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上午，日本公布新年号为“令和”，新年号将于5月1日零时正式启用。据报道，“令和”二字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第五卷“杂歌”中的“梅花歌三十二首并序”之序文。天平二年（730年）春，众人在奈良时代政治家、歌人大伴旅人邸宅宴会上赏梅咏歌，结成此作。序文推断是与会者之一，曾随遣唐使船来中国的山上忆良所作。《万叶集》中的诗，大多是用汉字记音的日本古诗，不过此序却完全是地道的汉语，类似魏晋六朝时代的骈文小品，若说它摘自中国六朝骈文，估计绝大多数人都会信以为真：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天平二年正月十三日，萃于帅老之宅，申宴会也。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熏珮后之香。加以曙岭移云，松挂罗而倾盖。夕岫结雾，鸟封縠而迷林。庭舞新蝶，空归故鴈。于是盖天坐地，促膝飞觞。忘言一室之里，开衿烟霞之外。淡然自放，快然自足。若非翰苑，何以摅情？诗纪落梅之篇，古今夫何异矣！宜赋园梅，聊成短咏。
报道还称，这是日本能确认出处的年号中首例从日本古籍而非中国古籍中选取的。听闻此言，不少中国网友顿时感到不服气了，开始多方查阅，考证“令和”一词的来源--没花多大功夫，就在中国古籍数据库搜到了一些类似的句子，如张衡《归田赋》中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等。找到了“证据”，中国网友“傲娇”地丢下一句“欢迎大家继续查查”，言下之意恐怕是“可不就是出自中国古籍嘛！”
众所周知，日本的古代文学史是一部“汉文学”与“日语文学”并存的历史。隋唐时期，大批日本使者赴中国学习和引进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极大的热情学习、汲取中国古典文学。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就是在这一时期编纂出来的。在假名没有发明之前，日本古代的第一批日语文献，如《古事记》《万叶集》也都是用汉字来标记的。
《万叶集》是日本古代第一部和歌总集，全20卷，收入从4世纪至8世纪达400余年间的4000多首歌，其地位相当于中国的《诗经》。
部分日本学者写作《日本文学史》时会有意地贬低汉文学的价值，例如说“汉诗是由头脑里产生出来的理性的文学，卖弄学识的文学。作为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古典作品流传至今的，当然不是《怀风藻》，而是《万叶集》”。但是，在《万叶集》编纂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它的内容与撰定显然也会受到中国文学与诗学的影响。
从学者的角度看，没有必要硬分出新年号是出自中国典籍还是日本典籍。日本古典研究者介绍说：“日本古典中有很多由汉语文言文写成的作品。究其根源都来自中国古典。越是有格调的语言表述，这样的倾向越强。”日本文学研究资料馆馆长罗伯特·坎贝尔的发言也很有代表性：“东北亚是一个汉字文化圈。年号出自中国典籍还是日本典籍，事情不能对立地看。”的确，如今讨论“令和”二字究竟出自哪国古籍，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万叶集》这本和歌集是由一些日本的贵族文人收集编纂起来的，总数四千多首和歌中有长歌、短歌，旋头歌等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篇幅较长的长歌等类型逐渐都被淘汰了，只剩下了“五七五七七”三十一个音节的短歌；后来，短歌又演化成为了共十七个音节的俳句--“缩小”的趋向确立了以短歌为中心的形态，更建立了日本民族的歌体，反映出日本民族“简约”的审美情趣。
此外，在《万叶集》中，歌颂天皇个人的诗歌几乎没有，以恋爱为内容的相闻歌居多，除了反映男女之情，也有触及父母子女之情的。与《诗经》类似，《万叶集》的根源也是个体对生命的自觉。
刚刚出版了松尾芭蕉和小林一茶俳句译作的陈黎、张芬龄夫妇的新书《夕颜：日本短歌400》正即将付梓，他们亦选译了部分《万叶集》中的短歌，其中恰好就有两首日本新年号的出处“梅花之歌”。他们高兴地将译作发来，供读者先睹为快：
我家 庭中梅花，春光中 最先绽放--怎能一人 独赏，悠悠 度此春日？ --山上忆良 梅花纷纷 散落我家庭园， 好似雪花 从远方天际 飘降…… --大伴旅人
如今一说起去日本赏花，大家默认的都是去赏樱花，但在《万叶集》里，写梅花的诗比写樱花的要多。梅花原产自中国，随遣唐使东渡至日本，它保留着中日两国千年前文化交流的历史回忆。有人甚至开玩笑说，要是没有东渡的梅花，也就没有日本的新年号“令和”了呢。
来源：北京晚报 记者：程星
流程编辑：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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