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知道乔家大院？你该盘盘康百万庄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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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580篇原创首发文章

提起古代商业文明留下的大院，就不能不提乔家大院，但如果你光知道乔家大院，那你确实该补补课、盘盘河南的另一个大院了。

这个大院非同小可，其体量甚至比乔家大院大了19倍！它，就是康百万庄园，是全国三大庄园（另两个为：刘氏庄园、牟氏庄园）之一。与山西晋中乔家大院、河南安阳马氏庄园也并称“中原三大官宅”，被誉为“豫商精神家园”。

这座位于河南省巩义市康店镇的庞大庄园，距巩义市区4公里，始建于明末清初。关于它的传说、推介、文章，网搜一下，尽收眼底。在秦朔朋友圈这一商业文明研究的阵地，笔者想探究：康百万庄园的兴起到底靠的是什么？为什么能兴盛四百年？留下了什么商业文明？

康百万庄园的兴起与影响

用现代的眼光看，康家发迹始于盐业，盛于物流（水运），衰于人祸。新鲜的政经信息，务实的经管策略，高效的人事制度，充沛的资源供应，通畅的贸易渠道，垄断的市场地位，庞大的消费群体，外加良好的公共关系，让康家逐步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储藏这些阿堵物、孔方兄，在康百万庄园内，主人甚至还煞费苦心地设置了精巧隐蔽的“藏宝洞”。

财大自然气粗。以雄厚财力为后盾，康家历代“生命不止，奋斗不息”，康百万庄园逐渐被营建为一座临街建楼房，靠崖筑窑洞，四周修寨墙，濒河设码头的集农、官、商风格为一体的堡垒式综合性建筑群。总建筑面积达64300平方米，共有院落33个，楼房53座，窑洞73孔，房舍1300余间。按功能划分，又可分为寨上主宅区、寨下住宅区、南大院、祠堂区、作坊区、菜园区、龙窝沟、金谷寨、花园、栈房区等十余部分。

捋一捋“小康变大康”简史，不难发现，康家发迹首先得益于“天时”。其突破点在于随着明清传统“抑商”政策的逐步弱化，相当部分的生产力即被释放出来。康家政治嗅觉很是敏锐，于是放开手脚，大胆经营，组成了农、商、官利益共同体，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其核心模式可归纳为十六个字：“捕捉商机，紧抓机遇，大胆开拓，广置土地”。如明朝在许可商户介入盐业后，康家六世祖康绍敬才得以担任管理地方水陆交通与官盐、税务、仓库的官员，积累了政治、商业等相关人脉资源。后来康家转商，盐业可算其经营的第一个实业项目。

此后康家接连投资“军民融合”等项目，获得了清军全军棉花、布匹的供应特权，如康氏家族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际，通过种种手段上下打点，取得了长达十年的、以布匹为主的清军军需品订单；在这之前，康家还垄断了陕西布市。此外，他们又大举进军粮食、木材及石材供应领域，开启了跨省贸易的“低买高卖”模式。尤值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打通企业管理的任督二脉，康家早早就起用了“职业经理人”，其栈房相当于分公司，分别任命了老相公（总管）、大相公（区域负责人）、相公（分公司总经理）、小相公（业务主管或重要的行政管理人员）等等。

万丈高楼平地起。“康氏集团”并非等一切时机完全成熟、一切资源全部到位的情况下才开始正式运营的。他们深谙“理论联系实际”之道：在经营上，基本采用了“以点连面，长藤结瓜，相公负责，栈栈开花”的方式。巩县是康家的大本营、根据地，但他们又在山东、陕西另辟了两个基地。为什么？因为“天下平安、丰收者十之一，灾荒、战乱者十之九”，这样一来，哪怕离大本营较远、发生天灾人祸也不怕，另一个地方依然可以提供补给，以保立于不败之地。因而康应魁在陕西曾说：“宁舍巩县，不舍泾阳”，也是出于商业战略上的考虑。

