。直到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前，清查内府财物，在核查养心殿的陈设时，于库房中发现了沉睡百年的散氏盘。但是关于散氏盘存在着或为伪造，或失于战火等传闻，故而一时不敢确认其真伪。后拿内府所藏散氏盘拓本对照，方知其真。溥仪随即制作了50份拓本，分赠旧日臣属，一时洛阳纸贵，震动学林商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溥仪出宫后，散氏盘移交给北平故宫博物院珍藏。1949年初，散氏盘被运往台湾，现藏于台北故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