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袁剑：区域、文明，还是历史连续体？-中国的中亚叙述及其话语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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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下对于中亚的认知,存在着不同的定义与框架。中亚究竟是一个区域、一种文明还是一个历史连续体,影响着我们观察外部世界的整体观念,并将反过来影响中国的自我认知。本文从俄国与"中亚问题"的内在关联性出发,探讨了中亚在俄国、苏联和俄罗斯语境中的定位,并分析了同一时期中国对于中亚的认知及其变迁过程。文中指出,近代中国对中亚的认知,所体现的不仅是当时中国在对外视野方面的转变,更在于这一区域本身对于中国理解自身内部发展所具有的对照性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亚与东亚一样,成为中国与中国知识界对于自身相关问题及其发展理念的区域性折射,只不过东亚部分指向的是中国东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而中亚所指向的则是中国西北部的区域性认知视野与期待。为此,我们需要找回中亚作为区域的"时空感"、作为文明的"时代感"和作为历史连续体的"边疆感",从而形成更具连续性和完整性的一般中亚观。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袁剑，本文首发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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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类型与中亚问题

当我们谈论中亚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作为与中国具有历史与现实紧密关联性的区域，中亚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是我们在思考中亚的时候始终需要关注的，因为中亚虽然有其欧亚腹地的地理学特征,但其历史本身往往处于外部的关联影响中。因此，要理解中亚,中亚与中亚之外的世界都必须了解。

目前，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构成的中亚，作为当代世界版图上的一个重要单元，同时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周邻区域，不论是对于欧亚大陆的稳定，还是中国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因此，理解和认知这一区域本身在近代以来的变迁，将为我们提供认识这一区域当下与未来的基础与可能。正如美国学者苏塞克（Soucek）所言：“因其处于‘中央’位置，中亚地区过去曾是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国际贸易网络的中心。现代黎明时分发现的大西洋欧洲和东方诸国之间的海路航线，将这一地区地处欧亚大陆中心的优势转化为身处逆境的内陆地区。随着冷战的谢幕，我们听到更多的是关于一个解放的中亚恢复其往昔的战略和经济重要性的传闻，往往与‘丝绸之路’和重新发现这一地区地处‘中央’的优势有关。现在，在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难以接近海运的不利条件看来再次困扰着地处内陆的中亚，其中心位置可能成为一个包袱而非一项资产。一种强有力的补偿应当是一项改进的强化措施，那就是大力发展中亚与其近邻，即俄罗斯、中国、印度次大陆和伊朗的贸易和其他关系。”［1］

作为中国的中亚周邻区域，中亚本身也构成了一种独特的邻国类型。如果我们考查当代中国周边邻国的地理位置及其与中国的历史－文化关联性,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1）域外海岛型，如菲律宾；（2）儒家文化圈型，如朝鲜、韩国、越南等，日本也可大致归入此类；（3）佛教文化圈型，如缅甸、老挝、尼泊尔、不丹等；（4）其他文明型，如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5）某些阶段共享历史型，如蒙古国；（6）部分互嵌型,如中亚五国。在叙述中国与这些邻国的关系史方面，往往会体现相应的分类学特征,并因此影响到整个知识界对于这些邻国或周邻区域的整体认知框架。中亚五国所在的区域，作为一种独特类型，在与中国的历史与当代互动中，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周边与外域认知。

