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是高度社会化的职业，需要经历相当专业的培训，武汉是中国现代警察的诞生地。建警之初，张之洞就着意与传统的保甲制度划分界限，全盘仿照日式的建置、职官和队伍，警队教育也一直领风气之先。
1905年，邓贤才结束在日本速成警察科的学习回到武汉，张之洞委派他前往武昌警察学堂当教官。回国的第二年是1906年，邓贤才受命到汉口创办警局，武汉三镇中，汉口的局面最为复杂，众多码头，五国租界，都位于这一带。新的警察制度无疑促进了武汉的城市管理功能，江汉关的一份报告称，街道正在被拓宽，所有新建筑都必须从原线后后退三尺，像在租界一样。警察在城市街道上维持治安，并做出一定的努力，来改进排水管道，张之洞建警之初，就是试图效仿租界的巡警制度。
1902年张之洞建警之后，警察制度在全国迅速推广，从大城市到小县镇各地都有了警察局或巡捕局，警察已成为大众认可的职业。当时的报纸上，关于警察和警政的报道相当常见。1906年8月，上海《申报》报道了一起武昌警察因坚持处罚交通违章，而与知府的轿夫当街互殴的案件，成为一时舆论热点，但政府已经腐烂，警察这个新兴行业也必然摆脱不了污秽。虽然已经从保甲制的兵勇服，换作了新式警服，许多警察还是当年的旧式差役，报纸上时常会揭露警界的丑闻，警察这个职业仍然缺乏社会地位。
邓贤才治下的一名警察，其准岳丈不满意他的社会地位，想要悔婚，但遭到拒绝。一天晚上，准岳父约他去吃饭，把他灌醉后，用刀刺伤其腹部，这名警员侥幸未死逃脱，深夜在街巷号救，当地报纸报道后，引发民众对警察这个职业的讨论。
1906年4月1日，汉口至北京的京汉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全长1214公里，武汉既得舟楫之利，又享铁路之便，货物的流通更加畅快。同年，武汉直接贸易进出口额，达到4000万两白银，超越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经济繁荣的同时，带来的是民智开启，风气开化，从1905年开始，民间办报在武汉日益流行，民办报刊达40多家。
报纸大多掌握在革命党手中，各家报纸宣传共和，针砭时弊，资深报人胡石庵谈及在媒体从业的原因，说自己深以为人民程度尚不足，乃投身报界中，专事鼓吹。报业的繁华无疑也是武汉城市近代化的标志。
进入二十世纪后，湖北连续遭受洪水侵袭，灾区遍及28个州县，越来越多的流民涌入武汉，城市越发混乱。同时，相对开放的大武汉，革命党人风云际会，抗争频繁。1904年，邓贤才的好友黄兴回到武汉，分发《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数千册，一时间武昌城内众人传看，群情沸腾。革命的暗流涌动，而作为朝廷的暴力工具—末代鹰犬，警察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革命党的捕杀。
1904年，黄兴准备在湖南长沙发动起义，同时联络湖北的革命党，密谋刺杀张之洞，不料长沙起义事机不密，被叛徒出卖。张之洞在得知长沙消息后，连夜急令武昌警察总局，出动大批警察围捕革命党人，幸亏武汉的革命党也已得知长沙的变故，黄兴、宋教仁等人都已逃脱。但更为残酷的斗争，即将在武汉上演。
去日本的湖北警察留学生回国后，很多人都加入了推翻清朝的革命，现在，留下名字的有邓贤才、陈镇藩、杨时杰等十数人，他们是中国第一代知识警察。张之洞在1906年离开武汉到北京担任军机大臣，1909年，张之洞去世，在武汉，人们为他修建了抱冰堂，以纪念这位功绩卓越的政治家。由于他培养的许多人才，最终都投身推翻清朝的革命，张之洞也被称为种瓜得豆先生。
190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大幅减少，弘文学院关闭，之后，嘉纳治五郎成为亚洲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邓贤才与黄兴结拜为兄弟的九年后，两个人在武汉再一次重聚。此时，武昌起义已爆发十七天，黄兴赶赴武昌，邓贤才代表湖北军政府，在武昌阅马场为他授印，任命他为起义军战时总司令，此时的武汉已成为风暴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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