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差别杀人：我杀你没有理由

　　“我想做一件伟大的事来证明自己，如果时光倒流，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

　　在《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电视剧中，杀人魔李晓明在电影院手持自制枪械进行扫射，造成9死21伤的惨剧。

　　这是一场没有仇怨，任意选定目标的随机杀人事件。

　　2014年5月21日下午，台北捷运江子翠站发生随机砍人事件，事件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这正是闻名全国的5·21台北地铁杀人案。

　　而犯罪嫌疑人郑捷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剧中李晓明的原型，通过郑捷的中学好友可知，郑捷在高中时就开始，提到想要杀人，并立下了杀人誓约。

　　“不要像大人一样，说话不算话，立了约就要执行”，“如果不做更后悔”，这是郑捷对于好友的劝告做出的回应。

　　郑捷曾经透露自己求死的念头，他称当初读军校就是为了锻炼好身体多杀几个人，“多杀几个人才会判死刑”。

　　而像这样的事件在这个世界还又很多，像郑捷这样的人就在你的身边。

　　“杀谁都行，我好想明白了”，“谁也不了解我，谁也不想了解我”，“想做的事—杀人，梦想—独占新闻头条”，“不会中止，我不想中止”，“到时间了”，“曾经大人眼中的的好孩子，大人眼中的，交不到朋友”，“我要在秋叶原杀人，用汽车撞人，车不能用后就用刀杀，再见了，大家”。

　　以上是日本“秋叶原杀人事件”的凶手加藤智大在犯罪之前在互联网留言板上发布的信息。

　　这些信息是杀人预告，在我看来，更是一种求救信号。

　　25岁的加藤智大，2010年6月8日中午，驾驶一辆白色卡车在秋叶原电车站附近闹市区撞向过路人，随后持刀沿街袭击路人，造成了7死10伤的惨剧。

　　到底什么样的家庭会养出这样冷血的孩子？

　　郑捷中学时功课和人际关系都很好，活泼幽默，写的作文也是幽默风格，还成为班上传阅文章，后来上了高中、大学开始表示他想“杀人” 。

　　而加藤在小学时候“跑的很快，在班级里超有人气”，多年后，友人对加藤的形容是“头发呆呆的，很内向”。

　　汽车厂的同事表示加藤人老实，不大说话，但工作态度良好。

　　雪崩来临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我们即是受害者，也是凶手。

　　犯罪心理学家认为：“无差别犯罪”的一部分凶手，在人格特征方面表现为偏执，冲动，报复性强，内心封闭，社会交往能力差 ，而在很多情况下是拥有正常人格特征的人，没有犯罪前科，不容易辨识。”

　　行为人多数因某种社会矛盾激化，或者行为人自认为自己处于极度窘迫，或不利的社会地位，而将心中的焦虑与怨恨转嫁至整个社会。

　　郑捷自白，自己认为漫长的读书、工作很累很苦，生活压力大、没有交过女朋友，自认是个没有未来的人，想要寻求解脱。

　　“你有麻烦时，没有人可以倾诉”，是日本人际交往关系紧张的表现。

　　加藤交代了他的“悲观厌世”，“失去家人、朋友、工作，产生了无处可去的孤独感”，而他选择他最喜欢的地方犯案，也许表达了他对社会的仇恨以及被抛弃的孤独感。

　　“冲动、厌世、封闭、孤僻”是警察描述“无差别事件”杀人者的高频词汇。

　　在我国还有很多起“无差别杀人事件”，诸如：2005年福州公交车爆炸案，2012年山东荣成镇政府爆炸案，2013年厦门BRT公交车纵火案，2014年延吉25岁男子商厦砍人，2014年龙口56岁老人公交纵火，2014年广州男子当街追砍街坊…...

　　更多的无差别杀人案件作案者处于30-50岁这一年龄阶段，在57起中有36起，超过63%，我国从事一般暴力犯罪的多为年轻人在18-25之间。

　　江苏省宿迁市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朱建中分析说，中年人多发此类犯罪，有其独特的个人和社会原因，这些人一般长期缺乏家庭关爱和社会系统的支持，独来独往、一个人战斗，在消极性格、强烈畸变的心理需求下，一件小事就可能成为他们长期负面极端情绪的导火索，他们多抱有“反正自己也活不下去了，索性弄出大动静，找几个垫背”的心理。

　　而如今“无差别杀人案件”的发生提醒着我们去关注更多的社会因素。

　　靳高风表示，“这类犯罪的示范效应或传染性，与媒体的不当报道有很大关系”。

　　他们的发生多源于社会问题。

　　对多名犯罪人作过心理研究的李玫瑾对此分析说，犯罪人并不是真的无缘无故对看似不相关的人发泄，他们大都人生经历坎坷，遭遇挫折较多，并受过极大的精神创伤，他们的病态心理并不不完全是一个人造成的，可能是很多人，这些人作案时的发泄是一种愤怒的积累，指向的就可能是他遇到的每一个人。

　　如今，不明真相随意攻击的键盘侠们，贪污受贿冤枉好人的高官们以及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媒体炒作

　　等等，都在无形中将一个人推向地狱，一个社会推向深渊。

　　“政府要给社会希望,公平正义的希望，用法治的规则解决问题的希望”。

　　“无差别杀人”现象不是日本、中国独有，现已成为全球关注并“围剿”的犯罪现象。

　　犯罪心理分析、心理测试技术专家武伯欣建议，“社会问题不只能用法律法规来解决，最重要的是把问题引导到合理、健康的解决轨道中，才能逐渐将社会的各种怪象收归到法治途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