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时期，我国是如何管理库页岛的？什么证据证明属于我？

主要说说库页岛的情况。

根据清代文献，库页岛北部居民为费雅喀人（为与大陆的费雅喀人区别，又称库页费雅喀），南部是库页人，此外还有鄂伦春人和赫哲人。清廷知道库页岛的存在，并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纳入到统治中。但需要注意的是，库页岛的原住民人口非常少。例如三姓副都统衙门的满文档案中统计的库页费雅喀分为6姓，合计148户。库页人更少，只有17户。两者加起来人口也就几千的规模。如果将黑龙江下游也计入，也才不过“三姓所属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鄂伦春、恰克拉，五十六姓两千三百九十八户”（《大清会典》）。再加上他们长期停留在原始社会，对于后来俄日的入侵，也就别指望能发挥什么实质性的抵抗作用了，

清廷对库页岛的统治首先在于设立专门官署——三姓副都统衙门来管理。三姓副都统衙门的管辖范围非常广，还包括黑龙江下游，但最初设立这个机构的用意就是专门管理库页岛。雍正十年（1732年）衙门成立时规定，“居住海岛之库页费雅喀人贡貂，则由三姓副都统衙门派出官兵，前往约定之奇集噶珊收集贡貂并颁赏乌林。如不前来约定之地，则令官兵寻入海岛，唤起前来，征收貂皮并颁赏乌林。”（《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461页）《大清会典》亦明确三姓副都统衙门对库页岛的行政管辖：“混同江岸及海中大洲居住之赫哲、费雅喀不编佐领，辖以三姓副都统，统以吉林将军。”

其次是编户，编户的目的在于确定贡貂的数量，“每户纳貂皮一张”（《清文献通考·舆地二》。三姓辖区的编户工作早在衙门成立前就开始了，编户往往还伴随着招抚，将这些少数民族纳为清廷属民。这些活动可追溯至顺治初年。如顺治十六年招抚东海费雅喀，“温屯村以内九村人民，皆愿归顺。”（《清世祖实录》）康熙年间有明确记录的编户工作就有三次，即二十九年（1690年）、四十九年（1710年）、五十一年（1712年）。雍正十年（1732年），也就是三姓副都统衙门成立这年完成了对库页岛的编户工作，三姓副都统带人渡海登岛，“招抚居住于海岛上特门赫图舍等处库页费雅喀人146户，令其贡貂。”（《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460页）。而整个东北边疆的编户完成是到了乾隆十五年（1750年），库页岛的编户工作还走在了前面。在《皇清职贡图》中，对于库页岛这些像清朝纳贡的部落，是明确视作皇帝子民的。

再来是联姻。外东北的这些部落与满族关系十分密切，清廷鼓励他们娶宗室女儿为妻。特别是乾隆、嘉庆两朝，这种联姻达到了鼎盛。这些出嫁的宗室女儿被唤作萨尔罕锥，不过她们并不是真正的皇家血脉，而是民女代嫁，多数是满洲八旗的赏奴之女。不过联姻要求很高，必须由皇帝亲自批准。男方还要准备聘礼，通常需要三百零四张貂皮，还有各种颜色的狐狸皮若干，而平时每次纳贡只要一张貂皮。清廷也会准备丰厚的嫁妆，主要是衣物，但也有“牛二头，犁、铧、犁碗各一对”这样的农业用具被放到嫁妆里（《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402页）。另外，迎娶萨尔罕锥必须到京城办婚礼。

