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弱的宗主：胎死腹中的嘉靖帝远征越南畅想

1527年，越南黎朝随着内乱而正式分裂为南北对立的两个阵营。崛起的新贵在红河流域成为霸主，而前朝旧部在南方苦苦支撑。但双方的强弱之势，并不完全依仗控制领地的面积和人口数量。这种长期对峙，也就成为了越南进入近代史阶段后的常态。

在北方的明朝，自然也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超乎很多人的认知，一贯不以发动战事而著称的嘉靖皇帝，曾经有过借机进攻越南的想法。但由于诸多并不复杂的因素，这次战争仅仅停留在了畅想层面。以至于今天的大部分人，都对此事缺乏了解。

莫朝与黎朝的对峙

越南在15世纪中大肆扩张

15世纪中后期，依靠抵抗明军进攻而崛起的越南黎朝，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盛世。依靠同明朝军队的长期作战经验，越南人不断向中南半岛的其他方向扩张。其影响力甚至向南抵达马六甲，向东辐射到琉球王国。无论是旧敌占城，还是西面的暹罗、真腊，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就连大明西南边陲的云南地方土司，都时刻需要提防来自东南方向的敌人。

然而，任何穷兵黩武之举都会让始作俑者付出相应的代价。黎朝一方面对外不断用兵，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对内加强集权管制。为此，黎朝必须压制自己当初赖以生存的地方势力，并不断扩编中央常备军规模。在这个过程中，大量赤贫阶层出生的人被扶上了高位。但他们的权势并没有传统的社会根基做保障，所以很容易觉得自己势如危卵。当黎朝皇权因为地方派和新兴官宦的乱斗而衰败，其中的佼佼者便足以出来取而代之。

行五出身的 莫登庸

1527年，已经被封为安兴王的权臣莫登庸开始发难，逼着黎恭帝禅让皇位。在得逞之后，他又逼着前朝旧主自杀，并开始大规模清洗黎朝的官员队伍。由于此前他已经利用联盟和军事手段，击败了许多地方派势力，使得自己可以用掌握的中央军掌控局势。

在莫朝的淫威之下，一些黎朝的宗室选择躲避到南方的起源地--清化。他们在当地获得了残存的地方派支持，得以拥兵自保。这便是越南历史上的南北朝起源。尽管莫朝在表面上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和人口优势，却始终无法将黎朝残余势力都连根拔除。清化当地本身就是越南几百年里征服的新土地，也是屡屡发兵南下的前进基地。所以，地方派具有比北方宗族更强的实力。这也是那里先后成为陈朝残余实力自保、黎朝崛起反扑和退守的留居地原因。

越南的最富庶地区落入莫朝之手

同时，由于大航海时代的稳步推进，更靠南方的黎朝也更容易获得来自中南半岛其他地方的技术输入。这就让黎朝后裔可以依靠不断加强的水军、象兵和火器部队，守住自己的狭长之地。莫朝的军队纵使规模庞大、武器数量繁多，也只能让长期对峙持续下去。当南方的黎朝士兵开始接触火绳枪或来自欧洲与穆斯林世界的火炮，北方的莫朝士兵还在使用古老的火门枪、神枪和小型土炮。

不过，让莫朝没有想到的是，新的威胁开始在他们的北方形成。已经多年不曾干涉西南事物的明朝，突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准备对其下手。而且，明朝方面的原始动力，也是让莫朝僭主和今日大部分读者所无法理解的内因。

南方的黎朝势力更早接触到近代火器

大礼仪斗争下的外部投射

由旁系入主皇权高位的嘉靖皇帝

在莫氏家族夺取越南大部分控制权的同时，北方的宗主国明朝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聚变。由于明武宗的突然猝死，源自朱棣的直系皇族绝嗣。尚未成年的朱厚熜以支系身份入驻北京，成为了著名的嘉靖皇帝。

由于这段意外，受到改变的不仅仅是明朝皇帝一人，还有整个明王朝的政治氛围。此前的诸位帝王，无论能力、脾气和个人喜好如何，都带有朱棣留下的蒙古式作风。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吸纳蒙古帝国的各类技术性遗产，去同中原的士大夫阶层形成统治联盟。士大夫们虽然地位更低，但却可以抱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反过来限制皇帝所做所想。皇帝则需要培植太监和厂卫机构，反过来再对士大夫们形成遏制。

成化时期 进贡狮子的中亚来客

随着嘉靖皇帝的登基，天子由接受经典皇室教育的子孙，变成了来自乡下的圈地土财主。因此，朱厚熜对前几任皇帝所倚重的技术性势力都不太感冒。原本就稳步提升话语权的儒家士大夫们，又将这次变天视为自己进一步控制全局的好机会。所以，小皇帝的出现，实际上激化了明朝宫廷内外的矛盾。文官们依照传统礼法，希望加强影响控制。皇帝也不愿受制于人，拼命用各种手法进行对抗或反击。

但因为嘉靖自小生在受到多重限制的地方王府，所以思维模式与策略选择也都偏向文弱的士大夫。这也是他搞出著名大礼仪斗争的原因。在他主动遣返了明武宗留在京师附近的边军队伍后，实际上就是放弃了以将领阶层压制士大夫的最便捷手段。作为代价，他就必须寄出各种儒家式的纲常伦理，和朝臣们打着经年累月的嘴炮消耗战。除了皇帝身份外，最大的杀手锏便是锦衣卫与东厂一类的恐怖机构。