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康百万庄园好比一棵参天大树，但这棵树的发展壮大，非但没有让周围寸草不生，反而起到了一种示范、引领的作用。在巩义，过去一直流传着“西康东张”、“东刘（开封尉氏刘小五）西张（新安张钫），中间夹个老康”的说法。“西康”就不解释了，“东张”指的便是位于市东部的张祜家，因为当年张家算是东部首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便如今，仅从现存于巩义雪花洞景区入口处张祜庄园的规模（13处院落、80多间楼房、30多孔窑洞），也能遥想张家当年的豪富与实力。此外巩义还有仅靠一代人之力建起的泰茂庄园等。至于大名鼎鼎的镇嵩军司令刘镇华庄园，则中西合璧，保存完整，对研究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和建筑具有很高的价值。

总之，在历史长河的特定时期，巩义堪称“康百万庄园们”的“蜂巢”！ 事实上，作为“中原第一县”，巩义早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即已置巩县。巩县也以“山河四塞、巩固不拔” 而得名，历代因之。又因地扼古都洛阳，故史有“东都锁钥”之称。

如果单靠地利即可“巩固不拔”，那成功、出名的门槛也未免忒低了点儿。托尔斯泰在其名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开篇语为：“幸福的人家大多相似，不幸的人家各有不同”。梳理一番那些在巩义简史上留名的豪富们，我发现，虽然“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但的确“幸福的人家大多相似”。康百万们的崛起，还与巩义当时较为开放、包容的营商大环境分不开。当时巩义以工商业立县，颇有江浙之风，与周遭那些以农耕为主的兄弟县区别甚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果不其然。

康家兴盛四百年靠什么？

有人可能会说，康家兴盛靠的就是官商关系，靠这一关系一时兴盛可以，兴盛四百年，哪里会那么轻巧？

看上图，这是什么？一团乱麻？这就是网、网络。睁眼看世界，看似一团麻、“纷纷世上潮”，其实纷繁复杂的背后，都可以被链接到最核心的元素上去——人！

伟人早就认识到一个朴素而赤裸裸的真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因此，自乾隆时进入全盛、渐成中原巨富的康家，从六世祖康绍敬至十八世康庭兰，康家兴盛了十三代四百多年，之所以能开创“富甲三省，船行六河”的财富格局，一举成为豫商之典范，就和“人和”元素密不可分。

因此，甭管是赈灾安民，兴修水利，还是经营货运、贸易往来，抑或备受争议的“款待老佛爷”，后世研究者均可将其视之为一个个的项目。项目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操纵项目或被项目操纵的人。抓住了人，抓对了人，就可以“四两拨千斤”，就可以开源节流、降本增效、转型升级甚至起死回生，弄个支点去“撬动地球”。

人虽然重要，但并非人人皆可“动人”。要想“动人”，就需实力、套路、技巧、方法、战略战术和机缘巧合。然后因势利导，多路出击，全面开花。因此，康家很有战略眼光，其后世子孙要么入仕，要么经商，有文有武，工农兵学商，各方面都储备有人才；时机或危机一来，或靠“政治献金”博取名声，或联手合作伙伴从中渔利，或果断紧缩银根及时止损。总之，他们从来没有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而是苦心经营了一代又一代、错综复杂的人才网和关系网，进而实施“万物互联”。这，也充分证明了康家精明独到的“算法”与多点下注、旱涝保收的稳健投资心理。

因此，康家做大后，就再也没想过仅仅只过普通“有钱人”的生活。虽然其历代掌门人可能不曾意识到“家族精神文明建设”，但他们却深谙、并践行着名利场的成功公式之精髓：

金钱+信息+社交资本=源源不断的成功机会

这种网状模式，一直持续到被“老佛爷”赐之“百万”之名，一直持续到大河沉船，一直持续到风雨飘摇直至“食尽鸟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康家留下的商业文明