而新郎（称作霍集珲）往往选择冬天上路，这样到京城的时候就是春天了。但冬末初春往往容易感染疾病，所以乾隆四十年（1755年），乾隆帝下谕旨：“嗣后凡有赫哲、费雅喀人来京纳妇者，毋庸延至冬季来京，以择七八九月凉爽季节为宜……则于彼等身体利莫大焉。”（《东鞑纪行附录》）。霍集珲来京娶亲，清廷通过驿站派牛车一辆、官兵两人护送，沿途伙食全包，礼部还要在京城举办宴席款待。这种联姻聘礼高、嫁妆厚、婚礼隆重，是清廷统治外东北的过程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乾隆年间出嫁的萨尔罕锥共有10名，其中奇勒2，费雅喀2，部尔哈勒2，奇勒尔1，贺齐克里1，赛马尔1，必勒达奇里1，遍布于黑龙江下游和库页岛。

然后就是贡貂赏乌林制。前面说了库页岛居民要给清廷贡貂。顺治的时候是要到北京来交，设立宁古塔将军后改在宁古塔，离宁古塔远的就到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乡交。三姓副都统衙门成立后又在黑龙江下游的奇集、德愣就近办理，每年四到六月办理业务，其余时间就回三姓城了。清廷同时对贡貂人进行回赏，并赐宴。根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的一次宴会，宴请赫哲人2188人，每人用粮31斤，耗费巨大。另外，贡貂人在路上的口粮也是由清廷买单。

贡貂赏乌林制影响十分深远，它促进了外东北的商贸发展，到十九世纪中期费雅喀人已经能用得上火器了。日本人宫间林藏在他的考察报告中描述库页岛的交易情况：“各地夷人每日几百人集聚于署中进行交易，其喧哗景象无法形容。”（《东鞑行纪》）清朝将外东北割让给沙俄后，赫哲、费雅喀人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全部不服从于俄国政权，而服从中国政权”，仍然向清廷贡貂。库页岛有据可查的最后一次贡貂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这时距离《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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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的回答突然有这么多人点赞，再补充点内容。

清廷在外东北设有地方基层行政组织，满语音译叫做“噶珊”，汉语译为乡。噶珊的负责人叫噶珊达，即乡长。库页岛有七个噶珊，据《康熙全舆图》的记载，分别是厄里耶、披伦兔、萨衣（以上位于东海岸）、拉喀、特肯、衣堆、蒲隆（以上位于西海岸）。而据乾隆朝《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记战绩舆图》的记载，七个噶珊中的普陇爱（即蒲隆）在东海岸，其他都只是音译用字不同，即额里野（厄里耶）、皮伦图（披伦兔）、萨伊（萨衣）、拉哈（拉喀）、特肯、伊对（衣堆）。除了噶珊外，还有基于血缘的部落，其首领也是清廷册封的，满语音译为“哈喇达”，汉语译为姓长。库页岛上的费雅喀人有六个姓，讷鄂德、杜瓦哈、雅丹、绰敏、舒隆乌鲁、陶。

乾隆七年（1742年），三姓副都统辖区发生了一起震惊一时的霍集珲杀人案。前面说过，霍集珲是迎娶萨尔罕锥的新郎，在当地社会地位比较高。这个杀人的霍集珲叫伊特谢努，是居住在黑龙江下游魁玛噶珊的赫哲费雅喀人（即居住在大陆的费雅喀人）。被他杀死的人中，包括来自库页岛的达里喀噶珊（达里喀之名系《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的翻译，可能是指拉喀噶珊）的噶珊达阿喀图斯。这起命案是在贡貂赏乌林期间，于奇集发生的。

命案发生后，由于影响十分恶劣，吉林将军命令下属的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两个衙门共同办理此案。三姓副都统专门派人渡海到库页岛达里喀噶珊，一是对死伤者加以抚恤，二是把舒隆乌鲁姓哈喇达齐查衣，和陶姓哈喇达雅尔齐两个人接到大陆来（他们是证人），以便查明案情。可见，吉林将军、三姓副都统对库页岛是有司法管辖的。