与此同时，受19、20世纪以来的地缘政治现实的影响，我们对于中亚的认知，往往会放到俄国扩张－苏联治理的整体背景中加以考量，这当然能够使问题域变得集中。但在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在19世纪俄国扩展的趋势中，中亚议题本身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与部分,它在俄国－苏联问题的整体空间中并不占据关键性的部分，却对俄国－苏联之外的其他区域与国家在整体结构方面形成重要的影响。在这中间，“东方问题”可以成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的切入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俄国与土耳其关系的时候，曾指出了俄国与东方问题之间的某种内在关联：“每当革命风暴暂时平息的时候，一个老是反复出现的问题必定要冒出来，这就是永远解决不了的‘东方问题’。例如，当第一次法国革命的暴风雨过去，拿破仑和俄皇亚历山大签订了蒂尔西特和约，瓜分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时候，亚历山大利用了暂时平静的时机，把军队开进土耳其，向那些正在从内部摧毁这个衰败中的帝国的势力‘伸出援助之手’。再如,西欧革命运动刚被莱巴赫会议和维罗纳会议镇压下去，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尼古拉就又给了土耳其一个打击。几年以后，当七月革命以及随之发生的波兰、意大利和比利时的起义已经过去，于1831年经过改造的欧洲看来已经摆脱了内部风暴的时候，东方问题于1840年又几乎把‘列强’卷入一场大战。现在，正当目光短浅的当权的侏儒们因成功地使欧洲摆脱了无政府状态和革命危险而自鸣得意之时，这个永恒的题目，这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又来了。”［2］可以说，19世纪的欧洲及其周边区域的问题通过“东方问题”的方式得以呈现，进而影响了俄国与土耳其对西部欧洲的认知以及俄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这种结构性的三角关系决定着俄国在欧亚大陆中的自我定位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世纪中叶的俄国扩张，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过程，东方问题在这里与中亚问题联系到了一起，成为俄国在欧亚大陆推进的两大方向。它要在西部瓜分土耳其，进而夺取君士坦丁堡，从而彻底控制黑海周边地区，以进一步打通通往地中海和征服巴尔干半岛的通道。这一计划随着1856年俄国克里米亚战争的彻底失败而瓦解，并进而削弱了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俄国从哈萨克草原南下的势头，从而打断了俄国以包抄的方式夺取中亚的计划［3］。俄国只有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放弃了对土耳其方向的战略进取策略之后，才将扩张力量的重心转移到亚洲方向，进而使原先欧洲的东方问题转变为欧亚大陆的东方问题。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中亚地区经历了其自身最为关键的转折期，一个从千年历史互动的中心与枢纽区域向帝国力量中心的边缘区域的转折，一个从草原世界秩序的原生区域向新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附属区域的转折。我们如今对于中亚及其未来定位的思考，实际上都建立在对这一转变的认知与理解之上。

中亚从地理上而言，有其具体的定义，笔者曾有专门文章加以阐释，此处不再赘述［4］。而随着中亚在近现代进入俄国－苏联的政治经济空间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国家独立,就形成了作为连接地带的中亚，以及作为“战争与革命”“和平与发展”等主体问题边缘附属地位的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之下的“中亚问题”。这一问题的形成,一方面在于中亚本身所具有的亚洲次区域的定位，在另一方面，则涉及到中亚本身与近代帝国主义力量及其势力范围之间的结构性关系问题。由于中亚在近代作为俄国版图的一部分以及与俄国本土相区别的双重性，因此就在认知层面形成了与一般意义上的俄国语境所不同的独特空间。结合具体的研究空间，我们会发现，在相关的研究领域称谓上，我们有接续苏联东欧研究传统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有对于整个欧亚大陆北部区域加以关注的“欧亚研究”，有针对具体国别进行的“俄罗斯研究”，而很少有专门针对中亚议题进行的“中亚研究”。在欧亚板块方面与此相类似的实际上还有“高加索研究”等。这种情况表明，中亚虽然是欧亚大陆东西部的一个连接地带，但在具体的问题域方面实际上并不处于中国域外知识的连接性地位，而处于边缘附属的位置。这种边缘附属性特征，构成了我们如今认知中亚历史进程的整体性背景。

