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针对教堂的暴力活动，会波及国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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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毛克疾】

2019年4月21日，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及附近地区连续发生8起爆炸事件，涉及至少3座教堂及3家酒店和一个住宅区，造成包括2名中国公民在内的至少29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由于伤者众多，遇难人数还可能进一步上升。

死亡人数众多、国际影响巨大，这场恐怖袭击被视作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暴力事件。但是，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次恐怖袭击与斯里兰卡以往的恐袭事件有着本质的不同，意味着一种国际恐怖活动可能正在成为新的范式。

爆炸瞬间

四战之地与乱斗之国

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追踪南亚时政的观察人士，对这次恐怖袭击的第一反应都是奇怪：针对教堂的暴力活动为什么会波及国际酒店？为什么要用自杀袭击，而不是南亚地区更常见的骚乱和私刑？从目前披露的情况看，这次恐怖袭击事件完全可以说是一场“非斯里兰卡特色”的恐怖袭击，与该国以往常见的宗教-民族冲突从性质、方式到影响、后果都有巨大的不同。

斯里兰卡的宗教-民族结构呈现“一大三小”的特点。根据201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在斯里兰卡2000多万的总人口中，主要分布在中南部、信仰佛教的僧伽罗人占70.1%左右，是斯里兰卡的主导民族；主要分布在北部、信仰印度教的泰米尔人占12.6%左右；主要分布在东部、信仰伊斯兰教的斯里兰卡“摩尔人”和马来人，占9.7%。此外，斯里兰卡还有占人口比例达7.6%的基督徒群体，他们集中分布在斯里兰卡西北部，大部分是被葡萄牙、荷兰、英国传教转化的本地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

斯里兰卡各宗教地理分布（图/维基百科）

在一个面积不大、人口稠密的小岛上，分布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四大宗教社区，再加上历代欧洲殖民者尤其是英国当局“分而治之”的政策扭曲，使斯里兰卡成为宗教-民族冲突的乱斗之地。

虽然斯里兰卡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民主政体之一，但在主体民族僧伽罗人中盛行的佛教-僧伽罗沙文主义裹挟下，“国族国教思想”和社群排除政策却在斯里兰卡长期存在，成为佛教徒-印度教徒矛盾，佛教徒-穆斯林矛盾和佛教徒-基督徒矛盾的根源。

一场非典型暴恐袭击

历史上，佛教徒僧伽罗人和印度教徒泰米尔人之间的矛盾一直是斯里兰卡具有压倒性的主要矛盾，由此引发的斯里兰卡内战以烈度高、时间长而闻名于世，以至于很多人听闻爆炸袭击新闻时第一反应就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死灰复燃。

泰米尔猛虎组织最高首领普拉巴卡兰（资料图）

当年英国殖民当局为了推行“分而治之”策略，向斯里兰卡引进了一大批印度泰米尔人，并给予入学、招工、公务员岗位等特殊优待。在斯里兰卡独立以后，这些英国人用来压制本土僧伽罗人的“帮凶”就成了僧伽罗民族主义者打击的重点对象。

例如，斯里兰卡1948年通过的《锡兰公民权法案》就在事实上排除了其境内的印度泰米尔人获得斯里兰卡公民权的可能性；再如其1965年通过的《僧伽罗语法案》限定僧伽罗语为斯里兰卡唯一的官方语言，限制了泰米尔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影响力。民族排除政策造成了斯里兰卡境内泰米尔人的高度不满，1983年以后斯里兰卡陷入了长达25年的激烈内战，直到2009年政府军彻底击败泰米尔猛虎组织才告一段落。

虽然泰米尔极端分子也曾袭击旅游酒店以博取国际影响力，但泰米尔人和基督徒同受僧伽罗沙文主义压迫，专门挑选宗教节日袭击教堂显然很难解释得通。

比起与泰米尔人的矛盾，佛教徒与基督徒的矛盾烈度要低得多。

斯里兰卡基督徒绝大多数是欧洲殖民者转化的本地土著居民，其中由葡萄牙传教士转化的天主教徒占85%，由荷兰、英国传教士转化的新教徒占15%。

英国在统治斯里兰卡期间也曾试图构建一个说英语、信仰基督教的本地中间阶层，因此在很多佛教-僧伽罗民族主义看来，斯里兰卡基督徒是本民族的叛徒，是殖民者的帮凶，是消灭斯里兰卡传统文化的前锋。时至今日，斯里兰卡各地的教堂仍经常被僧伽罗民族主义者骚扰、围攻、甚至焚毁。