不过这次登岛执法并不算很成功，因为负责办理此案的三姓协领赫保突然生了病，要回三姓城治病，导致原本定在奇集办理的案件不得不改到三姓城办。齐查衣、雅尔齐本来对渡海作证一事就很犹豫，到了奇集之后听说还要去遥远的三姓城，都诉苦不已，最后索性连夜逃走了。时任吉林将军鄂弥达性情温和，早早地就叮嘱，如果齐查衣、雅尔齐不愿意来，不要强迫他们。所以这事就不了了之了。这桩案子最后是在宁古塔审理的，另外一名被害人，赫哲费雅喀人戴柱的母亲与哥哥到场做了证。

日本人间宫林藏1809年在《东鞑行纪》中，也详细记载了他在库页岛上所看到、听到的三个噶珊。此外日本探险家（间谍）在19世纪前后对库页岛的探险过程中，从当地哈喇达、噶珊达手上弄到了不少清廷颁给的文书，其中有满语文书也有汉语文书。北海道大学图书馆现在收藏有6份文书，分别如下：

1号文书是最上德内于1792年在库页岛西南海岸的雅丹姓首领（日本人把雅丹姓记做杨姓）发现的。文书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三姓副都统衙门发来的，这是最上德内的抄件而非原件。这份文书是一份官员任命文书。

这个雅丹姓首领家中所藏文书极多，所以最上德内于1808年再次前来，抄写了5号文书（其中有最上德内添加的注记）。1832年远藤繁藏又抄写了6号文书（同样有添加的注记）。1854年铃木重尚又见到了2、3、4号文书。

2号文书也是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是清廷所发的谕旨，内容是有关库页岛居民上北京的问题，即前面提到过的乾隆帝要求迎娶萨尔罕锥的霍集珲不要在冬季上京，而应提前至秋季上路。

3号文书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三姓副都统衙门发的。起因每年贡貂赏乌林都见不到陶姓首领本人，只是拿着满文劄（即文书）来领赏，这样做不符合办公之道。因此要求雅丹姓首领，如果见到了陶姓首领，要他在明年六月中旬前来贡貂领赏，否则的话，陶姓族人就要被清朝永久除名了。同时三姓副都统衙门还知道，陶姓人结交了“西散大国”，经常与之见面。

这份文书反映了实际管辖库页岛的三姓副都统衙门这时已经了解到外来势力对库页岛的企图了。一般研究认为，所谓“西散大国”指的是日本，或当时尚未被日本彻底征服的北海道虾夷。但这也反映出一个问题，即清朝与库页岛基层官员的联系十分脆弱，在陶姓首领失联的情况下，三姓副都统衙门都无法与他取得直接联系，必须要人中转传信。

同时，清廷发给雅丹姓首领的文书，明确将对方称作“贵官”。可见库页岛上的这些哈喇达、噶珊达等人的官员身份是被清廷认可，领了“国家粮票”的。

嘉庆朝的3号文书是用汉语写成的，不同于乾隆朝的1、2号文书是用满语写的。可见这时汉语已经成了库页岛书面用语。

4号文书是雅丹姓首领就3号文书一事回复上级的书函。它虽然也是用汉语写的，但较难阅读，因为其中夹杂了当地语言。一般推测，写这个文书的人汉语水平不高，他只是把雅丹姓首领的话翻译成汉语，但又翻译不到位，所以两种语言就夹杂在一起。注意这里落款是“大清大国官员”。

从日本收藏的库页岛官员文书语言情况来看，早期是满语，后期是汉语。可见库页岛虽然偏居一隅，但也和满洲八旗一样受到汉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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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部分：

这部分归属黑龙江将军管辖，沿边设有卡伦，作为驻防的主要据点。卡伦设置根据初衷不同而内外有别，对外的卡伦就是为了“防范俄夷”。考虑到水路运输较为方便，所以卡伦主要是沿江河分布，因而实际设置地点距离中俄边境有近有远。中俄东部边境，有以河为界者（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以山为界者（外兴安岭）。以河为界的，主要是黑龙江上游，今内蒙古境，卡伦实际就在边境附近，如额尔古纳河沿岸的12个卡伦，在这些卡伦可以时刻查看中俄边境的情况，并与沙俄一侧的官兵有交流。

