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最初完全被忽视，后来妇孺皆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观点，最先是在《癔症研究》一书中得到陈述的，该书于1895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共同署名出版。随后更为全面的论述是出版于1899年最后几周的《梦的解析》。（严格来讲，该书出版722于1899年11月的莱比锡和维也纳，但书上的日期却是1900年，第一篇评论的发表是在1900年1月初。）弗洛伊德是一名来自摩拉维亚地区弗莱贝格的犹太医生，当时已经四十四岁。作为八个孩子中的老大，他表面上是个很传统的人。他极其信奉准时，穿英国布料做的西装，料子是妻子挑选的。他还爱好运动，是个敏捷的业余登山运动员，从来不喝酒。另一方面，他还是个“坚持不懈”的雪茄烟鬼。
尽管在个人习惯上，弗洛伊德是个传统的人，他的《梦的解析》却是一部饱受争议的书，而且对很多维也纳人而言完全是一部令人震惊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关于人性理论的四个基本模块首次同时出现：无意识、压抑、儿童性行为（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分成了自我，即自我意识；超我，广义指意识；本我，即对无意识的原始生物学表达。在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的十五年内，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并完善其技术。他自认为很大部分沿用了达尔文开创的生物学方式。在取得医生职业资格之后，弗洛伊德获得了师从夏科的奖学金，夏科当时在一家为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女性而设立的精神病院。夏科在研究中发现，催眠状态下可以引发癔症症状。几个月后，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并且在发表了数篇关于神经性的文章（例如，关于脑性麻痹及失语症）之后，开始跟另一位出色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合作。同为犹太人的约瑟夫已经做出了两个重大发现，关于调整呼吸的下迷走神经的作用，以及控制着人体平衡的内耳半规管。然而，布洛伊尔对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价值，在于他于1881年发明的所谓的谈话疗法。

从1880年12月开始的两年内，布洛伊尔都在治疗一位患有癔病的维也纳犹太女孩，名叫贝尔塔·帕彭海姆（1859—1936），出于病例的目的，他称之为安娜·O。她有一系列严重症状，包括幻觉、语言障碍、精神性假妊娠、间歇性麻痹以及视力问题。在患病期间，她有两种不同的意识状态，经受了长期的夜游症发作。布洛伊尔发现，在后一种状态中，她会在鼓励下讲述自己所编的故事，而其症状也会随之短暂性好转。然而，当她父亲去世后，她的身体状况就严重恶化，幻想症状及焦虑状态更加严重。
但是，布洛伊尔又发现，如果在“安娜”自我催眠的状态下，他能说服她讲述自己的幻觉，她的症状就会有所好转。她自己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谈话疗法”或“清扫烟囱”。布洛伊尔取得的另一进展出于偶然：“安娜”开始谈论某个症状（吞咽困难）之后，该症状就消失了。在此基础上，布洛伊尔最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发现，如果他能说服患者以倒叙的方式，回忆某个症状的发生过程，直到她到达最初时刻的话，多数症状都会以同样的方式消失。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已经能够结束自己的治疗，“完全治愈”了。