在俄国、苏联以及以后的历史空间中，中亚所处的位置和扮演的角色各不相同,这其中既有内部秩序的因素，也有外部环境的影响。概括而言，沙俄时期的中亚，尽管已经成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但在帝国的政治结构中,依然属于编外地域，与其欧洲核心区块存在巨大的差异，当地原有的汗国结构遗存与省制依然混杂在一起。对于当时的俄国沙皇及其政府而言，中亚区域与内在群体的“忠诚”是最为关键的。早在16世纪，俄国就力图与中亚形成某种关联。自从16世纪50年代俄国征服位于伏尔加流域的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其势力就推进到了里海区域，开始真正面对一个广阔的中亚地带［5］。但由于当时贯穿伏尔加河与里海之间的贸易商道被当时的哥萨克人所控制，因此这一时期俄国与中亚之间的交流还存在一定的阻碍。随着17世纪的到来，俄国在东进西伯利亚的同时，也开始了向中亚的推进。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中亚各汗国依然处于繁荣时期，因此俄国在介入中亚的方式上采取了独特的手段，他们给予中亚商人以特权，准许其为俄国贩卖当地奴隶。当时的哈萨克人不仅将卡尔梅克人和西伯利亚的鞑靼人贩卖到俄国的奴隶市场上，而且也将俄罗斯人卖到中亚各汗国为奴。基于这一原因，当时的俄国高层常常将哈萨克人看成是导致当地动乱局面的根源以及向中亚地区扩张的阻碍，因此哈萨克人就成为俄国着力征服的对象［6］。而随着1847年俄国控制哈萨克草原，加之1861年美国内战的爆发所导致的全球棉花供需失衡，当时适合棉花种植、人口稠密的费尔干纳地区也逐渐进入俄国的视野,对这一地区的最终控制是在对当地的三个汗国——希瓦汗国（始建于1512年）、布哈拉汗国（始建于1501年）和浩罕汗国（始建于1710年）征服基础之上的。作为15—16世纪帖木儿帝国的历史遗存，这三个汗国控制了人口众多的费尔干纳谷地。俄国对于费尔干纳谷地的最终控制，拓展了俄国的版图，而更重要的是，俄国也通过控制和发展当地的棉花种植和出口，真正参与到当时因美国内战而造成的世界棉花短缺的贸易契机当中，最终有力地推动了19世纪后期俄国经济的大发展。此外，为了消除当时欧洲列强尤其是英国的顾虑，在1864年，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宣称，俄国的动机实际上非常简单，只是需要保证有一条有效的边界，俄国只有在推进到定居国家的边界时才能够停止，而一旦俄国在这些地方停下来之后，就会修筑一条堡垒线来保护它的边界，从而使习惯于劫掠的游牧群体意识到贸易要比劫掠更合算，而俄国也将会赐予他们“西方文明”的荣光［7］。可以说，在此基础上获得的中亚“忠诚”，既在于保障俄国政治结构和帝国框架的稳定，更在于借由这一区域，使俄国得以成功地在近代世界分工和世界体系中获得稳定的经济角色，并进而在经济成功的基础上，奠定更为坚实的政治与经济基础，这种基础要远胜于克里米亚战争之前的俄国。

苏联脱胎于俄国既有的地理空间，但其本身是一种力图超越俄国历史与传统的新尝试。它试图以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和苏维埃结构来整合原来俄国内部的群体、宗教与认同，并以一种超越斯拉夫主义的超国家架构来搭建之前未曾有过的共和国联盟结构。虽然这种理念最初诞生于当时的革命领袖对于俄国欧洲部分的思考，但在这种大背景下，中亚区域成为一片更大的试验场。通过20世纪20至30年代的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苏联在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理念的指引下在中亚推动了其群体平等话语的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平等”成为这一时期苏联中亚及其在苏联内部关系和央地关系层面的关键性定位。

随着1991年中亚各国的相继独立，中亚本身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俄国、苏联的法定继承国——俄罗斯联邦版图空间的一部分，俄罗斯也在政策实践中放弃了苏联时代的一些理念，中亚本身也转变为新的独联体和俄罗斯对外关系框架下的安全、外交与合作问题，政治和国家层面的“安全”成为这一时期俄罗斯在中亚着力追求的主要内容,其政策走向都围绕这一关键内容展开。

