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釉里红】中国彩瓷器中的贵族

青花釉里红，俗称“青花加紫”，是在青花间用釉里红加绘纹饰的一种瓷器装饰手法。

青花，是指用青花料描绘图案花纹，然后施透明釉，在以1300C左右的高温一次烧成的釉下彩。釉里红，是指用铜的氧化物（铜花）为着色剂配制的彩料，在坯体上（或先施以青白釉的坯胎土）描绘纹样，再盖一层青白釉，然后装匣入窑，经1250C～1280C的强还原焰气氛，使高价铜还原成低价铜，呈现娇妍而沉着的红色花纹。

釉里红是我国的传统釉下彩装饰之一，它是用铜作着色剂的色料在坯体上描绘各种纹样，然后施透明釉经过高温还原气氛烧成，在釉里透出红色的纹样，故称“釉里红”。 因烧成合格品很困难，故其产品极为名贵。釉里红有单独装饰的，但大多数与青花相结合在一起进行装饰而称为“青花釉里红”。其特点既有青花的“幽靓雅到致，沉静安定”的特色，又增添了釉里红的浑厚壮丽，丰富了色彩效果，形成了高雅而又朴实的艺术风格。因此，青花釉里红瓷成为我国珍贵的品种之一。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海水龙纹抱月瓶

2019北京保利，翰海，香港汉唐国际藏品征集

甄选范围：精品瓷器、书画、玉器、杂项等。此式扁瓶系受西亚金属器影响而出现的器形，肇始流行于永宣时期，清雍正、乾隆二朝御瓷对其均有摹制与化裁，并较之原型更见清秀，在清宫的正式名称为马挂瓶。乾隆皇帝对此式样甚为钟爱，多次谕旨唐英为之烧制，存世所见品类繁多，可见当年烧造之盛。乾隆朝关于马挂瓶烧制的最早记录在乾隆二年，据该年《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之“记事档”载，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谕旨江西御窑厂仿烧一大批名窑古瓷，其中专门吩咐唐英“再将小些宝月瓶、马挂瓶各样釉水花样烧造”，以后又见乾隆三年五月初六日的“五彩马挂瓶”、乾隆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的“宣窑青花放大马挂瓶”等烧造记载。如本品青花釉里红品种的烧造，可见《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烧造磁器处》的记载，“（乾隆七年）四月初八日，内大臣海望奉旨：着照此青云白地釉里红马挂瓶画样，交江西唐英造几件送来。钦此。”多番的烧造足可证明乾隆皇帝对此类瓶式之喜爱。北京故宫博物院、香港徐氏艺术馆均珍藏有同类产品。对比档案和传世实物，清档所载“青云白地釉里红马挂瓶”所见式样有二：一为直口，器形圆硕，绘釉里红正面立龙；一为撇口，器形修长挺拔，绘饰釉里红侧面立龙。二者皆存世稀少，本品属前者式样。直口短颈，左右附饰二如意形耳，扁圆腹，圈足，造型玲珑别致，器身前后均绘饰立龙海水纹，以青花绘祥云与波涛，以釉里红绘画正面立龙火珠纹，并巧缀青花点睛。龙体雄硕遒劲，姿态威猛大气，海浪祥云于旁烘托，颇具横空出世之气概。所施青花与釉里红一色皆秀美自然，各见精彩。在清宫日常生活中，此瓶既可作为典雅的陈设瓷器，亦属上品花器，供插花之用，一如清宫旧藏《嘉庆行乐图》所绘釉里红扁壶，置于庭院案桌之上，插以春花二枝，逸致毕现。此瓶另一值得称道之处即为釉里红的烧造。运用釉里红装饰马挂瓶是乾隆朝的一项创新，瓶壁的釉里红龙发色浓艳，色调纯正并浓淡有致，显示出乾隆朝御窑对釉里红这一高难度品种的掌控已然成熟，而这又与皇帝的亲自督促密切相关。乾隆皇帝十分关心釉里红的烧造，曾主动提出对其烧成效果的明确要求，据《唐英奏折六十二号》记载：“窃奴才在京时，（乾隆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太监胡世杰交出釉里红马挂瓶一件，画样一张，传旨看明瓷瓶釉色，照纸样花纹烧造几件送来，务要花纹清真。并将古瓷样式好者拣选几种，亦烧造釉里红颜色，俱写乾隆款送来呈览。钦嘱奴才看明釉色，只领纸样，恭捧到关，即遵旨拣选古瓷、画样内好者数种，一并交窑厂协造葆广等敬谨烧造，并谕俱造釉里红颜色，务要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俟造得时奴才拣选送京恭呈御览。”皇帝的亲自要求定让当时的督陶官唐英勉力烧造。到乾隆七年，乾隆皇帝再下诏烧制本品式样时已不见之前叮嘱，可见此时的产品已颇合圣意。