安娜·O的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很明显，他对乔治·比尔德关于神经衰弱症的论述不以为然）。弗洛伊德自己曾一度在癔病患者身上尝试电疗法、按摩、水疗法以及催眠法，但又放弃了这种办法，转而进行“自由联想”。通过这个办法，他让患者谈论他们想到的任何东西。正是这种办法让他发现，在合适的条件下，许多人都能回忆起早年生活中的事情，而这些他们都自以为完全忘记了。弗洛伊德得出结论，尽管这些早期事情已经被遗忘，它们仍然能够影响人的行为方式。由此诞生了其无意识以及压抑的概念。弗洛伊德还认识到，这些在自由联想下（艰难地）揭示的早期记忆中，有许多在本质上都跟性有关。当进一步了解到许多这些“回忆起”的事件实际上从未发生时，他又改进了恋母情结这个概念。换句话说，在弗洛伊德看来，患者虚报的性创伤及性心理异常是一种模式，表现的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而是人们暗自“希望”发生的事，证实了人类婴儿经历了一个很早的性意识阶段。他说，在这个阶段内，儿子跟母亲很亲近，并将自己视作父亲的对手（恋母情结），反之适用于女孩（恋父情结）。弗洛伊德又引申说，这种广泛存在的动机持续于人的整整一生，促进性格的确定。
弗洛伊德的这些早期理论受到愤怒的怀疑，遭到不断的敌视。维也纳大学的神经学研究所拒绝跟他有任何来往。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在我周围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真空区。”而他的回应就是，更加投身于自己的研究，并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促使这件事发生的，是他父亲雅各布于1896年10月去世。尽管父子俩的关系疏远了很多年，弗洛伊德惊奇地发现，自己不知怎地竟为父亲的去世所触动，而且许多埋藏已久的回忆竟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他做的梦也变了。他从中辨别出对父亲有一种无意识的敌意，而这种敌意他一直在压抑。这致使他将梦视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的中心思想是，在睡梦中，自我就像“一位在哨岗上打瞌睡的哨兵”。通常情况下压抑本我冲动的警戒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梦因此就成了本我现身的一种隐蔽方式。
《梦的解析》早期的销量就说明其反响不佳。在起初的两年里，600份首印本中仅卖出了228本，而且在出版后的六年中，也只卖出去了351本。更让弗洛伊德烦恼的，是维也纳医学界对该书的完全忽视。在柏林，情况也大致相同。弗洛伊德答应在大学里进行一场关于梦的讲座，但仅有3人到场。1901年，就在他向哲学学会致辞前不久，有人递给他一个纸条，请求他“当要讲到令人不快的事情时，示意并暂停一下，好让女士们离开会场”。这种孤立没有持续下去，而且尽管有很激烈的争议，许多人最终还是开始将无意识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

关于传统看法就谈这么多。现在我们开始重新评价弗洛依德。主要有四项指控。按照重要性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第一，弗洛伊德并“没有”发明“自由联想”的疗法。这是由弗朗西斯·高尔顿于1879年或1880年发明的，并在《大脑》杂志上刊登，被描述为探索“模糊深处”的手段。
第二项指控是，弗洛伊德的书及理论遭到敌视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最近的学术成就已经揭示了其不真实的程度。诺曼·基利在他的《弗洛伊德：没有后见之明》（1988）中说到，在1899至1913年之间发表的44篇（这已经不算少了）关于《梦的解析》的评论中，仅有8篇可被归为“反对”派。本身属于弗洛伊德学派的汉娜·德克在她的《弗洛伊德在德国：科学的革命与反拨，1893—1907》（1977）一书中总结道：“外行人对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理论的反响绝大多数都是很热烈的。”尽管《梦的解析》的销量或许不太好，但它的一个通俗本的确很畅销。正如本章前面所讲，无意识的历史以及一些概念的发展，例如超我、儿童性行为及压抑这些概念，都表明弗洛伊德所说的并不是全新的思想。人们为什么会有如此不满呢？他发表自己的观点时从未遇到麻烦。不像罗伯特·钱伯斯在向广大读者介绍进化这个概念时匿名发表那样，弗洛伊德从未匿名发表过观点。
第三项指控是，弗洛伊德本人对布洛伊尔最有名的患者之一“安娜·O”，即贝尔塔·帕彭海姆的描述存在严重缺陷，很有可能是基于蓄意的欺骗。亨利·艾伦伯格亲自追踪帕彭海姆接受治疗的诊所，发现了布洛伊尔使用的笔记。由于这些记录中的一些措辞跟后来出版的论文中的一致，我们可以确定这些的确是原稿。艾伦伯格及之后的其他人发现，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帕彭海姆曾患有精神性假妊娠。如今学界认为，这是弗洛伊德编造的故事，目的是用来弥补布洛伊尔所叙述的安娜·O病例中明显缺失的性方面的病因。弗洛伊德坚称性是所有癔症症状的根源，布洛伊尔的叙述则跟这完全不一致。阿尔布雷希特·希尔施米勒在约瑟夫·布洛伊尔的传记中甚至说：“弗洛伊德和琼斯关于安娜·O治疗结束的说法应被视为不真实的。”