总体而言，在俄国、苏联和后苏联空间中，中亚地区分别扮演着“忠诚”“平等”和“安全”这三个不同的角色，而中亚问题也相应地呈现为不同的表现形式：俄国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帝国－边缘”结构及其如何维系与治理的问题；苏联时代的中亚问题，实际上指向的是“革命－桥梁”结构及其如何在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下加以实践的问题；而后苏联空间中的中亚问题，则转变为“国家－关系”结构及其在内部关联性断裂的情况下如何保障国际关系稳定和自身发展的问题。理解这些阶段性特征及其结构变化，将为我们更好地认知和思考中亚在中国叙述中的定位及其未来走向问题提供必要的前提与基础。

中国叙述中的“中亚问题”及其特征

区域特质源于自然环境。欧亚大陆本身复杂的自然环境塑造了千百年来人类在各区域内部的独特生活与组织方式，并进而影响了当地民众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与沟通方式。各种“丝绸之路”的出现与发展，正是欧亚大陆内部复杂性的体现。法国学者格鲁塞认为，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北部，这条纵向的欧亚草原地带分别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及蒙古高原北缘和中国东北部会合。吴于廑先生指出，在欧亚大陆，“宜于游牧的地带基本偏北，几乎和农耕地带平行，东起自西伯利亚，经我国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直到欧洲中部，也是自东而西，横亘于亚欧大陆的居中地带”。他将这一区域称为游牧世界，并认为，在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之间，“从亚欧大陆的东头说起，兴安岭、燕山、阴山、祁连山、昆仑山、兴都库什山、萨格罗斯山、高加索山，直到欧洲境内的喀尔巴阡山，大体上构成它们的分界线”。以上两位学者的研究，为我们明确了这一具有连贯性的欧亚地域区块所具有的独特性，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围绕着这一生态区域，欧亚之间的草原丝绸之路得以逐渐成型。

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同样可以发现，具有被称为斯基泰纹的独具特色的金制或铜制动物纹饰器物，在西至黑海周边，东至蒙古高原和华北地区的草原地带各处遗址中都有所发现。这充分表明，当时草原区域内部东西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交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态。对此，苏联考古学家鲁金科指出：“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影响范围，并不是仅仅局限于东方诸畜牧部落的艺术，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汉代中国艺术产生了影响……诸畜牧部落对于中国艺术的贡献尽管微弱，但绝不是完全没有。中国匠师们并不是单纯的摹仿者，他们将吸收来的一切予以适当的改造。他们也改造了‘野兽纹’，使其适合于自己的审美观念。”可以说，这种跨越欧亚的共同艺术样式，成为我们理解草原丝绸之路内部连续性的重要媒介与契机，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和认知古代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窗口与路径。

区域、文明、历史连续体：关于中亚的叙述及其分类

中亚在欧亚大陆的人类互动中占有一个相对特殊的位置,其内在的阻隔性与联通性并存。正如著名的中亚史学家汉布里所指出的：“中亚在人类历史上起了两种独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矛盾的作用。一方面，由于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旱以及缺乏交通上的自然凭借（中亚多数大河都向北流入北冰洋）的结果，中亚的主要作用是隔离开了其周围的中国、印度、伊朗、俄国等文明。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中亚的古代商路，也为中亚周围的诸文明提供了一条细弱的，但又绵绵不绝的联系渠道。正是依靠这些渠道，中亚周围诸文明在各自得到一些贵重商品之外，还得到了一些对方的有限的知识。如果不是中亚商路的话，它们就得不到这些，或至少要困难得多。”［11］这种对于中亚的基本定位，为我们提供了认知与思考中亚所应具有的“时－空”背景。

以“时－空”背景为基础，我们关于中亚的叙述，从总体上看存在如下三种基本的认知框架：（1）作为区域的中亚认知；（2）作为文明的中亚认知；（3）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认知。这三种框架类型的共存局面，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当下关于中亚认知的复杂性，并依然在这一区域的历史空间与当下范围、文明发展的既往道路与当下传统、政权延续的历史资源与当下书写之间存在着理念和实践层面的差异与冲突，这些差异与冲突也将反过来影响着我们中亚整体观的生成。因此，如何理解作为区域的中亚、作为文明的中亚以及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就显得十分必要。