果真，“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是，康百万庄园倘若到此就寿终正寝了，那也就没有身后的盛名与荣光了。

参观康百万庄园往往也会觉得毫无头绪：一是空间大，整个庄园的面积是乔家大院的19倍；二是传承历史长，富了13代，历经明、清、民国400年而不衰；三是文化遗存多，堪称星罗棋布！庄园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其无处不在、形形色色的匾额楹联，如“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要留好样于子孙”等等，眼花缭乱，不胜枚举。

虽然这些匾额对联组合在一起，可以充分展现、相互印证出康家及豫商的一些经营智慧、文化品位、家族处世哲学，但究竟何为核心，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我在这个陈列有农俗、人生仪礼、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商俗、民间工艺，还设立有康家史料、康家珍宝、影视专题乃至文化衍生品等的庄园式陈列馆内，发现了一杆秤、一块匾和一个人。

秤是普通秤，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之间有杆秤”。因此，我寻思着，康家家大业大，不可能不时时衡量一番，自己除了物质财富，还有哪些可供子孙后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这个时候，一个名叫康道平的人出现了。

康道平，康百万家族第十五代传人，字子履，号坦园，喜读诗书，好练武功；曾修寨筑垒，操办团练，保护家业。为鼓励自己也为教育后代，特营建“留余堂”，并请人撰写了“留余”二字及相关铭文制作匾额悬于堂上。从此，“留余”即成为康家重要家训。

“留余匾”是康百万庄园珍藏的中华名匾之一，堪称“镇园之宝”！我的惊奇，首先来自其形制，跟我们司空见惯、方方正正、中规中矩的匾额完全不同：正面看，该匾造型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猎猎飞舞的旗帜，且前凸下凹。前为上，上凸即上留余于天，对得起国家；后为下，下凹即下留余于地，对得起百姓与后代。

“留余匾”匾文比较难懂，为不制造阅读障碍，现译为大白话：为人处世要学会留有余地，不可把事做绝、做得太满。不把技巧使尽以还给造物主；不把俸禄得尽以还给朝廷；不把财物占尽以还给百姓；不把福份享尽以留给子孙后代。明朝隐士高景逸说，“遇事让人一步，自有周转之余地；遇财放宽一分，自有其中之乐趣。”

“退一步海阔天空”、“满招损，谦受益”等中国传统处世哲学之核心，油然而现于匾额之中。

从哲学角度看，我始终认为，但凡物质，总是有限的。与其“竭泽而渔”，不如“放水养鱼”。但如此朴素之理，到了执行阶段，世人往往就收不住手、刹不住车了。

作家王开岭认为，“人类的另一种能量——物质和经济的欲望、征服和攫取欲望、创造和成就历史的欲望、无限消费和穷尽一切的欲望——太强烈太旺盛了。这导致人们一边争宠最后的荒野，一边做着拓荒的技术准备；一面上演着赞美与愧疚，一面欲罢不能地磨刀霍霍。”“从‘香格里拉’情结到‘可可西里’现实，精神上的缥缈务虚与操作上的极度实用，自然之子的谦卑与万物君主的自诩……人类左右开弓，若无其事地刮自己耳光。”

这话是相当中肯的。

因此，该舍的要舍，该丢的要丢，适可而止。让人与社会、自然的利益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和谐共生状态，而不致于使整个社会生态失衡，这应是康氏家族辉煌兴盛四百余年的一大奥秘、源远流长的DNA吧。

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经商有个特点：如果七分合理，八分也可以，那我就只拿六分。这就是“李超人”之所以成为“超人”的高明和过人之处。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人性，自古皆然。李嘉诚让别人得到比预期大得多的收益，那么对方不仅不会在工程管理中搞猫腻吃回扣，而且会尽心尽力地管好这个工程。因此看似李先生赔了一些钱，但他的一个“留余”，却为自己获取了更大的“溢价”。

这也是真正的有中国文化传统的商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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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视觉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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