以山为界的，卡伦不可能设置在外兴安岭深山老林之中，所以是沿黑龙江干流及其支流设置，这样就距离边境较远了。如黑龙江副都统辖区内（驻地瑷珲，今黑河市）的伊玛毕拉昂阿、精奇里河、乌鲁苏穆丹、纽勒们河、黑龙混同两江会口5个卡伦设在黑龙江左岸，《瑷珲条约》签订后，都归了沙俄。虽然这些黑龙江中下游的卡伦距离边境较远，但清朝有察边制度，会实际前往外兴安岭，这个后面再谈。

卡伦不仅仅在东北边疆有，在外蒙古、新疆都有。卡伦的驻防官兵，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执行防守任务称为坐卡，坐卡是轮换制，有一月一轮、两月一轮、一年一轮等多种形式。前述位于黑龙江左岸、今俄罗斯境内的乌鲁苏穆丹，就有驻防官兵18名，每月轮换一次。坐卡的管理非常严格，《理藩院则例》中制定了处理“卡伦官兵旷职”的专门条例，规定：“卡伦官兵等旷职误期，佐领革职，罚三九牲畜；骁骑校革职，罚二九牲畜存公；披甲人等鞭一百。不至所派之处另至他处者，章京、骁骑较革职；披甲人等鞭八十。”现存清朝档案中，就有坐卡官兵旷工、擅离职守的处罚记录。

卡伦官兵，除了在驻地防守外，还要在各自辖区进行巡防。前面说过，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卡伦主要是沿江河分布的，因此巡防也是沿江河巡防。根据辖区不同，巡防线路也分为3段，即：第一段由黑龙江副都统管辖，自松花江江口起，沿黑龙江右岸到逊河河口，长约970里，由5个卡伦组成；第二段仍由黑龙江副都统管辖，从逊河河口起到呼伦贝尔最北之额勒和哈达卡伦，长约1970余里，由20个卡伦组成；第三段由呼伦贝尔总管管辖，自库伦办事大臣所属最东之枯布勒哲库卡伦起，沿额尔古纳河沿岸，到达额勒和哈达卡伦，长约1560里，由12个卡伦组成。其中第三段基本是沿中俄边境进行，第一段、第二段则完全在中国境内，远离中俄边境外兴安岭，于是有了察边。

察边的基本操作是，官兵自黑龙江左岸支流逆流而上，直抵分水岭，也就是中俄边境的外兴安岭。察边是在《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其背景是考虑到外兴安岭既已作为中俄界山，自然要加强管理，于是就有了《清高宗实录》的这段记载：“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格尔毕齐河口，照此，三年亦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兴勘山即外兴安岭，这样，便形成了每年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查一次，每三年到外兴安岭巡查一次的定期察边制度。

察边制度最早运用于外兴安岭，其后又大规模在外蒙古、新疆施行。但这个工作是苦差事，被流放黑龙江的安徽人方式济在《龙沙纪略》一书中有过非常生动的描述：

草路弥漫，无辙迹，辨方而行。刳大树皮，以识归路。路多蜢，如蜂，其长径寸，天无风或雨后更炽。行人尝虚庐帐以纳蜢，而宿于外。帚十数齐下，人始得餐。螫马、牛流血，身股尽赤。马轶，觅深草间，见蜢高如邱，知其必毙，弃不顾矣。囊糇粮于树，归时取食之。近颇为捕生者所窃，乃埋而识之。渡河，伐树为筏，马凭水以过。

如果今天你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稍微偏远的农村去，还能见到这种虫子多得、壮得、猛得吓人的场景。对于当时的清朝官兵而言，察边绝对不是什么好差事，难免有人心生懈怠。所以清朝想了这么一招：

“每年齐齐哈尔协领与墨尔根协领会，墨尔根协领与黑龙江协领会，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瘗山上。明年，察边者取归以呈将军、副都统，又各瘗木牌以备后来考验，以为定例。（《黑龙江外纪》）