清雍正 青花釉里红太极八卦纹三弦莱菔尊

此尊形制清丽脱俗，其比例大小和纹饰细节均独具一格，在雍正御瓷中极为罕见。它的原型是一款盛极一时的康熙御瓷，具体而言是一小批名为「八大码」的豇豆红釉器。此尊的比例在雍正年间曾略加调整。雍正版本虽保留了器颈下端的三道细弦纹（故康熙豇豆红釉瓶又名「三线瓶」），但器颈与口沿均略宽，与尊身的比例亦更为和谐。

本拍品的青花釉里红海水纹用细线勾勒而成，这种白描手法可上溯至康熙年间的釉里红及釉下青花纹饰。雍正时期的画瓷师虽曾采用这种画风，但相对来说并不常见。单就釉里红瓷器而言，此乃意料中事，因为铜料极难驾驭，烧造时往往问题丛生。但若像本拍品般烧造完美的话，其白描纹饰份外传神，对动态的描写更轻灵飘逸，浑无厚重之感。这类画法间或亦用于呈现自然写实的海水纹，或描绘构图规整的纹饰。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例雍正梅瓶，其釉里红海水纹远比本拍品工整甚或公式化。该瓶品相完美，所刻大小二龙留白，背景的海水纹极其工整，效果更接近背景图案，而非写实的海水波涛。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藏一例刻白龙纹盖罐，其背景的釉里红海水纹与北京故宫梅瓶相若，此器突显了这类笔法细腻、汹涌起伏的釉里红海水纹之烧造难度。台北梅瓶的铜红料在釉内有晕散的现象，更有几处渗出釉面。波涛的线条略为模糊不清，整体效果流于厚重，这绝非画瓷师所欲也。颇堪玩味的是，此瓶虽有瑕疵，但仍被纳入清宫御藏，可见釉里红纹饰烧造难度大乃公认的事实。一件有瑕疵的釉里红海水纹瓷瓶尚珍若拱璧，则波涛纹理清晰如本拍品者，可以想象昔日在宫中何等罕贵。

此外，本拍品的青花纹饰由太极图和八卦构成，效果颇引人入胜。太极图为黑白二分之圆形，用以代表阴阳太极，有无极图和两仪图之分。太极图又分五层，此尊的太极或阴阳符号实则来自第二层。至于提出阴阳互为其根者，乃南宋儒家理学宗师朱熹（公元1130–1200年）。太极图首见于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公元1017–73年）所著《太极图说》，书中融合了释道二家学说和《易经》的玄学理论。此说后发展成为新儒家宇宙观的一个重要概念。太极图与八卦的结合，即所谓的「天地自然河图」。至于率先在太极图增添旋涡纹的应是赵撝谦（公元1351–95年），并发表于其1370年代的著作《六书本义》。本拍品亦结合了釉下青花太极八卦纹。明代编印的道家经典中，太极图有若干变奏，将此图简化为两个相扣漩涡者，似乎是明代作家来知德（公元1525–1604年）。明代较后期，太极图始结合古代河图的二黑白圆点。众所周知，雍正帝笃信儒家治国经世之说，且深以儒家的政治理念为然，更常引经据典作为施政之理据。他还引用孟子有关道统的论述，来为满清入主中原辩护。雍正亦醉心禅宗，这对其治世之道不无影响。但他为人十分迷信，故热衷于道家学说，除了参酌命理卦象，对道家的长生之术亦深信不疑。由此可见，此尊以太极八卦纹为饰实不足为奇。