1.作为区域的中亚认知

在这种认知框架中，中亚主要作为“区域”被定义和存在。在具体的学科叙述和话语分类方面，往往是国际关系、经济学等学科阐释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框架下，“中亚”与“东亚”“东北亚”“东南亚”等作为具有同质性的亚洲次区域单元，形成自身的孤立性特质、板块化特征，并在具体的地缘性研究中被作为均质体加以对待。而在事实上，这些在我们看来是均质体的区域内部,由于不同的地理、生态与人群分布，具有其自身的内部分界逻辑，且其本身次区域名称的形成与公认时间也并不相同，“中亚”的称谓及其内在歧义既是欧洲东方学与近代殖民扩张的产物，同时也跟近现代的英俄大博弈以及美苏争霸与冷战背景息息相关。这些要素都被添加到了中亚的区域认知当中，最终使这一区域本身具有了超出一般化区域的多重内涵。

当然，由于当下作为民族国家区域的中亚，其空间范围直接源自俄国与苏联时期，因此，历史性地理解这一区域及其内部分界的形成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一区域的近现代转变。在历史上，除了费尔干纳盆地之外的中亚地区多为游牧民族的活动区域，当地民族群体的划分往往按照其居住地的海拔高度、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作物类型来进行，并不具有明确的地域界线。随着俄国逐步吞并中亚地区，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亚北部设立草原总督区，驻地为鄂木斯克，在南部绿洲设立突厥斯坦总督区，驻地为塔什干，从而确立起“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中亚治理格局。与这一治理格局相应的则是基于地域与生态而形成的中亚生计群体分布格局。从总体上说，一直到20世纪初期，即便是在俄国控制这一区域之后,当时的行政治理格局基本上依然保持了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符合当时以农牧业为主的区域经济格局及其相关的人口与群体分布态势。

中亚各国当前的边界现状，是苏联在20世纪20—30年代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的结果，这一结果也使得既有的“北部草原＋南部绿洲”的地域格局转变为“哈萨克斯坦＋苏联中亚四国（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Казахстан и СредняяАзия）的加盟共和国格局。早在1924年，当时的苏联政府就开始着手在原俄属中亚地区进行民族和加盟共和国划界，这种划界行为打上了当时政治意识形态的烙印，并没有充分考虑当地的地理特点和既有的行政区划，也没有对当时族群的历史居住格局和文化特征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而是基于政治治理和全联盟“一盘棋”的经济规划需要。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继承了苏联时期划定的行政结构，继续维持现有边界，共同奉行不破坏边界的原则。1993年8月，中亚五国签署声明，进一步确认了这一原则。在此基础上，中亚各国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量，迫切想要解决自身与周边各国的边界争议问题，但由于这一问题的历史遗留特征、多边状况，以及在中亚各国自身民族国家建设所扮演的政治动员工具，因此在具体的解决方面进展缓慢。有研究者指出，中亚各国的公民认同感建立在民族的和领土－文明的认同感基础之上，“与公民认同感相联系的民族性在中亚大的民族中都占优势，除了老的文明中心的居民之外，民族性作为公民自我意识的基础，在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中也占优势。老的中亚文明中心（乃是代表国家的核心）的居民，主要分布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有费尔干纳谷地、布哈拉、撒马尔罕、塔吉克斯坦南部地区和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地区（苏尔汉河州），他们正形成类似非命名的中亚土著民族的公民自我意识，如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在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乌兹别克人，他们是在中亚传统的领土－文明基础上形成的。因为这些领土的大部分是在乌兹别克斯坦，从总体上讲，该国的公民认同感是在古老的中亚国家体制强力影响下的产物，与该国邻国的居民在很多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形成了中亚新独立国家边界冲突的潜在根源。”［12］当代中亚问题中的诸多方面，都与其近现代的空间形成有关。