简单来说，就是每一届察边的人，要取回上一届察边人留下的信物，同时留下新的信物给下一届察边的人。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人烟稀少，主要农垦区是黑河对岸、海兰泡近郊的江东六十四屯。《瑷珲条约》签订后，清朝对这里尚有一定管辖权，后来的故事就不说了。但外东北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历史上这里曾有广泛分布的农耕区和城镇（虽然生产力水平并不高）。

清初，在黑龙江及其支流的河岸谷地，生活着达斡尔人、鄂温克人等原住民，传统上统称叫室韦。虽然他们在外东北生活，但并不是完全的渔猎民族，反而以农耕为重，因而有定居的城屯存在。和卡伦一样，这些城屯也是沿江河分布的。其中确切位置可考的大部分城屯在黑龙江左岸，今俄罗斯境内，最著名的就是雅克萨。这些城屯不仅沿黑龙江干流分布，还通过精奇里江（俄名结雅河）等左岸大支流，向外东北呈树枝状辐射。这一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俄罗斯阿穆尔州，农业生产条件较为优渥。

一是平原广阔，阿穆尔州的平原面积达1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安徽省，平原面积所占比例甚至还要高于黑龙江省；二是水系发达，精奇里江虽然名义上是黑龙江的支流，但其实际水量要比干流大，只不过干流更长，占了“河源唯远”的优势，树枝状水系也便于组织水路运输；三是精奇里江是从高纬度流向低纬度，和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下游相比，凌汛威胁小了很多，避免了大片沼泽地的存在；四是这一地区的土壤是黑土，肥力较高。当然，其农业发展也有劣势，比如积温不足。

住在外东北的达斡尔人先民按照血缘结为一个个部落，称作“哈拉”，同库页岛上的“哈喇”其实是一个词的不同音译。如郭博勒哈拉居住于精奇里江下游支流布丹河流域，敖拉哈拉聚居在精奇里江中游支流提拉登河流域。哈拉的首领称作“哈拉达”。哈拉之下，又分为规模较小的“莫昆”，首领称作“莫昆达”。根据《盛京通志》《满洲源流考》《达斡尔地区满语地图》《皇舆全览图》《清实录》和俄人考古报告等，现在可考的外东北达斡尔人城屯主要有：

雅克萨城：今俄罗斯阿尔巴津（也作阿尔巴津诺），位于黑龙江支流额木尔河口左岸。沙俄入侵时，一说居住在这里的达斡尔族首领叫阿尔巴西，所以俄名叫阿尔巴津。明清对峙之际，这里属于博木博果尔的势力范围。博木博果尔反叛后，崇德五年（1640年），皇太极派兵攻占了雅克萨在内的四座城屯。雅克萨之战中，雅克萨出身的倍穆尔因积极参与侦察敌情、捕捉俘虏等行动，而受封为达呼尔总管，隶属于布哈特总管衙门。雅克萨城是达斡尔人—熬拉哈拉—雅尔斯莫昆的原居地。

阿萨津城：今俄罗斯阿穆尔州马格达加奇区库兹涅佐沃村稍北，是达斡尔人—鄂嫩哈拉—阿协金莫昆的原居地。

铎陈城：《满洲通史》记做“铎辰”，今俄罗斯阿穆尔州马格达加奇区库兹涅佐沃村稍南，与阿萨津城距离较近，同在一条小河旁，《皇舆全览图》称该条小河为鄂诺河（和黑龙江上游，发源于蒙古境内的鄂嫩河不是一回事，后面这条鄂嫩河也曾写作鄂诺河）。两城都是达斡尔人—鄂嫩哈拉的原居地。