清乾隆 唐英制青花釉里红狮子戏球蒜头瓶

本品造型取法于秦汉铜器——蒜头瓶，忠实地摹制了六瓣瓜棱蒜头状，长颈鼓腹，颈饰弦纹，显然是取自内府典藏的古器为范而成，并且是历史上瓷质蒜头瓶当中与原物外型最为相近的，它与万历时期粗拙厚重的风格完全不同，彰显出乾隆时代的摹古考究精神。其外型忠于原物，追求俊秀古雅之美，于此基础之上则赋予新的装饰风格，宣示皇家的审美品味。故而加以修饰改进，将六瓣瓜棱口绘成六瓣莲纹，以增其高雅；将颈部弦纹改为三道，以增其挺拔。通体上下绘七层纹饰，过渡清晰自然，主题纹饰为三狮戏绣球图。一狮仰首顶球，一狮回首扑球，一狮前趋追球，以青花绘头尾眼睛，以釉里红绘狮身毛发；以青花绘飘带，以釉里红绘火焰。红蓝相间，互为辉映，在莹润细白的釉面衬托之下，令人顿生惊艳之美。其用笔精细，对三狮之刻画纤毫毕露，毛发茸茸之感尽现眼前，神态之憨拙逼真，更彰内府良匠状物之能事。瑞狮戏球为中国古代艺术品喜闻乐见的装饰，尤得皇家所爱，在瓷器上以明代宣、成二朝官窑狮球碗罐最为著称，本品瑞狮形象较前更为写实入微，动感强烈。而以青花釉里红来装饰狮球纹则是乾隆一朝的首创，体现彼时榷陶御窑厂锐意创新，勇于探索。青花和釉里红是两种不同的呈色剂，钴与铜烧成的温度和气氛要求不同，故烧制成功的难度极大。观雍乾御瓷青花釉里红制品，青花浓重时则釉里红发色暗淡，釉里红鲜艳时则青花灰暗，两全其美者，百中不见一二，历为榷陶者所伤神。而本品之青花与釉里红均鲜妍欲滴，恰到好处，益见其难能可贵。佳器必出良工之手，本品为乾隆御瓷青花釉里红之翘楚，必是名窑所出，独特的底款则昭示其不凡之身份。其六字篆款间隔疏朗，大气而稳健，占底足的面积比例明显大于一般官窑琢器。而“乾隆”之“乾”字书写篆法别具一格，将左边的“曰”字写为“由”字。检视当今存世实物，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与之相同，但此类写法可参考者寥寥无几，颇为珍罕，其余几例尚见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海天浴日图印盒”、“青花釉里红喜鹊海水印盒”、北京国家博物馆藏青花釉里红临孙过庭书谱笔筒、望星楼典藏“乾隆青花釉里红松鹿大瓶”、广东博物馆收藏“乾隆青花隶书诗文笔筒”。以上列举器皿都具有乾隆早期御瓷的典型风格，写款无疑皆出一人之手，国博藏笔筒上更有唐英“陶成堂”落款与上博笔筒之唐英落款更一起证明，此类写款器物属于唐英榷陶之佳作，尤为钟情釉里红的使用，并且发色上乘，均鲜妍夺目。当为唐英受到乾隆斥责之后精心改进窑务烧制而成的佳器，这段史实可见于《唐英瓷务长编》。在乾隆初年，乾隆帝对御窑厂作品“远逊雍正年间所烧者”的现象颇为不满，屡屡责问唐英。在乾隆三年十月，明确下旨说：釉里红梅瓶红龙颜色不好，往好里烧造。在这种压力下，唐英必当努力恢复青花釉里红的制作，以复皇命，遂有此“花纹清真，釉水肥润，颜色鲜明”之御窑精绝之作。关于此类独特珍罕御瓷的具体制作时间，上海博物馆收藏“粉彩米芾赐砚图唐英题诗笔筒”也可以为我们提供研究的重要信息。该笔筒敷色特征与雍正者无异，若掩去底款难分雍乾，可以断定该笔筒距离雍正一朝的时间极为短暂，据此可以肯定此式款字出现时间极早，是乾隆初期景德镇唐英任督陶官时使用的独特字体。然其存世罕见，恐因其使用时间甚短之故。关于乾隆御瓷款式问题，在乾隆登基之初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沿袭雍正朝的写款传统尤为正常，故楷篆并重，故目前尚见有乾隆六字两行楷书款的器物，直到乾隆二年十月始有专谕下发。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江西”记载， 乾隆二年十月十三日，乾隆皇帝批谕“窑上若另有旧样，仍随新样烧造。盘，碗，盅，碟俱用篆字，款要周正。” 乾隆皇帝要求御窑厂烧造盘碗忠碟等圆器都书写篆款，要求写得规整端正。但乾隆皇帝并不满足于此，三天之后在下发谕旨一道：“于十月十六日：司库刘山久、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毛団、胡世杰、高玉交篆字款纸様一张，传旨以后焼造尊、瓶、罐、盘、钟、碗、碟磁器等，倶照此篆字款式轻重成造。钦此。” 在最新的谕旨中，乾隆皇帝似乎对篆款情有独钟，并且专门提供款样，要求以后烧造所有御瓷皆照此样书写篆款。检视档案文献，可知乾隆官窑瓷器款识曾有前后之别，今日所常见者应为乾隆钦定之篆字款式，烧制于乾隆二年十月以后。而烧制于此之前的篆款器皿，应该就是本品之篆款，其前后施用时间不足两年，故传世所见稀少。由此可推断，本品应为乾隆元年或二年唐窑之间的唐窑名作，其存世异常珍稀，相同之作仅见二例，分别为上海博物馆、香港葛氏天民楼典藏，可资参考。

