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晚宋前期君臣对蒙古军事情报的认知是怎样的？
此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摆脱金朝的控制，野狐岭一战大败金军。自此，蒙古之兴起令宋朝重新审视其与金朝的关系。但是蒙古兴起之初，宋朝君臣对蒙古的认知仍是宋高宗、孝宗以来的模糊认识，而没有更多关于蒙古军队及战斗的直观了解。
成吉思汗未统一蒙古诸部落前，蒙古作为北方生活的部落民族，在宋朝君臣的认识中较为模糊，依然延续着此前通过间接途径获知的信息，即以蒙古和金朝之间的战事为主要传递渠道的信息途径。庆元元年（1195）八月，宋宁宗和朝臣的对话颇能说明问题：京镗奏云：“近来金虏被鞑靼侵扰，传闻不一。然虏情叵测，须预为之备。但兵力未裕，国力未强，正须讲究。”上曰：“近年储蓄，亦未甚裕。”谢深甫奏云：“诚如圣训。但恐机会之来，有不可失......”于是诏内外主帅，照所陈事理密切条具，并除程限半月奏闻。
因为金朝被蒙军的侵扰，始知蒙古军队的活动情况，但实际战况不明。庆元二年（1196）二月，左丞相余端礼又向宋宁宗奏言：“近日闻北边为鞑靼侵扰，已焚了凉亭、金莲川（今河北沽源东）等处，去燕山才六、七百里。”边防邻国金朝被鞑靼的侵扰，并且对金朝的打击严重。因为宋金相邻，且在此之前时战时和，所以而金朝的衰弱会直接影响到宋朝，所以，宋朝君臣便有获取关于鞑靼蒙古军事情报的想法。
庆元三年（1197），南宋派遣使者卫泾出使金朝，贺金主生辰。临行前宋宁宗宣谕，令卫泾在金朝探询查访有关蒙古的情报信息，实际就是关于蒙古军事方面的情报，并且要低调行事，不可张扬。卫泾对此“夙夜究心，道途往来，必加体问”，在金朝“防闲甚密”的情况下，获得对蒙古各方面的初步认识：大抵北虏狃于宴安，习成骄惰，非复曩时之旧；而鞑靼生长西北，其人骁勇剽悍，地产壮马，加以新集之众，意气方锐，攸来忽往，捷于风雨。观察金朝牛马军需犹且不足后，认为：鞑靼诸种，虽未足以灭虏而侵扰者众，转斗未休，久而祸结兵连，必至民愁盗起，危亡之兆，端在于斯。卫泾出使回来的报告，及蒙古侵扰金朝不时传回的情报，令宋朝君臣过高估计了蒙古对金朝的打击，或可说，过低估计了金军在蒙军打击下残存的战斗力。此情况下，乃有南宋使臣赵善义在金朝说出“尔方为蒙古部落所扰，何暇与我较？莫待要南朝举兵夹攻耶！”的话语。
赵善义所言并不只是代表他自己言论，而是宋朝君臣对现有局势情况下的初步判断。及至嘉泰四年（1204），邓友龙贺金正旦中获得消息：“具言虏为鞑所困，饥馑连年，民不聊生，王师若来，势如拉朽”。时任宰相的韩侂胄在获知这些军事情报后，加上其有恢复中原故土、建功立业的志向，便发动对金朝的北伐战争，最终战败，签订嘉定和议，而韩侂胄本人被枭首送往金朝。韩侂胄战前搜集军事信息方面的研究，前人从宋朝对金朝的军事准备、内政了解等方面分析，而忽视宋朝对金出兵的一项重要原因便是金朝受蒙古军队打击，正确估量金军在此情况下相较于宋军的战斗力，虽有如魏了翁在战前反对之辞：“金虽病鞑，然地广形强，未易猝图，惟当急于内修，缓于外攘，以俟可为之时。”但宋朝君臣没有更多可资参考的蒙古实际军事情报，进而不能估量金军损失及战斗力，宋朝进攻受挫最终败阵或可估量。
总之，宋人在此阶段对蒙古军队及战斗力等方面的认识由蒙古进攻金朝的间接情况得知，总体印象还很模糊，多数有关蒙古的信息不能凿实。此情况下，宋朝便想更加具体的了解蒙古，而蒙古也有意南下联络宋朝。随后阶段，宋蒙互派使臣，并且因为宋金战争了解更多。从蒙古兴起到宋蒙联合灭金，宋蒙开始直接对峙之前，南宋对蒙古的认识是一个由间接到初识，以至全面认识的过程，获取的关于蒙古军事情报亦是一个由间接模糊到直接准确，对蒙古的军事情报更加贴近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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