乌鲁苏穆丹城：又写作吴鲁苏穆丹、吴鲁苏屯，今俄罗斯阿穆尔州施马诺夫斯克区乌沙科沃村附近。苏联学者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在1928年至1933年间，对该城址进行了考察。城址面积1225平方米，外围有半米高的墙，和60厘米深的壕沟，城内有三个1平方米大、1米深的坑。苏联学者称之为“萨莫顿城址”。该城是达斡尔人—莫尔丁哈拉（莫尔登氏、孟氏）的原居地。

戈博尔屯：又写作郭博勒屯、郭贝勒阿彦屯，在今俄罗斯阿穆尔州伊万诺沃区特罗伊茨科耶村，州内第二大城市别洛戈尔斯克西南，别拉亚河（清朝称作倍屯河）附近。明清对峙之际，这里的首领叫温布特，曾追随博木博果尔反叛清朝，后又归顺。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称该城为“特罗伊茨克古城”。戈博尔屯是达斡尔人—郭博勒哈拉的原居地。

在该城附近，有一处古墓地，数量约为1000座。苏联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杰列维扬科的主持下，陆续进行了5次考古发掘，共发掘了210座墓葬。出土文物为靺鞨人遗物，年代在6世纪至10世纪间。

得都尔屯：又写作德都尔屯、德笃勒屯，同在别拉亚河附近，是达斡尔人—德笃勒哈拉（德姓）原居地。

额苏里屯：今俄罗斯阿穆尔州布拉戈维申斯克区谢尔盖耶夫卡村。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在此发现了四座城址，分别按序数命名。第一、第二城址，距离黑龙江边约10到12米，当时已为菜园，有高墙和壕沟，和作为崇拜对象的巨石，在江岸的陡峭处还有文化层堆积，其中可见砍断的鹿角。第三城址在谢尔盖耶夫卡村的街旁。第四城址在村南的黑龙江岸，有大坑，里面有人骨、桦树皮、朽木和铁镫，城内还发现了银手镯。额苏里屯是达斡尔人—鄂斯尔哈拉—何斯尔莫昆（何姓）的原居地。

博和里屯：今俄罗斯阿穆尔州谢雷舍沃区卡赞卡村，托木河（清朝称作托摩河）口的北岸。诺维科夫-达斡尔斯基在当地发现有两处城址，都有壕沟和城墙。此地原住民属于海西女真部，皇太极时归顺清朝，编入镶白旗，族中勇士塔尔岱任前锋。满族姓氏中有博和里氏，不过“博和里”一词来源甚早，可追溯至辽金时期，博和里屯也只是借用旧名而已。

以上的戈博尔屯、得都尔屯、额苏里屯、博和里屯都在海兰泡附近，彼此相距较近，这一地域大致对应后来的江东六十四屯，是人口密集的定居区和原住民活动的中心。

多科屯：今俄罗斯阿穆尔州伊万诺沃区谢米奥焦尔卡村。城址在村北2公里处的旧河道左岸，有城墙、壕沟，其城墙用土是从外面运来的，与当地土壤不同，城门朝北开。城址面积66000平方米，规模明显比雅克萨城要大得多。城内有42个坑，发掘出铜耳环、中国制钱等文物，是外东北其他达斡尔人城屯所没有的。多科屯的首领是巴尔达齐，是清朝额驸，地位特殊，而且没有参与博木博果尔的反叛，这应当是多科屯规模较大、出土文物丰厚的原因所在。多科屯是达斡尔人—金奇里哈拉的原居地。

外东北还有很多具体位置已不可考，或者没有对应考古证实的的达斡尔人城屯，如精奇里江上游的乌尔堪屯等。

等到顺治时期沙俄入侵，达斡尔人不愿意向沙俄纳税，再加上清朝要加强对他们的管理，所以大部分原居住在黑龙江左岸的达斡尔人内迁至右岸。前述多科屯主人巴尔达齐的后人，现在就主要居住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黑河对岸的江东六十四屯则是这一地区为数不多的保留下来的农耕区，其存在意义主要是为了保证黑龙江对岸瑷珲城的农副产品供应。至19世纪下半叶时，江东六十四屯除了满族、达斡尔族外，还有不少汉族居住在此，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混居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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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更一篇清朝对吉林南海（日本海）各岛屿的开发、管辖。