例如，根据本地英文报纸报道，进入2019年以来斯里兰卡各地的教堂已经连续在11个周日遭到暴民骚扰和袭击。无独有偶，4月21日的暴恐袭击也发生在周日，且正值基督教众庆祝的复活节，这不得不让人怀疑爆炸袭击的始作俑者可能是僧伽罗沙文主义者。

但是，如果袭击者是僧伽罗民族主义者，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在袭击教堂的同时，选择国际酒店作为目标，这显然不符合僧伽罗民族主义者追求的社会影响力。

此外，佛教徒僧伽罗人与穆斯林的矛盾，这组矛盾近年来陡然兴起，值得特别。

历史上，斯里兰卡的穆斯林被认为是阿拉伯商人和移民的后代，因此被称为“摩尔人”，尽管他们大多操泰米尔语，但是在斯里兰卡独立以后，穆斯林组织却大多选择和主流僧伽罗政党合作。总体而言，佛教徒与穆斯林关系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较为融洽，直到最近几年才爆发大规模冲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较为复杂微妙：

一是斯里兰卡穆斯林群体近年来和中东海湾国家往来频繁，斯里兰卡各地新建了许多清真寺，并加强了传教活动，这引起奉行“国族国教思想”的僧伽罗群体的高度警惕；

二是在基督徒、印度教徒占斯里兰卡总人口比例持续下滑的背景下，斯里兰卡穆斯林人口逆势增长，这同样引发了占优势地位的僧伽罗群体的警惕；

三是在僧伽罗佛教徒和泰米尔印度教徒矛盾缓和以后，僧伽罗群体仍处于动员状态，因此他们将目标对准说泰米尔语的穆斯林群体上。

在这些因素的诱导下，2017年以来，斯里兰卡国内爆发过多起佛教徒和穆斯林的大规模冲突，其中最著名的是2018年2月爆发的安帕拉暴乱 (Ampara Riots)，为此斯里兰卡政府还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安帕拉暴乱（资料图）

然而，如果是本地穆斯林暴乱分子的报复性行动，那对象理应是僧伽罗佛教徒集中的寺院或者具有历史宗教重要性的佛教古迹，选择教堂和酒店作为袭击目标并不合理。

真凶罗生门

从目前披露的涉案人员信息看，斯里兰卡自杀式恐怖袭击事件很可能与本国宗教民族冲突关系并不显著。既然不是泰米尔极端分子，不是僧伽罗沙文主义者，也不是本地穆斯林暴乱分子，这场恐怖袭击的真凶究竟是谁？

虽然关于这起恐怖袭击的诸多细节还未披露，但从自杀式袭击的作案手法、教堂与酒店的目标选择，和制造国际影响力的行动目的就能看出，这起袭击与国际恐怖组织可能密切相关。也许，策划、实施恐怖袭击的确实是斯里兰卡人，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也更接近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本地穆斯林社区。

既然始作俑者大概率是国际恐怖组织，那为什么偏偏选择的是斯里兰卡？一方面选择斯里兰卡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可以说是斯里兰卡“运气”不好；但是另一方面偶然中也蕴含着“必然”：

一是斯里兰卡国力较弱，由于长年内战、国内暴力事件频发，在安保、安检和治安层面存在大量漏洞和隐患，这为国际恐怖分子在斯里兰卡境内实施行动提供了便利，而相比之下想在美、中、欧、俄、甚至印度等大国策划、实施相同规模的恐怖袭击都要困难得多。

二是斯里兰卡国内存在“深受委屈的”穆斯林群体，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国际恐怖组织的行动与本地穆斯林社群可能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却可以和本地社区政治议程发生共振，“伸张”本地社群的“冤情”，并把本地的民族-宗教冲突变成“全球圣战”的一部分，而本地“冤情”也正是滋养国际恐怖分子的土壤。例如，一方面本地穆斯林“愤青”参加“伊斯兰国”等国际圣战运动；另一方面，他们又在伊斯兰国崩溃以后又流散回国在本地实施恐怖袭击。

三是斯里兰卡近年来总体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旅游业发展较快，这为国际恐怖分子实施袭击获得较大的国际影响创造条件。相同规模的恐怖袭击，如果发生在越稳定越繁荣的国家，就能引发越大越激烈的国际舆论影响，但如果发生在比利亚、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国，可能根本不足以引起波澜，因为舆论早已习以为常。

安保能力弱，本地有“冤情”，再加上近年来经济发展良好，可能正是这三个条件构成了一场“‘完美’风暴”，使得斯里兰卡不幸成为国际恐怖主义选择的实施对象。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泰国、菲律宾、尼泊尔、坦桑尼亚、肯尼亚、尼日利亚这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的国家，恐怕要提高警惕，尽力降低恐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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