希尔施米勒本人可以证明，帕彭海姆的许多症状都进入了全部或部分的自发性缓解，而且她并没有经历精神发泄或精神疏泄，事实上，病例记录在1882年突然终止。而且，在经过布洛伊尔治疗之后，她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又住院不下于四次，每次都被诊断为“癔症”。换句话说，弗洛伊德声称布洛伊尔“让安娜·O恢复了健康”是虚假的，同样重要的是，他有一封信清楚地显示，布洛伊尔知道安娜·O于1883年仍在生病，还因为她是弗洛伊德未婚妻玛莎·伯内斯的朋友。
安娜·O病例的重要性，至少从弗洛伊德所描述的方式来看，体现在三个方面。它表明，弗洛伊德夸大了“谈话疗法”的效果。它表明他引入了一个原本不存在的性的因素。它还表明他对待临床资料的态度漫不经心。我们能看到，在他之后的生涯中，这些癖好在一些重要方面，全部在不断地重复。
第四项针对弗洛伊德的指控，目前来讲是最严厉的，但也来源于安娜·O的病例。其整个精神分析的大厦所基于的临床证据及观察，往好的方面说，是可疑或有瑕疵的，而最坏可以说是具有欺诈性的。或许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思想是弗洛伊德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婴儿期性意识一直伴随到成年，只不过没有被意识到，因此才能产生精神病理。“在每例癔病的最后，”他在1896年的报告中提到，“有一个或多个事件属于童年生活的最初几年。尽管几十年过去，但通过精神分析可以重现。”
关于这一点奇怪的是，1896年之前，他未曾报道过一例婴儿受性虐待的病例，但是，四个月内，他宣称从十三个患癔症的病人那里“追寻”到了受虐的无意识记忆。与此相关的是，他认为他的精神分析方法可以揭示产生某一特殊症状的事件或情形，把它们“发泄”出来，通过带有相关情感表达的谈话释放，将获得“净化”，缓解症状。他开始相信，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发现了神经病理学的尼罗河源头……”但是，他继续说—这部分后来受到很大修正——“这些病人从未自愿重复这些故事，也没有在治疗的过程中突然向医师呈现这样完整的回忆图景。”
对弗洛伊德而言，就像他在他的发现中呈现的那样，这些是无意识的记忆，在病人的意识之外，“痕迹从不在有意识的记忆中显现，它只存在于疾病的症状之中”。他的病人，开始治疗时并不知道这些场景，并且他承认，当他告诉他们时，他们“通常会愤怒”。“他们只有在最有力的强迫治疗诱导之下才开始重复它们。”（早期受虐待的情形）如同艾伦·伊斯特森和其他人展示的那样，弗洛伊德早期的方法并非像一个感性的分析家那样安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病人说话。相反，弗洛伊德会触摸病人的额头，这是他的“压力”疗法，并且坚称有些事情会进入他们的头脑——一个想法、图像或记忆。他要求他们描述这些图像和记忆，直到长时间的回忆之后，他们能够叙述出引发他们（假定的）癔症症状的事件。批评家说，换句话说，关于不同症状的深层原因，弗洛伊德有非常固定的想法；他把他的观点强加给他的病人，而非被动地倾听并从观察中获得临床证据。
通过这种非同寻常的方法，他形成了最为著名的一套观察结果。病人在幼儿时期被诱奸，或受性虐待的经历是他们后来精神症状的根源。罪犯分为三类：陌生的成年人；照顾儿童的成年人，比如女仆、家庭女教师或男教师；“不懂事的儿童……大多是哥哥和比他们小一些的妹妹连续几年发生性关系”。这些早熟的性经验通常发生在三到五岁。关于这点，批评家主要争辩的是，弗洛伊德声称的“临床”观察并不存在，它们不过是建立在症状的符号性解释之上的令人怀疑的“重建”。有必要重申，仔细阅读弗洛伊德的各种报告就会发现，病人从未自愿说过这些关于性虐待的事。恰恰相反，他们极力否认。一直是弗洛伊德自己“告知”“劝说”“直觉”或“推测”这些过程。在几个地方，他确实承认自己是在“猜想”深层原因。
然而，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向他的同事威廉·弗莱斯（但是只有弗莱斯）坦言道，他不再相信神经症起源这一理论。这是另一个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件。他认为不可能存在这么多对儿童的性变态行为，何况他无法通过基于这些思想得出的分析而得出成功的结论。“当然，我不会在达恩说，不会在亚实基伦说，不会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说，只有你知我知……”换句话说，他不准备做科学上值得尊敬的事情，公开收回前一年自信满满宣称的“发现”。现在，他开始考虑这些事件可能是无意识的想象，而非记忆。