南海十四岛屿是指日本海近海，西起摩阔崴，东至蛏子崴的诸岛屿，向来是满洲旗民的渔猎之地。《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中的附录有明确记载：“以上自图们江口东至绥芬河口，沿海一带俱有卡台住址，俱系旗人渔猎之地，及海中间十四岛向系旗人渔猎之处。”当地居民根据地理方位，称这一带的日本海为南海，与鞑靼海峡、鄂霍次克海方向的东海相对。又因为属于吉林将军管辖，所以叫吉林南海。

关于这南海十四岛屿，《中俄勘分东界约记》附录《旗户渔猎居住册》和《吉林通志》《朔方乘备》《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的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有的是十四个岛屿，有的是十六个，一些岛屿的汉语音译名也没有统一，但总的来说是能对应得上的。以《珲春副都统衙门档》的记载为例，这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宁古塔副都统奉吉林将军令，让珲春协领奏报的南海岛屿情况：

珲春至呼尔格岛约两百里，呼尔格岛东至额拉奔卓岛约三百里，额拉奔卓岛东北至额沃楚勒岛约五十里，额沃楚勒岛东南至阿萨尔西岛约五十里，阿萨尔西岛东至阿济格多壁岛约六十里，阿济格多壁岛东南至沃莫勒楚岛约五十里，沃莫勒楚岛东北至和尔多岛约八十里，和尔多岛东南至萨巴尔西岛约六十里，萨巴尔西岛东南至岳杭噶岛约五十里，岳杭噶岛东南至特依楚岛约三十里，特依楚岛北至扎克塘吉岛约五十里，扎克塘吉岛东北至勒富岛约三百里，勒富岛南至搜愣吉岛约三十里。

南海沿岸的原住民，早在清朝入关前就已被努尔哈赤、皇太极征服，大部分被编入八旗。至康熙年间，这里尚未被编入八旗的原住民已经所剩无几。已被编入八旗部分，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之下的珲春协领。珲春协领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成立的，其成立初衷就与南海有关：“南海地方捕打海獭之库雅喇人编为三佐领，分属正黄、镶黄、正白三旗下，设协领一名于珲春，称珲春协领。”

珲春协领辖区内也有卡伦，其中南海沿岸则设有三处卡伦，即西图卡伦、呼拉穆卡伦、图尔穆卡伦。由于南海沿岸的原住民一直自由渔猎，因此他们被编入八旗后也照准前往这一带渔猎。当地原本特产是海獭皮（又叫海驴皮），是纳于内务府的珍品，因为捕捉海獭过于危险，所以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被禁止，次年即成立了珲春协领，旨在奖励这批人历年捕捉海獭有功。乾隆时，图尔穆卡伦以东，即绥芬河入海口以东的大陆部分（当地地形主要是各种山地），作为人参产地被封禁，连旗人都不能轻易进入。于是，南海渔猎范围大为缩减，只剩下图们江口至绥芬河口一带的大陆部分和沿海十四岛。

乾隆年间，绥芬河口以东被封禁后，为防止有人上山盗采人参，因此南海巡查之事被提起。因为南海十四岛距离海岸线并不远，最东边的几个岛屿已经向东越过了绥芬河口，就此上岸即为封禁区，且入山偷人参必要解决口粮问题，各岛屿组成的岛链还有运送米粮，乃至就地耕种的问题，因此不得不防。南海巡查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照顾旗民生计。南海十四岛可以捕海参、熬盐，一些民人也在打这里的主意。为了防止民人和旗人抢饭碗，因此南海巡防的第二项重要任务就是驱赶民人。由于当时南海十四岛周边只有一个藩属国朝鲜，俄日势力尚未深入此地，属于绝对安全的边疆，因此巡查的目的并不是防御外敌，实则是对内统治的需要，以满足皇家用人参的需求和优先保障旗民生计。

