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景泰、天顺窑瓷器浅析

正统、景泰、天顺三朝(1436-1464)是明代陶瓷史上情况不明的时期。在发掘和传世的瓷器中，还没有发现一件可确认为这三朝的官窑器。但从文献记载看，正统三年(1438)曾禁止民窑烧造和官窑器式样相同的青花瓷器；正统六年(1441)命景德镇烧造金龙、金凤白瓷罐及九龙九凤青花缸；正统十二年(1447)又有不准民窑私造黄、紫、红、绿、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的禁令。景泰五年(1454)有减饶州岁造瓷器分之一的记载。

天顺元年(1457)曾派中官赴景德镇督烧瓷器；天顺三年(1459)又有原定烧造13.3万余件的准减8万的命令。从上述文献记载看，这段时期不论官、民窑器都曾有烧造，但却不见有三朝的官窑年号款器。过去曾有三朝是瓷器生产(特别是青花瓷)黑暗期的说法。近年来，学术界虽致力于三朝空白期的研究，但由于未能发现官窑年款的瓷器，问题很难解决。当时有可能在宣德朝末年有一大批未完成的瓷器，在三朝完工而仍书宣德款或不落款。

传世少数成化早期的官款器，其胎、釉制作和青花彩绘图案都和宣德官窑器并无区别。在宣德和成化之间的三朝年间的官窑产品，如无年号款，当然很容易被判断为宣德器了。再者这三朝：外患与内讧相继，政治上动荡不安，对瓷政也不如宣德年间之着力，废弛与懈怠也可想见。总之，不论从哪一方面进行分析，三朝的瓷器陷于衰退期则是不可否认的。

从1950年代以来，人们注意到明代纪年墓葬的资料，在三朝纪年墓中发现了一批瓷器，其中重要的有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弘觉寺正统四年(1439)塔基出土的4件青花小罐；江西景德镇景泰四年(1453)严升墓出土的青花双耳瓶、炉、碗、碟等；以及景泰七年(1456)袁龙贞墓出土的青花卷云兰草纹碗、缠枝捧八宝纹碟、戟耳方瓶、带座方耳小炉等。

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断代器。但应该说，这批青花瓷都是民窑器，其胎、釉制作显然都比较粗。排比宣德和成化典型器的造型和图案，人们可以推断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民窑青花瓷的某些特征：

①青料除极少数为浓艳的进口料外，大多用含铁量较低的国产料，但其中也有少数色泽偏于浓翠的。

②从造型上说，出现了戟耳和带座的器物，这是对元代造型的复古，但变化很大。

③由于全是民窑器，胎、釉制作都不太精细，削足亦不规正。瓶、罐底部无釉；碗、盘底足跳刀痕明显。从元代开始的酱色假芒口在三朝器中仍时有发现，部分琢器如瓶、罐之类的口沿多见剥釉现象。器物底足从总的倾向说有加大的趋势，足宽而深是这一时期民窑器的普遍特征。碗类的器足呈内敛者多见。器物内壁刷釉的制作方法在三朝仍流行。

④图案花纹以缠枝和折枝花草为多见，动物纹中屡见麒麟和犀牛。星象图使用普遍。三朝器中有一批以琴棋书画、楼台亭阁为主题图案的大罐，以及携琴访友等写意山水画的梅瓶。其画面的特征是楼台亭阁往往在云雾幻境之中，人物脸部鼻尖突出，柳条如断续的雨点。

⑤三朝青花器尚不见官窑款，民窑中有天顺年款的器物，书“大明天顺年制”或“大明天顺年造”两行六字款，但都属明代后期的仿品。山西省博物馆所藏“天顺七年大同马氏造”青花炉及香港《求知雅集插图》“天顺年”回纹炉应确属天顺所制，但款识都不规则。此外，尚有银锭款、“正”字款和“大明年造”方款。

正统、景泰、天顺朝青花瓷器就目前已发现的资料可以肯定，就民窑生产来说，它们和其他朝代一样，并未间断过，但就决定青花生产时代风貌特点的官窑来看，三朝则仍然是一个空白期。造成官窑青花生产衰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乱频繁，宫廷的争权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巨固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帝王的兴趣爱好的转移，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景泰年间特别风行铜胎珐琅器，所谓“景泰蓝”即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专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