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107枚子弹击毙，这对雌雄大盗曾影响美国一个时代

在美国FBI的官网上，“邦妮和克莱德”一案被访问了无数次。

案情简介是这样开头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杀人犯，以及他那个爱抽雪茄的快枪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骑警的伏击中遭到射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戏剧化、最跌宕的伏击行动之一。

当天早些时候，

由德州前游骑兵队长Frank Hamer率领的队伍，在一条小路上埋伏，屏息静待那辆从远处开来的福特V8。

9点15分，目标从远方驶来，以每小时85英里的时速冲进了这个精心罗织的死亡陷阱。

Hamer认出了那辆车，司机正是通缉犯克莱德。

六枝自动步枪一起向车厢扫射，

枪声之大，Hamer说他的耳朵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聋的。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六名骑兵一共发出了167枚子弹。

几乎未经抵抗，这对“危险的美国情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

据法医统计，约莫107发子弹射入了两人的身体。

即使邦妮从未被判死罪，她的身体还是被50余发子弹打成了筛子。

总指挥官Hamer事后对媒体说：“我讨厌对一个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着的时候。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时间倒回至1930年代初。

彼时，“美利坚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翻开中西部的地方志，大量的笔墨用在了记录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万美国人成了流民，还不上钱的农民成了银行的佃农。俄克拉荷马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贫富间却有着非常壮观的差距，衣着体面的富人依旧开着漂亮的轿车。”

和其他达拉斯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克莱德也共享着那个时期差不多的贫困。

在加入海军的申请被拒之后，

他便和哥哥一起，干起了抢劫、偷车的勾当。

1930年一月，克莱德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正在制作热巧克力的邦尼。

当时邦尼19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迫于贫穷，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后院”之称的西达拉斯贫民窟，而辍学后的生活就是一份没有出路的端盘子工作。

几乎是在一瞬间，邦尼就爱上了克莱德的孩子气。

“他穿着西服和开车的样子让我着迷，尽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来的。”

很快，她就适应了克莱德的“生活方式”。

1932年出狱后，克莱德和邦尼招募了几名同伙，开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兰奇。

这一年4月，克莱德与同伙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间小店时闹出了人命。

不过，这并非他第一次杀人。

在 Eastham 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仅要忍受狱警的虐待，还要忍受一个犯人的鸡奸，一气之下，克莱德用铅管敲碎了他的头骨。

两年后，刑满释放的克莱德因前科累累，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

克莱德对母亲说：“他们不会让我自由的。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地狱。”

而面对巴罗邦的成员，他则强调：“犯罪的最终目的不是发财，而是要为自己待过的 Eastham 监狱带来变革。

【从通缉犯到美国偶像】

从1932年起，巴罗帮就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两年间，他们沿着美国中西部的洲际公路，撕出了一条血路。

当他们最终在Bienville教区附近被捕时，已有13名被害者遇难，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无辜平民。

这足以让巴罗邦与同时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敌”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纳尔逊齐名，在美国“犯罪名人堂”里争得一席。

彼时，美国警察并无权跨州执法，巴罗邦游击战式的跨州作案，让各州警方都很头疼。

而美国大众却似乎被他们罗宾汉式的冒险深深迷住。

新闻出版社喜欢称他们为“亡命路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面容姣好的无名之辈，在银行不为人所喜之时，对其进行了抢劫。”

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作者认为“他们年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

而邦尼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让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之愿望显得无比真挚。”

1934年的复活节，克莱德一行又在德州一个小镇枪杀了两名公路警察，这时，民意才开始转向，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后，60岁的警察坎贝尔成了巴罗邦的最后一件牺牲品。

此时，德州及联邦警察发动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论，务必要将他们全都问罪。

1934年的春天，巴罗邦的好运气用尽了。

几周后，为了争取儿子能够从宽处理，梅斯文（巴罗邦成员）的父亲配合警方，将邦妮和克莱德引到了那条僻静的小路上。

每隔一段时间，一伙人会回到其中一人的家乡探望亲人，这一点正成了警方设置埋伏的启发性线索。

在邦妮和克莱德被射杀以后，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官的到来。

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疯狂地涌入车中收集“纪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莱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带走了邦妮满是血迹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头发。

当验尸官韦德来到现场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搜刮来的“纪念品”，

从金属子弹外壳，到车窗抖落的银色玻璃碎片。

二人的死讯传开后的12个小时内，

小镇的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们纷纷从不同的州、市赶来，想要一睹一代大盗的遗容，当地酒吧的啤酒价格因此而涨了一倍。

几天后举行的葬礼也是热闹空前。

粗略估计，约莫有两万人前来参加邦妮的葬礼。

许多人送来了鲜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会公敌”约翰·迪林杰。

其中最大的一束来自达拉斯的报童，因为死讯使得报纸的销量飙升。

很快，邦尼的坟墓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化妆盒，仿佛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邦妮的葬礼，送行队伍规模巨大。

因为人太多，葬礼附近甚至支起了卖爆米花和糖果的小摊。

克莱德的葬礼同样引来近万人围观，

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从克莱德的父亲那里购买他的遗体。

就连开枪射杀他们的骑警，事后也想要一点“纪念品”。

Hamer和他的同事们收藏了福特车上找到的枪支，以及克莱德用来迷惑警方的5个假牌照，另外，还带走了邦妮放在车里的衣服，以及克莱德的萨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归还这些物件时遭到了拒绝。

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当作纪念品高价拍卖掉。

劫匪死了，留下一地自由的错觉。

在几个月内，亡命之徒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尼尔森也迎来了相似的结局。

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尾。

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莱德身上的107发子弹，却持续地发挥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关于邦尼和克莱德的案件研究、生平报道此起彼伏，两人的“传奇事迹”逐渐成了歌曲、书籍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

这种狂热一路高歌猛进，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

1967年，电影《雌雄大盗》横空出世，旋即成了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还斩获了两座奥斯卡小金人。

而作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莱德，也从恶棍、逃犯，一跃成为了荧幕偶像。

在电影中，邦妮与克莱德来到一个农户家中，农户面有戚色说：“银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车中，沉思了一会儿，面带兴奋，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

婴儿潮一代马上被这种“反政府的英雄”俘获，在“依然失败的经济体系”面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向往起“邦妮与克莱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

这种叛乱精神，与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谋而合。

“人们正合力设计一种情感的新的出口。”达拉斯的历史学家John Neal Phillips这样解释近乎泛滥的“邦妮和克莱德现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样，“自由”被误用的后果很快便初见端倪。

人们声称“人是自己的主宰”，购买枪支是为了“给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购买毒品是因为“人民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入身体和血液”。

一时间，到处都是自由错觉的碎片。

不得不说，

邦妮和克莱德在当时那个年代备受追捧，或许与美国经济萧条、社会动荡有关。

人们希望看到有人挺身而出，对抗体制。

可事实上，无论罪犯背后有什么样的华丽故事，电影如何的美化他们的形象，都无法洗白这对滥杀平民的连环杀手。

他们只是一对胆大妄为、嗜杀成性的亡命徒，而其行为与自由、爱情甚至是正义都毫无干系。

而去追捧一对杀人犯，是一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