南海十四岛巡查，最早动议是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当时的宁古塔将军阿兰泰担心“偷参之徒由海驾运米粮接济”，因此希望从官兵较多的三姓地方拨一些人到珲春地方，以巡查沿海十四处岛屿。可是看地图就知道，从珲春入海，最便捷的通道是走图们江，而图们江是中朝界河。因为担心朝鲜的反应，所以这次动议没有获得批准。

至迟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南海十四岛巡防已经制度化，成为珲春协领的一项固定职责。每年派官兵一至两人，兵员六十名，严禁民人在岛上开垦田地、搭盖窝棚，更不准人（包括旗民）在岛上过冬。每年的巡查结果，要上报给宁古塔副都统，总结里经常有这样一句话：“经尽心查看，岛内俱无越冬盗贼及本年出逃盗贼，且无搭建之窝棚、开垦之田地。”

由于清朝的政策，南海十四岛一直只是旗民季节性渔猎的场所，无人常年定居，但每年都有制度化的巡查。

到了晚清，外来势力（主要是沙俄）对外东北虎视眈眈。咸丰四年（1854年）农历五月十一日，讷木坚在南海巡查发现了五艘外来大船，“往年未曾大船驶来，现今驶来二三次，并未停泊，且又不捕鱼，时常往返往来，实为可疑。”立刻层层上报给珲春协领、宁古塔副都统和吉林将军。首先是珲春协领请求火药支援，宁古塔没有储备，因此宁古塔副都统急忙在当地商铺采购了四百斤运往珲春。吉林将军知道后，火速带着库存火药、支援官兵从吉林赶往宁古塔，一道送往珲春备用。

咸丰八年（1858年）《瑷珲条约》签订后，沙俄在南海活动加剧，吉林将军景淳与沙俄开始了争夺南海的殊死一搏。不同于地广人稀的库页岛和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外东北，清朝在南海一带是有实力和沙俄一搏的，因为清朝在这里有绝对的人员优势。当时的珲春协领辖区内旗民就有万余人，驻防官兵满额为450人，实际仍有327人，而流窜的沙俄官兵只有数十人。咸丰九年（1859年），有一伙俄国人登陆海参崴、摩阔崴，珲春官兵一路尾行，层层盯梢，并沿途烧毁俄人所记标记。

而在海参崴一带的大陆山地，尽管清朝始终严禁私自上山采人参，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始终未能禁绝，私留山地的人口也在万人左右，此时也被动员起来保护家园。咸丰十年（1860年），居留在海参崴以东苏城（今游击队城）的刨夫徐得林禀告称：“苏城一带，地方辽阔，山沟内素有刨夫潜居，以采捕为业。上年曾见俄国人前往履勘地势，插立标杆而返，彼时因畏官不敢驱逐。今闻广招人夫，保护山场，傥蒙免究，发给腰牌，情甘应募效劳，无须发给器械。”

除了发动人民战争外，景淳还在南海沿岸设置四十八座连营，每营数十人驻守。因为清军不擅长水战，因此吉林将军的策略是阻止俄人上岸。等到冬季结冰后，将此前已流窜至海参崴、摩阔崴的俄人一举扫清。无奈英法联军已经攻破北京，咸丰帝逃亡承德避暑山庄，农历十月初二日，《中俄北京条约》签订。还没等景淳实施计划，乌苏里江以东就沦丧了。虽然条约中仍有规定“遇有中国人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但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俄堪界后，南海一带显然保不住了，图们江口的丧失，更令南海十四岛与清朝的联系被彻底隔绝。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奉命前往外东北刺探俄情的官员曹廷杰所见到的景象，已经是“海中大小数十岛，俄人俱已插立标记，禁止华民叉海参、拈海菜、取蟹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