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出现数次佛教法难，其中以三武灭佛最为著名。三武灭佛中有两次发生在南北朝并立时期的北朝，还有一次则发生在延续北朝国祚的唐武宗时期。然而就在北朝展开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之时，南朝三百八十寺的盛况却同时出现在华夏大地之上。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同时期的南北两个政权对待沙门的看法如此迥异呢？让我们分别从双方的视野梳理其中的脉络缘由。
鲜卑入主中原，寻求法统依据
在经历了北方漫长的厮杀之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开启了鲜卑人统一中原与东晋对峙的局面。当时的中原百姓都还认定司马氏才是天下共主，因此拓跋氏要想维护好自己在汉地的统治，仅仅提拔任命一些汉人门阀士族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寻求自身统治中原的法统依据。
然后身为草原鲜卑出身的北魏皇族虽然采纳了儒家的一套治理国家的逻辑，但显然并不能从儒家那里获得法统理论支持。因此扶持中原土生土长的道教，并且将其奉为国教就成为北魏皇帝对中原统治的最佳抓手。所以佛教体系对北魏皇权并没有吸引力。
鲜卑贵族勾结沙门谋逆
皇权为了自身的稳定而选择采纳儒家士人和扶持道教，然而草原出身的鲜卑贵族却害怕汉族世家门阀借此壮大，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从北魏一直到北周期间，均有鲜卑贵族勾连沙门势力妄图谋逆。
当时的佛寺并不像后来那么讲究与世无争，当时的沙门激进思想很旺盛，对政权存在极强的野心。不过这些反叛行为在日益庞大的洛阳胡汉官僚集团面前，不堪一击。但由此引发的灭佛行动却对佛教进行了数次改造。
不事生产的僧尼，兼并土地的庙宇
其实不论是北魏太武帝还是北周武帝，原本对佛教都没有太大敌意。然而北朝的僧尼根据传统的教义是不事生产的，在当时那种战火连天的社会背景下，大量人口因此遁入空门以求逃避被兵役和税赋。这就导致户籍的流失，不论对朝廷还是坞堡庄园经济模式下的士族门阀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另外，佛寺为了养活越来越多的僧尼人口，常常巧取豪夺，兼并了大量土地。大量无土地者的出现，又引发了新一轮僧尼人口的增加。如此循环往复，促使北朝皇帝几次痛下杀手，逼迫僧尼返俗、寺庙退还耕地。
硬实力不足，就拼软实力
既然佛寺对北朝统治产生了如此危害，那么为何在南朝皇帝那里却十分吃香呢？这还得从政权的法统正当性说起，北朝难以被儒家冠以中华文明的正统，南朝同样如此。自从刘裕篡晋自立之后，虽然南朝大力开垦江南，迎来了南方的人口发展，但却依旧难逃得位不正的指责。而宋齐梁陈的不断更迭，更促使这种指责日益深化。若是其他王朝，通过漫长的统治或强大的武力或许可以逐渐改变这个局面，但是南朝都颇为短命，且在同北朝的武力对峙中落入下风，所以必须想想其他办法。
南朝的办法就是宣扬自身精致的文化艺术，并将其洒向海外。而宣扬自身文明水平的最好媒介，就是还处于热衷传教的佛门身上了。相对来说，对南朝皇权持保留态度的儒家和北朝国教道教都被排除在外了。更何况这两股势力本身并不热衷弘扬文化。
南朝文化，远销海外
佛教在南朝吸纳了繁荣的文化之后，也确实如预料的一样四处传播，成为宣扬南朝文化艺术的媒介，并通过僧侣将影响力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促使海外番邦承认自身的正统性。
在南北朝期间，北朝对军事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统一天下的举措奠定了日后隋唐时期的统治基础，而南朝繁荣的文化艺术和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同样宝贵无比。隋唐在南北朝的基础上统一之后，迸发出十分璀璨的文明火花和海纳百川的胸襟情怀，最终让中华迎来了一段盛世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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