但是，即使在那时，这一新的情况需要时间才能与他的理论完全融合，因为一开始，弗洛伊德认为婴儿幻想的出现是为了“掩盖儿童早期手淫行为”。1906年，他说，并在1914年再次说到，在青春期，一些病人臆想出婴儿期受“诱奸”的无意识记忆来“抵挡”婴儿时手淫的记忆。1906年，他认为幻想出的“罪犯”是成年人或较大的儿童；而在1914年，他没有指出他们是谁。然而，在那篇报告中，他最终收回了诱奸理论。即便如此，直到1925年，在相关事件发生了将近三十年之后，他才第一次公开承认他早期的女病人大多指控她们的父亲诱奸了她们。这个彻底改变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首先，毫无疑问，他急剧地改变了诱奸情景，从真实的变成了想象的；再者，他把诱奸人从陌生人、家庭教师、兄弟变成了父亲。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做出这种改变是因为缺乏新的临床证据：弗洛伊德只是用同样的材料画了一张不同的画，不同的是，这次是在证据出现二十五年之后。第二，同样重要，从19世纪90年代晚期到1925年，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弗洛伊德治疗了许多女病人，但他从未报告说她们中的任何一人曾提到早期受到父亲或他人的诱奸。换言之，似乎只要弗洛伊德停止探寻，这些症状便不再出现。批评家说，这的确进一步证明，诱奸理论，以及延伸的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或许是弗洛伊德主义最具影响力的方面和20世纪医学和艺术领域最重要的思想之一，更不用说常用说法），被证明具有最不寻常、最歪曲、坦白说也是最不可能的谱系。该理论起源的前后矛盾十分明显。弗洛伊德并没有在他的病人中“发现”早期的性意识：他推断，或直觉感到，或“猜测”它的存在。他不是在仔细的和冷静的观察中发现恋母情结的临床证据：在先前的“欺骗”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能说服之后，他把预定的观念强加于“证据”之上。
此外，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有怀疑精神的科学家都不能再现的过程，这或许是最为重要的证据，就弗洛伊德声称自己是个科学家而言，这便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有哪种科学，其他的科学家用同样的技术和方法都不能再现其实验或临床证据？安东尼·克莱尔，英国的精神病医生和广播员，把弗洛伊德描述为一个“无情的、偷偷摸摸的江湖骗子”，并且得出结论“精神分析的许多基石都是假的”。不同意这点很难。
考虑到弗洛伊德的“压力”方法、他的“劝告”和“猜测”，我们有权质疑无意识是否存在。实际上，一切都是他编造出来的。无意识这个观念，以及它所包含的一切，都可被看作主要是德国，或说德语的人传统上的医学形而上观念的集合，这个谱系十分关键。弗洛伊德总认为自己是一名科学家、生物学家，崇拜并且遵循哥白尼和达尔文的传统。没有什么比这更偏离事实，是时候把精神分析当作已死的概念，连同燃素、长生不老药、炼狱和自古至今江湖郎中发现行之有效的错误的观念一起埋葬掉。很清楚的是，精神分析法不能作为治疗方法。弗洛伊德的许多后期著作，比如《图腾与禁忌》和他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画中“性意象”的分析，都使用了过时和明显错误的证据，是令人汗颜的无知。弗洛伊德主义整个事业摇摇欲坠。
即便如此，事实仍然是，以上各段只是描述了最新的重新评价。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无意识被认为确实存在，受到认真对待，并起到了为本书涉及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奠定基础的作用。这个转变，尤其在艺术领域，对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思想便是现代主义。
（本文摘自《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英] 彼得·沃森 (Peter Watson) 著，胡翠娥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