锦衣卫成为了嘉靖手里的唯一可靠武力

大约在莫朝控制越南大部分地方后，嘉靖皇帝实际上也发现斗争必须从京师延伸向外省。在越南的南北两方都厉兵秣马之时，大明朝皇帝也忙着打压历代皇帝留下的外戚集团、不听话的士大夫官员，并修改科举制度，还要重新丈量土地以便加强税收。

也是为了体现自己的能力和强硬，没有太多涉外经验的嘉靖力主在外番势力面前秀肌肉。一系列前人留下的问题，又恰巧在他任内暴雷，更坚定了他走强硬路线的决心。然而，作为主要对手的蒙古部族却已经不是明军所能轻易出击搞定的对象。倒是被视为国防中坚的边军部队，屡屡因为待遇太低而爆发兵变，害的皇帝只能对他们施行怀柔赦免。于是，嘉靖为了继续保持强人形象，便将目光投向了陷入内战的越南。

文弱的嘉靖 也需要军事胜利来竖立强人形象

无力实施的大规模远征

攻打莫朝的任务 最初交由广东当局执行

1537年，嘉靖注意到越南已经有20年没有遣使明朝朝贡。显然，这主要是因为越南自身陷入了长期内乱，无暇顾及外交活动。明朝朝廷也第一次注意到，原来和自己打交道的黎朝已经被莫朝推翻。恰逢一名黎朝宗室的使节来北京，要求嘉靖帮助自己的王朝对抗篡位者。大明皇帝便决心利用这个机会，在前人不得不撤出的南方亮剑。

这年5月，嘉靖首先已经下达了动员令，要求两广的地方官准备进入越南的军队。但广东地方官却表示进攻越南并不明智。随即，各地官员都开始推脱动员之责，让远征根本无法成行。无可奈何的皇帝在9月又旧事重提，预想的战争也就被拖到了下一年。然而一直到1538年的5月，准备工作还停留在设想层面。最后，一则关于远征开始就需要消耗200万两白银的报告，让嘉靖彻底选择了放弃。

莫朝统治者最后还是选择了主动投靠

越南北方的莫朝，对于明朝军队的可能来袭也不是没有听闻。为了避免两线作战，他们主动将部分边境地区交给明朝，并将自己国内的名册和田册也都上交明朝。可谓是给足了嘉靖皇帝面子。后者也在获得自己上位后的首次对外大胜后，不再过问越南方面的事物。越南的南北两方，也在1546年开始了新一轮拉锯战。作为宗主的明朝，完全没有帮助莫朝的意思，一直坐视对方在1592年被打出大半个越南。亦如当年无力保护占城、暹罗和老挝那样。

当然，各地官员对于嘉靖皇帝的动员抵制，绝非单纯的拆台不合作。相反，这完全基于地方官员对于同时代明军实力的直观认知。相比之前的成华到正德年间，日薄西山的明军已经因为内部问题而进一步弱化。尤其在嘉靖本人清洗了前任留下的边军将领后，实际上失去了对于大规模军团的调集能力。这也是明军无力向几十年前那样派出京营和边军一同出战压阵的原因。前者的火器部队和后者能提供的蒙古骑兵，却已经是明军阵营中的顶尖力量了。

京营和边军到嘉靖手里 已经不堪一击

既然皇帝直属的京营不能战，时常哗变的边军又难以调动，那么远征势必由两广等地的地方部队执行。然而，各地官员都比皇帝清楚，基于王朝初期设立的卫所制度实际更加不堪。除了军官和他们指挥下的少量战兵，大部分军户沦为负责供养他们的农奴阶层。在任何有需要的时候，他们还要为地方的文官奉献无偿劳动。因此，除了勉强维护地方治安，这些卫所兵实际上没有其他的军事用处。

明军的第三类选择是各种民团。其中既有地方上的宗族势力，也包括各土司领内的封建武装。但嘉靖时代还不是后来相对务实些的隆庆-万历两朝，所以官府对于这类灰色群体大都采取否认态度。加上糟糕的财政制度，也让这些民兵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军饷作战。而土司们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也不可能为明军完全出力。只有对手是与自己存在竞争关系的其他土司，他们会为了争夺人口和地盘而战。当目标换成了保有大量常备军的越南，大部分土司实际上都非常畏惧。

狼兵并非嘉靖所能充分调动的力量

最后，我们还可以通过第三方的观察，预测下当时明越双方军队的实际水准。

根据当时经常活跃在亚洲沿岸的不同葡萄牙人记叙，包括广西土司提供的狼兵都不是非常善战的力量。但正是这些狼兵，在实际上构成了明朝在广西的大部分军事力量。至于广东地区的驻军，也比狼兵更为不堪。大部分步兵无法有效使用手里的武器，少量骑兵也需要依靠培养自海南岛的矮种马作战。这一情况在京营和边军还能增援的情况下，尚不明显。一旦真正的外援断绝，就马上显露无疑。

越南军队一直被观察者认为优于明朝

在谈及越南军队的势力时，他们的大规模火器部队、水师都给西方观察者以极高的评价。虽然武器的革新速度慢于中南半岛的其他地方，但越南军队在组织水平和善战程度上都更胜一筹。依靠更多合格的武器数量和更加敢于作战的士兵，获得高于明军的评价也就不奇怪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幸好嘉靖时期的越南攻略畅想没有执行。否则这位差点被宫女干掉的皇帝，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更臭的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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