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反对996的时候，到底在反对什么

其实互联网行业一直就流传着这么一句话：996或许会迟到，但决不会缺席。

这是一句对行业潜规则饱含心酸的调侃，但在今年年初，由杭州某家电商公司在年会上明文搬上了台面：“工作时间从早9:30到晚21:00，每周工作六天，如遇到紧急项目，时间不限，工作家庭平衡不好可以离婚。”

等到近日，当看到来自程序员的反击——GitHub上的996.ICU时，不得不承认，996工作制已经像瘟疫般蔓延开来了。

这是一个由众多程序员共同在编的项目，不少程序员自发花费业余时间对这个项目的语法、格式删修增补。其中贡献率仅次于项目作者的程序员叫“bofeiw”，还是位在澳留学生，他的焦虑是：“一旦毕业回国，恐怕就要加入 996 的“码农”大潮里去。”

1.

身处澳洲的bofeiw，反应如此强烈，倒是让人好奇澳大利亚的工作制了。

在澳洲，政府规定的最长工作时间是每周38小时，可以低，不能高。法定的是五天工作制，但通常，人们的周末热情在周四就会开始涌动，主要原因在于澳大利亚是周薪制，每周四就是发工资的日子。

于是周末狂欢，常常从周四晚上就开始了，到了周五，宿醉之后无精打采的工作状态十分常见。在星期五中午，人们在电子邮件或者电话沟通时候，互道再见都已经开始使用祝你有个好周末作为结尾用语了。

当然，服务性行业在周末依旧会有人上班，比如一些政府机构，周六上午会开门半天，以方便周中上班的人办理事务。而这样的机构会采用轮班制，周末双薪严格实行到位，因此一些年轻人也乐于排班到周末，毕竟下周四就能拿更多工资出去浪了。

法国也有类似每周最长工作时间的限制。如果一周超过额定的35小时工作时间，就是违法。

尽管很多工作者对此甘之如饴，但另一面，它竟然也是一些人的桎梏：不少低收入者企图通过更多工作来赚取更多工资的想法，是不被法律允许的。

虽然有议员鉴于法国的经济发展态势，主张允许劳动者可以多劳动，多赚钱，但在工会的阻力之下，根本批不下来。

众所周知，法国工会的力量比较大，而工会觉得延长工时会损害工人的休息权，这样工人和家人在一块的时间就会更少了，所以不同意。工会不同意，谁也没办法，动辄游行罢工，这些年来，也着实不少见。

安逸的工作时间和高福利让法国政府赤字严重，但法国总统一想有所动作，进行改革，反对的唾沫就能让他洗把脸。

2.

休息权至上的理念在欧洲人民心中有多根深蒂固呢，以至于在他们的游戏中都有深刻体现。去年，由波兰开发商推出的名为《冰汽时代》的游戏里，玩家扮演冰雪末日的背景之下的新伦敦市长。

在这里玩家需要做一个惨绝人寰的决定，那就是将工作时间从8小时延长，对于欧洲玩家来说，这是人性的拷问，道德的困境。但对于我们，这是不能理解的，都世界末日了，全民无休大生产简直是理所当然啊。

这大概是时代造就的文化理念不同。

还是来看看时代背景，在十九世纪初，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就已经提出了“八小时工作制”，那句著名的“8小时工作，8小时休息，剩下8小时归于自己”也是出自于此。

不过也只是提出了而已，欧文的话再怎么漂亮也不可能让资本家原地成佛，剥削也还是在继续。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是工人的常态，比起现在的程序员有过之而无不及。

真正导致了转变的，还是工人运动的反抗。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欧洲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美国工人罢工……终于在1889年7月，将三年前美国工人争取8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日5月1日，定为了国际劳动节。

“工作时间小于8小时”这份理所当然，是由血泪铺垫而来的，就算是世界末日，也不能夺取工人斗争胜利的成果。而“延长工时”对于他们来说，始终是有血海深仇的敌人。

3.

而在东亚文化圈，倒还没有这么尖锐的文化传统，如果是特殊时期，007（全天工作，一周七天）那我们就义不容辞的007。

具体是怎么拼搏奉献的没必要再谈，大家都太熟悉，只是在忘我的奉献精神背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这才是不想被冠以“剥削员工”名号的资本家需要思考的。

日本的社畜一向是以奉献自己的企业为荣的，至少某一辈日本员工是这样，他们用企业为自己冠名，自称“松下人”“雅马哈人”……归属感可见一斑。

松下人所在的松下电器是日本最初提出终身雇佣制的公司。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最初就给了员工这样的承诺，“松下员工在达到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不用担心失业。企业也绝对不会解雇任何一个‘松下人’”。

二战之后，终身雇佣制在日本普遍推行开来。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终身雇佣制其实也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种演变：员工对待公司有着某种忠诚度，而公司也会善待员工及其家人。

这是一种相互的关系，而非单方面的无理索取，等到榨干了一方的价值，便一脚踹开。这样的文化也是日本社会认同的，员工像武士一样忠心耿耿，玩命奉献，跳槽的人收入反而会下降。

就算是在企业难以为继的时候，要求员工做出牺牲，也不是理所当然。

1949年，战后的丰田汽车急需重建，但银行的贷款前提便是让其裁减冗员。但创始人丰田喜一郎不愿意裁人，甚至想自杀谢罪，但不裁员，就只有破产。最后丰田喜一郎的决定是辞去了自己公司职务，以作为裁员的表率，终于打动了员工，自愿离了职。

而对于企业来说，为员工提供好的福利、工作机会是他们的使命，无论倡导怎样的经营理念，都应以不作恶为前提。还是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说得好：企业是社会的公器。

当然，不管东方西方，公司员工为了自身利益与公司对抗、斗争的故事也都屡见不鲜，但不能否认，那些得以善终的，往往是领导人与员工共进退的企业，而绝非想着，你不接受996，总有人接受996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