同理可推，在近代之前的中亚，同样存在着不同时段的区域空间构筑逻辑，这些逻辑在当时语境下也会影响当时各个群体对于中亚区域具体范围及其内部各个政权之间的认知。总而言之，作为区域的中亚事实上充斥着范围与空间上的变动，当下的相关认知有必要注意并揭示这其中存在的流动性。

2.作为文明的中亚认知

除区域认知之外，我们对于特定区域会有文明的认知框架。“中亚”除了具有一般区域的特征之外，还附着了宗教、民族、文化方面的独特性，进而构成了“文明”的基本单位。在相关的学科叙述与话语分类中，包括佛教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宗教研究以及民族语言与文化研究等,主要关注这一方面的议题。

在对中亚的文明定位方面，汤因比曾将作为中亚很大一部分的游牧文明区域作为“停滞的文明”来加以讨论，认为停滞的文明与社会的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因为尝试并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行动而停滞了,并对恰好介于刺激与过分刺激之间的挑战进行了应对。在他看来，那些“流产的文明”，在试图出生的时候，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困难，因而不幸夭折，而“停滞的文明”则赢得了第一个回合，却在接下来的竞争中遭受挫败,如果游牧民族不抛弃自身的游牧标记，就无法超越文明层级，进而向更高一级发展［13］。当然，对于中亚的文明认知，也存在不同的看法。有论者认为：“新的发明，新的思想和新的风俗习惯仍继续由欧洲或近东传至东方、印度及中国；然而印度，尤其是中国，常能居西土之先以贡献其文化特征，这些文化特征对于整个西方世界的历史，实具远大影响。从这许多东、西文化刺激力的不断交换，才可以进言世界史，以别于其他分疆划界的区域史。于此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这些文化特征的互相交换，多数皆经过中央亚细亚。例如吸收欧洲的诸多文明，传播至中国的，就是中亚人；而许多中国的发明，也由他们带回欧洲。因此之故，假如印度和中国可包含于世界史的范围中，则中央亚细亚显然也应受同样的待遇。”［14］从历史的层面来说，这种认知的差异及其多元，正是中亚在古代和近代整体定位转变的表现，它本质上是一个文明的“黑洞”，既吸收其他的文明养料，也吸引其他文明的艳羡目光，但在近代变得黯淡，让人有所畏惧，空留想象。对此，著名的世界体系论开创者弗兰克曾这样解释：“历史绝大部分是由那些有自身目的，尤其是将其胜利合法化的胜利者所书写的，而中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某些胜利者的家园，对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要么被作为历史记述了下来，要么留下了一些历史遗迹。但是，从15世纪开始，中亚及其民众在两个方面都失败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输给了外来者，而原先生活的中亚故土也不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此外，这些失败迅速在彼此间关联起来，整个世界历史的中心从腹地、陆地和东方转向了外围、海洋和西方。”［15］目前，世界的整体状况有所改变，但尚未逆转，因此，作为文明的中亚及其定位依然处在思考与争论当中。

而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层面，在数千年的历史演化中，中亚地区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一是农业生活方式，二是游牧生活方式。“第一种生活方式，是由存在于河流沿岸，例如泽拉夫尚河和塔里木河,或者绿洲地区的农业社会构成的。完备的水利设施，为这些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条件。这样一些定居地区（卡拉库姆沙漠中的木鹿绿洲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形成了被沙漠和草原包围的很小的农业岛。虽然这些农业岛通常是相互孤立的，但一般说来，在多数日用必需品方面，它们还是可以自给的。在这样的绿洲和河流渡口，形成了一些乡镇。这些乡镇不仅发展成了当地一些贵重产品的制造和传播中心，而且还在横贯大陆的商队交通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这些乡镇所处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在其居民中产生了一种公认的‘绿洲思想’，这种思想的特点，就是缺乏智力上的求知欲，这种情况仅仅由那些来往从事商队贸易的人，部分地得到了补偿。