清乾隆 青花釉里红缠枝莲纹梅瓶

此件青花釉里红花卉纹梅瓶是乾隆官窑早期仿永宣中的绝佳上乘之作。此瓶圆口，短颈，丰肩，鼓腹，收腰，圈足。颈部与底胫部饰一周蕉叶纹，瓶腹绘满缠枝莲纹，莲花硕大饱满，莲瓣层层打开，露出花心，柔美娇嫩，莲叶舒展，缠绕于花间。底部落款「大清乾隆年制」。整器隽秀典雅，一如佳人玉立，胎釉精良莹亮，纹饰层次丰富。釉里红一色妍丽而不炫，恰如其分，含蓄之美宛如美人初醉，与青花苍妍深沈之色，相互辉映。此烧造工艺繁复，讲究物理变化之妙，本品二色俱佳，殊为不易，青花与釉里红均鲜妍欲滴，恰到好处，益见其难能可贵。本拍品具有显著的清乾隆时期梅瓶的特征，乾隆时期的梅瓶肩部特别丰满，几乎成一条直线，腰部以下收得较直。其纹饰、青花发色带有明显的仿照明代永乐、宣德青花烧造的特点，永宣青花备受乾隆帝推崇，明永宣两朝的30余年里烧造的青花瓷，在青花瓷烧造历史上堪称稀世珍品。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乾隆帝曾多次责令景德镇御窑厂慕古创新，研习永宣青花烧造技巧。此件梅瓶，以花卉纹为饰，题材与15世纪早期流行的海水云龙纹大不相同，更突显梅瓶的雅致，既慕古，亦创新，为乾隆官窑早期的仿明代宣德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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