至于那些都市的名流学者们，他们的文化，通常不外乎是中国或伊朗文化的延伸。至少在中亚西南部，正是这些中心都市扮演了伊斯兰教文明渗入中亚的先锋的角色。”［16］第二种则是草原游牧部族的生活方式。“游牧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总是显示出向不同方向发展的趋势。……由于缺乏定居社会因素的影响，中亚游牧生活有它自身发展进化的历史，这不仅可以从游牧生活内部的紧张关系中反映出来，而且也可以从与中亚接壤的诸文明对草原游牧民族的影响上反映出来。”［17］理解这两种生活传统在数千年中亚历史中的持久性与延续性，将为我们理解中亚作为文明背后的社会经济基础提供必要的前提。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具有针对性地面对中亚各个阶段的文明样态及其表现形式时，就必须呈现这一区域农耕与游牧及其所在区域之间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联。此外，如何揭示这一区域及其外部关联过程中曾经有过的诸如佛教文明、俄罗斯文明以及苏维埃文化及其相关遗产问题，也需要我们加以客观全面地认知［18］。

3.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认知

除了区域与文明论述之外，现实中的中亚还存在一种“历史连续体”的叙述。在世界史的实践中，往往通过叙述主体自身文献及周边文献，以欧洲史的时段性来重构中亚的历史脉络，并与周边的区域与历史进程加以对比；而在中国史的实践中，也往往表现为以中国王朝史的时段性来重构中亚的历史脉络；在当下，则更多地表现为中亚各国对自身历史的选择性重述。在这些过程中，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往往是被各种需求主体所捏合的，并存在着各种被捏合的叙述之间的彼此冲突与调适问题。在学科叙述与话语分类上,则主要涉及世界史中的中亚史论述、民族史中的西域史叙述以及中亚国家自身的历史书写等。

在叙述的连续与范围方面,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实践性地域形成某种内在关联。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丝路地区”,其特征在于联系性而非单一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丝路地区的特点是,它把伊朗、印度和中国的文明结合成一体，而自己本身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在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上述三种文明的影响，而且正如生活在中亚大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游牧民族文化一样，沿着丝绸之路的那些绿洲，也构成了这个地区的特色。”［19］而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没有哪个大国在中亚地区长期存在过，而如果说在大草原上曾经建立过这样一个国家的话，那么，通常在经历数代之后就灭亡了。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中亚的绿洲中的一些城邦曾经形成过相对稳定的政治实体，但在历史上，它们往往会受到游牧或其他大国力量的威胁，常常扮演某个外部力量的藩属角色。在历史的实践中，这些绿洲城市很多也是某些较高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体现者，既吸收了外部文明的成果，也成为其他文明的接力传递者。因此，理解这种文明互动过程中的历史进程及其呈现图景显得十分关键。

而在这个过程中，当代的中亚国家也在进行自身的历史叙述，了解和认知这些新的国家叙事风格及其整体历史观念，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区域内部国家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自我定位与走向。例如，哈萨克斯坦在自身的国史叙述中，就已经彻底抛弃了苏联时代的框架，开始以自身作为欧亚历史运动的中心之一来加以定位：“塞人时代的文化表明作为中亚一部分的欧亚大草原是独立于黄河文明和多瑙河文明的具有自己特色的文明单元。欧亚草原文明集各时代各地区文化特点于一身。……在世界上，各个时期都有若干非常活跃的族源中心，其族人就像大锅里的开水沸腾后水花四溅一样向四处扩散迁徙，最终改变整个大陆的面貌……哈萨克斯坦始终是欧亚大陆上这些不规则迁徙运动的中心地带。”［20］从认知角度而言，这种叙述在中国自身对于中亚的认识框架之外，形成了新的历史连续体叙述，值得关注。

目前，在寻找历史连续体的目标之下，对国家感与历史性的塑造，已然成为中亚国家认同建构的基本内容。但在这一目标之下，有一个方面必须进行历史与现实层面的妥协，那就是各国自身所试图追寻的帝国荣耀及其历史记忆，与这些国家在苏联时期的划界现实始终存在着某种错位。在实际上,中亚地区这些历史上的荣耀帝国与现实中的国家疆域无法形成一一衔接的关联，“独占的”与“切割的”国史叙述及其帝国想象无法在中亚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得到彻底贯彻，因此，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共享历史”与“交错历史”都将是中亚各国历史版图与现实疆域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势。在未来，中亚各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依然任重道远，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构筑不同于苏联时期的自我同一性的过程。而由于中亚各国构筑其国家公民认同感的基础不同，因此各国推进民族国家的进程、力度与方式也各有差异，与之相应，其历史连续体的书写也各不相同。

总体而言，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种相对自洽的历史书写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构成中亚域外各国相关论述的整体面貌。而随着当今中亚各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一步推进，在内部叙述方面形成新的历史连续体模式。在可见的未来，在不同的叙述主体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历史连续体的中亚框架是多元的，也会是竞争性的。在中国叙述中如何面对和处理中亚作为历史连续体的结构与逻辑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寻找整体的“连续性”：构筑我们的一般中亚观

由于中亚所在的作为区域、文明或历史连续体的不同定位，及其在不同学科视野之下不同的认知框架，因此，作为区域的、文明的和历史连续体的中亚议题之间所存在的某种错位与缺漏，不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亚及其在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中的整体定位。这种状况，需要我们更为系统地去找到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体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与现实可能性。

我们需要找回区域的“时空感”。在将中亚视为一个区域的过程中，考虑到历史的连续性，这个区域的时空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无法以当前中亚各国的国家疆域去界定整个中亚的历史性疆域范围，有必要更全面地考量本区域的动态变化过程，不仅要关注当代中亚的整体变迁，而且还应该对这一区域在不同时段内的具体范围加以较为明确的界定，从而知晓和理解中亚在人类有史以来的不同时期所扮演的地缘角色及其跟周边区域的独特关系。

我们需要找回文明的“时代感”。在认知中亚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更全面地探究中亚作为文明的阶段性演进历程，不仅关注当代的宗教与社会样态，而且也应该正视古代的宗教与文化变迁及其社会文化形态，从而理解这一区域文明同样存在的阶段性及其历史的“非终结性”，以及中亚在当代和未来的世界文明交往交融中拥有的新位置与新可能。

我们需要找回历史连续体的“边疆感”。我们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历史和当代阶段中亚地区及其内部国家在构筑自身历史连续性空间过程中的主体与边界所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在中亚历史书写中存在的空间外溢与边疆定位问题，结合中国的相关议题，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与处理中亚国家历史话语与中国自身的区域叙述之间存在的差异，并以此来理解当下的“丝绸之路”及其话语实践，它所指代的不仅是一种关于欧亚大陆既有互动与交往的历史与现实，其当代内涵更是对整个欧亚东西方交流与互动的整体建构，这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新的世界视野。我们说，这种视野既跟传统中国在东亚世界的朝贡秩序有所差异，更不同于殖民时代列强竞逐下的帝国秩序，它所展现的是中国认知当下与未来世界的新框架与新实践［21］。

为此，我们需要确立起一般（general）中亚观。这种观念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于中亚的单一化叙述，不应该局限于对于中亚当下历史、文化与宗教现状的描述，而应该形成一幅中亚内部农耕区域及游牧区域互动发展、历史文化演进变迁的完整图景，并揭示其在古代欧亚与当代世界格局中的结构性角色及其内在发展逻辑，从而为构筑我们自身的中亚认知与解释框架提供必要的基础。为此，笔者近些年来，正以此为着力点，对近代中国的中亚认知及其流变问题进行必要的开掘，结合清代－民国、沙俄－苏俄－苏联这一外部语境以及中亚汗国结构、俄罗斯化过程以及苏维埃国家结构这一地方语境，来认识和处理中国对俄、对苏关系这一大结构下的小结构问题，从而揭示从清末到20世纪20年代末、20世纪30年代、20世纪40年代这三个时期中国对中亚区域的整体视野及其转变，力图为构筑更全面的中亚认知作一些有益的尝试。（注释略）■

本文首发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01期。

图文编辑：张泰伦

责任编辑：王靖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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